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科德人读达尔文

杜先菊

驱动科学发展的，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驱使着达尔文，乘坐着小猎犬号，历时五年，绕行世界四万英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写科研笔记、日记，给家人写信，然后就集成了这本《小猎犬号航海记》。

新英格兰先哲、康科德居民爱默生和梭罗与达尔文差不多同时代，且都关注当时科学发展的前沿，因而，他们也热心跟踪着达尔文的环球旅行和进化论学说。

先看一下历史坐标。爱默生生于一八○三年，达尔文生于一八○九年，梭罗生于一八一七年。三个人中，达尔文居中，比爱默生小六岁，比梭罗大八岁。最年轻的梭罗早夭，于一八六二年死于肺结核。达尔文和爱默生去世的日期仅仅相隔八天：达尔文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爱默生死于四月二十七日。

《小猎犬号航海记》  [英]查尔斯·达尔文著陈红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再看看学术坐标。爱默生一八三六年写成《自然》，一八三七年作了《美国学者》的演讲，宣布了美国的学术和精神独立。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海记》出版于一八四五年，梭罗的《瓦尔登湖》出版于一八五四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一八五九年。

一般人将爱默生和梭罗看作文人、哲人，其实，他们也都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前沿。我参加过几次梭罗年会，年会上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之一，就是梭罗传记的作者劳拉·达索·沃尔斯。她本来是英语博士，却一直对科学史非常感兴趣，早在二○○三年写爱默生传记时，就选择了科学的角度—《爱默生的科学生活：真理文化》（Emerson’s Life in Science： The Culture of Truth）。二○一七年的梭罗二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她的《梭罗传：完整的一生》（Henry David Thoreau： A Life）首发，更加强调了康科德学派在科学上的兴趣和地位。她一再强调梭罗对科学的态度的两重性：一方面，梭罗认为科学和技术使人类生活过分复杂化;另一方面，他观察自然、研究和描述各种自然现象，又充分利用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当时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理论和发现，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梭罗的时代，康科德并不是绿色田园，而是一个工业中心。镇上有磨坊、商店、工厂，梭罗家里就开着铅笔厂，火车已经通车，梭罗在瓦尔登湖居住期间，就常常描述火车从湖边轰鸣而过的情景。梭罗本人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爱默生在哈佛学的是神学，而梭罗学的除了希腊语、拉丁语以及与之相关的希腊罗马历史、政治、哲学之外，还广泛涉猎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地理和其他自然科学。教授们在授课的同时，也带领他们做实验。尽管梭罗从来不以哈佛毕业生的名头为豪，还经常揶揄和讥讽学院教育。但是，他回归大自然，并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观察和记录自然现象，又离不开他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和科学训练。

地质学：梭罗阅读的第一本现代科学书籍，是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一八四○年，他从爱默生家的书架上拿过这本书来阅读。

《瓦尔登湖》中的描写，很好地反映了梭罗的地质学知识。梭罗描述春天化冻时山坡上形成的花纹，既是优美的充满诗意的散文，又是地质学的精确描述。研究梭罗的地质学家罗伯特·索森（Robert Thorson）认为，人们承认梭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其实他关于地质学方面的描绘也是精确的。

土木测量：梭罗挣钱谋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测量。他讲课收入有限，打短工所挣的钱也不多。在他的收入中，以做土木测量所得的收入最高。一八五○年起，梭罗成了专业的土木测量专家：他花钱自己买了测量工具，包括图纸、各种丈量尺、圆规、量线等，还有一件最新最酷的指南针。他甚至还设计了一张广告，谁要是请他测量的话，他将保证测量的精确性。这一点梭罗没有夸张，他去世以后，康科德图书馆收录了他的测量记录，这些记录，是了解镇上地产分界线的重要资料。

动物学和植物学：梭罗也喜欢天文学，但他对天象的描写比较文學化，令人印象更深的是来自希腊罗马神话中那些浪漫的神话故事;比起天文学，他对地上的一切更加感兴趣，除了地质和测量以外，《瓦尔登湖》中最多的是对于植物、动物的描写。梭罗的植物学老师是哈佛大学一流的植物教授阿萨·格雷（Asa Gray），而阿萨·格雷则是达尔文的朋友。

早在一八五一年，梭罗就阅读了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海记》，他从中了解到了火地岛的生态，并且，还在《简朴生活》一章中，引用了达尔文提供的火地岛的资料，来证明人对食物和衣着的需求是可以减低到最低限度的。

爱默生和梭罗都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物种起源》出版于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年初，美国也能读到了，此时，爱默生正在巡回演讲。他等不及要读这本书。尽管他和达尔文的论敌、相信神创论的路易士·阿格西（Louis Agassiz）是朋友，但他却更倾向于相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梭罗对自然科学涉猎更深，与达尔文也更加接近。

感谢梭罗本人翔实的日记，沃尔斯在写梭罗传记时，详细地描述了梭罗阅读《物种起源》的经过。

一八六○年新年那一天，梭罗到他的朋友桑伯恩（Sanborn）家参加新年聚会，一同参加聚会的有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和桑伯恩的改革派朋友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Brace）。布朗森·阿尔科特是《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的父亲，布雷斯则是一名一神教神父、废奴派积极分子。此前，布雷斯刚刚拜访了他的叔叔、植物学教授阿萨·格雷。

五个星期之前，《物种起源》刚刚在伦敦出版。达尔文给格雷寄来了一本样书，格雷读完后借给布雷斯，然后，布雷斯又把它带到这个新年聚会上与桑伯恩、梭罗和阿尔科特分享。于是，一百六十年前的这个读书群里，四位朋友围着《物种起源》，轮流互相朗读着里面的段落，讨论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沃尔斯说，随后的几个月中，梭罗更仔细地阅读《物种起源》，并将其中几页抄写到自己的笔记本里。他抄写的段落，表明他很紧凑地跟随着达尔文的思路，记下了他自己也能确证的一些具体细节—普通驯化家畜来自野生动物，以及其他能够证明自然选择的一些事实。

比如说，梭罗抄写了达尔文的一个论点：在大洋中的岛屿上发现的植物和动物，总是与附近大陆上发现的植物和动物有相似之处，“因而不是在那里创造的”。达尔文告诉梭罗，种子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种子的传播总是有可循的路线，或者在地上，或者在水中，或者在空中。

梭罗对动物植物的描写十分详尽，《瓦尔登湖》书中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最难得的是，梭罗的记载在今天仍然有价值，因为他用文字保留了当时的动植物的许多珍贵数据，当代生物学家能够用梭罗和他的康科德邻居们当年搜集的数据，研究一百五十年来，地球变暖对这个地区产生的影响。

梭罗还详细地记载了三百五十多种花草，不仅记录它们的名称、种类和特性，而且还特地标出了它们春天开花的时间。这就为现在的科学家研究气候变化以及动物植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自从《瓦尔登湖》出版以来，康科德的气温升高了2.4摄氏度（或4.3华氏度）。梭罗记录的物种，有四分之一在瓦尔登湖边已经看不到了，其他三分之一也几近灭绝。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过蚂蚁大战，原来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航海记》中也写了蚂蚁之战。不过，梭罗观摩的是局部战争，他甚至将载有三只打得不可开交的蚂蚁的木片带进室内，用一只玻璃杯将它们扣住，然后拿着放大镜看它们死掐。达尔文写的则是蚁群与其他昆虫之战，一群黑压压的蚂蚁兵分两路，包围住那些昆虫，一群接着一群勇敢地发起进攻。战争规模不同，观察战争的生物学家却是一样地专注、投入，并且还把他们观察到的蚁战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不幸的是，读到《物种起源》时，梭罗已是身体虚弱，并于两年后去世，没有机会更多地接受和应用达尔文的理论。但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物种起源》，梭罗才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细心地观察和记录康科德附近的植被的自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