“码农”过冬

朱秋雨

2021年末，互联网行业裁员消息接踵而来。12月下旬，有消息传出，百度移动生态事业群（MEG）迎来大规模调整，游戏部门300多人被裁，直播业务被裁员90%。

如果在12月浏览程序员聚集的平台“脉脉”会发现，曾满足无数造富梦的互联网行业如今只给人焦灼感。一名认证为某大厂程序员的用户写道：“感觉全世界都在裁员。”

曾在字节跳动工作近三年的前端开发师康亮对南风窗表示，焦虑就悬在每个人头上，“我不担心我被裁，现在怕部门被裁”。他在11月跳槽去了阿里系的公司，负责新业务，“做不出成绩整个部门可能就没了”。

程序员的命运或许是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直接映射。2016年以前，懂计算机技能的人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实现财富自由并非痴人说梦——单在2014年，中国诞生了两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超级巨头。

但从2017开始，35岁危机、996福报等成了程序员逃不掉的命题，尽管同时，985、211名校的毕业生均扑通地进入这个高薪行业。

康亮自认为摸索到的潜规则是：35岁前要升到P8，40岁要到P9（注：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职级）。“现在招人，如果你干了七八年、30多岁了还只是写代码的执行层，人家不要。”他说。

理由很简单，做程序员拼体力，是高度偏向年轻人的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南风窗记者表示，程序员的行业特点在于“吃青春饭很严重”。

“中国互联网产业链就像一个大熔炉，程序员就是一根根柴火，扔进去燃烧自己，燃烧完了后就化成炭灰、渣渣。”她说。

互联网凛冬将至。来自年龄、市场、行业监管等压力开始挤压新一代的大厂程序员。

他们依然拿着令人艳羡的工资，但大多数人的状态是僵持着，没有前进也没有退路。

人事调整在每年年末都会发生，但2021年的规模尤甚：先是12月初，视频平台爱奇艺被爆“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一些部门裁员比例50%以上；短视频巨头快手也在12月被传裁员，有消息称快手将在年底取消部分业务线，剩余业务线全部搬至杭州，“离职和搬家二选一”。

不过，接受采访的多位互联网大厂程序员皆表示，大厂内部没有公开讨论过裁员消息。

“走一步看一步吧，说不定马上就到我了。”任职于国内某互联网头部大厂的程序员张希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周围人已经形成共识——互联网寒冬来临。

“只要赔偿给够，相当于有了年终奖。”他说。

在头部大厂策略研发岗位的林玲也鲜有听部门员工公开发表议论。只是偶尔，和几个要好同事私下聊起裁员时，她才发出感叹：“啊，原来我们公司还有这样的业务部门啊？”

的确，互联网高歌猛进、多点开花的时代在2021年画下顿号，头部公司的业务调整便是一大信号。

据《晚点Late Post》报道，快手决定将原有的三个海外App合并成为一个。而字节跳动中国区CEO张楠曾在2021年8、9月明确提出“去肥增瘦”，意思要精简冗余的人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硕士学历的林玲有了更悲观的判断：程序员的35岁危机已经提早。

虽然才入行一年半，她已经做好下一步的打算——日常刷题，29岁前考去外企。原因是“不希望（在大厂）把自己完全消耗干”。

她说不清楚是由于公司战略的调整，还是最近几个月新换领导的个人原因，部门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制订的年度目标都很激进。

年度目标决定每个季度的目标和任务，“为了达成这个指标，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林玲解释，“比如说60%是一个合理值，但大家现在会定到80%”。

她因此很难算出一个准确的工作时长。

业务量不多的时候，工作从早上10点开始，12点午休2个小时，工作到晚上9点，接着打车回家修整下，再工作1个小时。但很多日子，上述规律一次次被打破——午休她会节省出至少半个小时工作，周五晚上也不再有迎接周末的雀跃心情。

“我最近在赶一个PPT，晚上会加班至凌晨1点。”

做不完的工作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林玲失去支配时间的自由。入职前，她给自己規划：“虽然要加班到9点，但是我要从8点始的最后一小时，进行知识补充。”后来才发现——“根本做不到，从早忙到晚。”

类似的感觉，有六年半工作经验的程序员刘嘉深有体会。工作三年多后，她跳槽至南京一家阿里系公司，薪水比上一家大幅上涨，但考核上的压力最终将她压垮——“部门领导尤其强调OKR。”

所谓的OKR，缘起于英特尔，发扬于谷歌，如今被中国互联网大厂广泛应用，公司、部门、组和个人都要制定相应OKR。

具体到个体而言，刘嘉解释：“我们先在年初提出对自己绩效的要求，到年底复盘时，再来看提的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与此同时，个体的OKR还要根据上级领导的OKR来定，“你要帮领导分担（任务）”。

让她感到痛苦的是，上级领导在OKR列出关键的一项，即程序员要对技术有研究成果。

“我们要反复想，之前的代码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研究虚拟滚动，渲染表格过去要花500毫秒，现在节省了多少毫秒。”只要有类似的小进展，“写一篇文章出来，把成果推广到整个组”。

这无疑是追求效率提高的机制。但对刘嘉般程序员而言，研发工作已经超负荷，还要加上技术成果的考核，结果便是，五天的研发工作要在四天内抓紧做完，做不完周末继续加班。这些都与年底绩效考核和评级挂钩，程序员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做。

刘嘉最终在有可能升为P7的2020年，选择离职。

对程序员而言，离职似乎不是一个难做的决定。如同孙萍在一篇研究程序员的论文总结，高度流动性是中国程序员的一大特点，“大部分IT程序员认为，要达成个人目标，经历不确定性是一种必然选择”。

康亮告诉记者，从入职大厂的很早开始，他便不再希冀在公司内部实现升职。他最终在2021年走了一条更大胆的路，花了7个月时间准备阿里某子公司的面试，通过成功跳槽升职加薪。

“互联网有个行业规律：3年一个坎、5年一个坎，（薪水）有一个飞跃。”但随着大厂近年人才内卷，康亮和大多数员工一样逐渐在内部“躺平”，不在意绩效考核。

“我蹚出来的路是，要坚持，坚持跳槽。”他说。

而让轻易跳槽得以实现的前提，程序员的工作，技术门槛不高。这一点，受访的五位程序员一致赞同——他们都说自己在做的东西，没有独特性，也没太多意义。会的技术甚至赶不上知识迭代。

“换一个人，两三个月也立马上手了。”林玲表示。

她将自己比作小小螺丝钉，互联网巨头们将每颗螺丝的工作切割得很细，她只会做最垂直的业务。“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厂人多数在大厂间横跳”，林玲说，一方面，大厂象征着某种荣耀，另一原因则是：“大厂人对技术有深度，但没有广度，其他公司可能需要熟悉更广技术的程序员。”

而从康亮角度而言，程序员类似螺丝钉的命运或许从最早的面试便开始了。

要想入职大厂，求职者最基本的准备便是在面试前刷题——解题能力越强，被选中的概率越高。他发现，随着近年应聘人数增长，应届生要被选上，需要刷的题也越来越多。

“至少得刷四五百道，时间基本在4个月”，尽管题库和实际工作内容关联并不大。

刷题虽然无用，但足以证明自己。“首先传递了你是有个毅力、自律的人，能卷的人。”

进入公司以后，考核制度迫使很多员工学会包装自己。“现在流行写PPT写出花来——就是汇报工作。”

康亮解释，负责绩效考核的是大领导，可供查看的东西越好看，如PPT、文档、Bug量、数据，越能证明个人能力强。

这一说法得到林玲的认证，“就算是做程序员，也需要对业务和技术以及最后呈现的效果进行一系列的包装，很互联网”。学会了这些技巧以后，大部分的考核她都能通过。

学者孙萍分析，普遍存在程序员身上的“螺丝钉”感，是因为这群人无时无刻被塑造的认知焦虑。

“以大厂为核心的互联网行业，其实是在塑造一代更比一代强，前浪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基于技术的、通过创新的经验一层层走上来的机制，而是快速更新迭代，榨取碗里的劳动力走人的机制。”

“这不是厚积薄发的文化，而是一堆柴火的文化。”她总结。

有意思的是，继程序员以后，孙萍后來研究了外卖员。她发现，两个群体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竟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拿命换钱”——程序员靠长时间工作获得高薪，而她调研的北京外卖员有三分之二身上都有负债，需要出卖劳动力还钱。

更重要的是，孙萍认为，两者都赶上了互联网红利，让各类背景的人得以依靠努力改变命运。

这也是入行的“前浪”反复抱怨职业，但投身做程序员的人还在增长的原因。

30岁还在从事程序员的刘嘉一直对记者表达：自己对打代码没有多大兴趣。但那是当时她能掌控命运的最优解。

2015年，她从南京某双非一本学校毕业，专业是计算机大类。但在2011年她大学入学时，计算机还属于低分专业，“人都招不满，只能向文科生也开放”。高考分数上不了第一志愿会计学，刘嘉最后被调剂至了计算机。

大学四年，她“稀里糊涂”地将计算机技巧学了个遍——班上将近一半的文科生也让老师主动放低了教学要求。她总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程序员，“家里条件不太好，买的电脑很卡，遇到写代码的作业总觉得很难”。

但在大四毕业那一年，她还是成了班上少数的程序员。理由是找不到别的好工作，只有一个 Java开发岗向她抛出橄榄枝。看到转正后月薪有五六千元，刘嘉去了。

要想获得这份月薪尚可的工作，要先度过三个月实习期。真正开始工作她才知道，实践层面和教科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出现一个问题，它可能有好几种表现形式”。作为新人小白，她经常被一个小小的问题卡住，自学熬夜弄到凌晨，“实在没办法了，第二天就只能问人”。

实习表现并不好，刘嘉的实习期由三个月延长成六个月。她在第四个月时找到了一家南京通讯龙头公司，离开了北京。有了第一份实习的经验，她掌握了向人请教的技巧，也摸索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巧用搜索软件；英语要好，学会看相关技术文章的英文原版。

终于，在第二家公司，她站稳了脚跟，逐渐独当一面地解决问题。

回忆职业道路，刘嘉坚称，“程序员的门槛其实不在技术，而是对人心性的考验上——有没有毅力，然后你到底缺不缺钱，是不是真的想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当这些决心下得足够大，就能做出来（项目），就能在这行坚持下去。”

康亮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最早是从事房地产业，2018年，察觉到行业逐渐在走下坡路，他花了近2万元报了编程培训班，突击学习代码五个月，最后顺利进入字节跳动。

成为一名程序员对他们而言，都是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最优选项。但进去大厂工作几年以后，身体变虚、焦虑、生活失衡，又不约而同地反噬着这一群体。

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其中，最受欢迎的两个选项便是考公务员、去外企。前者生活稳定，后者能不加班地干一辈子。

从阿里系离职后，刘嘉去了南京的一家央企，工资涨了一点，公积金额度足够覆盖房贷。但她还在焦虑——研发部门鲜有35岁以上的人，“总忍不住想，我到了那个年龄，应该怎么办？”

她因此随时为失业做好准备，一是坚持学英语，便于出国去外企；二是坚持攒钱，梦想是“攒到40多岁就退休”。她说，因为太多不确定性，程序员很多都“抠”——“女生连化妆品都很少买，攒钱买房子就可以了”。

在大厂工作不到五年的张希坦言，他产生过很多次想在鹤岗买房的想法，“虽然不太可能”。

他后来又强调，鹤岗只是一个代称，意思是“在房价没上天的城市，过悠闲的生活”。

他很想休个长假，不是那种单纯的休息，“我需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他推荐记者去GitHub看一个叫955. wlb的项目，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这是一个比财务自由相对可得的期望”。

林玲最大的愿望也是这个。她也有预期：随着互联网大厂发展速度放缓，无法承担过高人力成本，程序员的未来趋势将是“逐渐降低工资，减少工作时长”。

“但这个时间可能太长了，我不想去等它了。”

（文中康亮、林玲、刘嘉、张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