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咖啡消费前传

许诗雨

澳门

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在澳門出版，其中《五车韵府》第一卷最早将咖啡作为coffee的译名。1833年，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出现了“咖啡”一词。鉴于马礼逊曾在广州学习汉语，咖啡这个译法或许来自于粤语音译。此时，coffee中文译名还未正式确定，叫法五花八门。

广东

于嘉庆年间第六次纂修的《广东通志》第九十五卷《物产·谷类》记载：“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黑酒很有可能就是咖啡。

上海

资料显示当年上海华商外贸行出口咖啡豆250斤。考虑到彼时中国尚无咖啡种植经验，这些咖啡豆很可能为洋商自行携带，或是通过商行等途径输入。

125kg

上海

英国药剂师J. Lewellyn在花园弄（今南京东路）1号开了老德记药店，想把咖啡作为“咳嗽药水”卖给消费者。当时大众对这个新鲜事物并不“感冒”，于是老德记药店除咖啡外还贩售糕点。这间店铺后来被称作“老德记西餐厅”。

上海

英国人史密斯接盘了开在苏州河韦尔斯桥（外白渡桥前身）的理查饭店，改名为AstorHouse，设有弹子房、酒吧、舞厅、咖啡室。类咖啡馆业态在上海萌芽，不过独立的咖啡馆还未诞生。

上海

居于上海的美国传教士高丕第夫人撰写了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籍《造洋饭书》，其中详细介绍了音译名为“磕肥”的咖啡饮料如何制作。由于此书也被用于培训有志于西餐料理的中国厨师，后者试味时接触到咖啡的几率较大。

香港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把咖啡和奶茶这两种饮品带到了香港。据传有码头工人为了解除饥渴、补充体力及提神，将带有苦味的咖啡和茶水混合饮用，这种喝法在后来就被命名为“鸳鸯”。鸳鸯的具体诞生时间已不可考，但后来慢慢扩散至当地各个阶层，成为香港饮食文化的代表饮品之 一。

台山

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后，原本遭到禁止的海外移民与家乡的往来得以公开化。台山等多地的华侨开始与家乡往来交流。在台山博物馆的华侨历史文化陈列中，能见到当地人家使用过的1880年代的手摇磨豆机、1906年的咖啡粉盒、1930年代的镀银咖啡壶等咖啡用具。

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

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向7个口岸税务司下发在《天津条约》签订后修订的进出口货物免税规定，其中的“食品”类目包含糖果、面食品、糕饼、咖啡、可可、巧克力、香料、酱油、调味品、胡椒、芥末等。在洋人、买办和归国留学生的影响下，咖啡在众多口岸城市开始逐渐为人所知。

上海

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880 年在上海虹口地区已出现单独经营的咖啡馆“虹口咖啡馆”，主要服务水手，菜单上不仅有咖啡，还有黄啤酒及黑啤酒。

广州

明末清初生活在广州一带的诗人潘飞声曾在《临江仙·记情》一诗中记录了当时广州一些较为先锋的家庭尝试咖啡的情景。“也许胡床同靠坐，低教蛮语些些。起来亲酌架菲茶。”潘飞声曾去德国柏林大学教过4年中国文学，随后回国。“架菲茶”便是咖啡，后缀的茶字体现了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交融。

《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记载：“咖啡于1884年引种到中国台湾省。”这一年，英国曼彻斯特茶商劳伦斯从菲律宾马尼拉运了100多株咖啡树在台北种植。另有一说是，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颁定的《抚番开山善后章程》中提到了辅导当时的台湾省原住民栽种茶树、咖啡等作物，取代游猎，减少杀戮之举。台湾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种植咖啡的地区，当地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东亚大陆适合培育咖 啡。

大理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在前往云南大理的朱苦拉村传教时，在教堂边种下了一些在越南购买的咖啡豆和咖啡树，这是中国内地可考的最早的咖啡种植。朱苦拉村当年这片咖啡林保存至今，已成为中国咖啡的“活化石”。

蒙自

1905年，云南最早的通商口岸蒙自出现了一家由法国人开办的“滇越铁路酒吧间”，是云南地区最早的咖啡馆。它采用了当时欧洲主流的咖啡馆经营模式，同时出售咖啡和酒精饮料。当地乡绅在与洋人频繁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养成了上咖啡馆、喝咖啡的习惯。

海南（当时属于广东辖下）

《广东省志·农垦志》记载，1908年，“侨商曾汪源自马来亚带回咖啡种子，在海南岛儋县那大地区开荒种植约15万株”。后来又有马来西亚华侨引进大粒种、中粒种和小粒种，分别在文昌、澄迈、万宁、保亭和崖县等地种植。

上海

1914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提及“咖啡店所售为咖啡、牛奶、牛茶、荷兰水、冰忌廉、糖、糕饼等物，福州路丹桂第一台对门之宝利颇有名。”可见当时的咖啡馆销售的商品已极为多 元。

北京（北平）

据《北京青年报》20 17年的一篇文章，北京最早的咖啡馆出现在1914年。东安市场也在1915年引入了咖啡馆业态。

上海

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将cof fee的译法统一为“咖啡”，此前各种音译名词如“磕肥”“高馡”“黑酒”“考非”“架菲茶”等淡出历史。

外部时局动荡导致移民人口涌入，加之本地经济繁荣等综合因素，让上海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出现了一股专营咖啡馆的风潮。这股风潮集中于当时的法租界与虹口地区。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有许多露天或室内咖啡馆，如君士坦丁堡、DDS、文艺复兴等，亦有俄国移民引入的俄罗斯咖啡;虹口的咖啡馆大多面积小而舒适，如上海珈琲、公啡咖啡馆等。“一战”爆发后，当地也因犹太移民的迁入出现了奥地利式露天咖啡馆。公啡咖啡馆还是“左联”的摇篮，左联的筹备会议和纲领起草都在这间咖啡馆发生。世安在《无产阶级的咖啡店》一文里说：“革命文学家们与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大概在工作之余，总得要喝咖啡的，不喝咖啡工作必不进步。”

天津

最晚在1920年代，天津就已出现咖啡馆。天津早年的咖啡馆大多依附于租界内的宾馆饭店开设。1925年溥仪来到天津后，在庄士敦的陪同下开始养成吃西餐、喝咖啡的习惯。正昌咖啡店是当时溥仪和婉容经常光顾的地方。起士林是另一个他们常去之所。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起士林。

上海

1926年的《申报》首次出现了便于煮饮的咖啡茶包产品广告，由西餐馆“同芳居”刊登。广告称这一产品“选用上等咖啡、纯洁白糖，炼制成块，用时只需开水一冲，即成美味之咖啡。”这一产品加速了咖啡的大众化普及。

台湾

1928年，台湾的咖啡首次销往日本，因收获良好市场反响，品质受到认可，开始了产业化种植。

上海

1928年，上海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的西式餐饮品牌凯司令在南京路开业，成为城中热话。凯司令贩售西点、西餐、咖啡，经营种类多元。目前，凯司令依然在南京西路原址营业，是上海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咖啡馆。

上海

1928年，《申報》开设“咖啡座”专栏，这个版面就如现实的咖啡馆一般，人们可以在其间自由地就任何问题交换意见。可见当时的咖啡馆已成为上海大众生活中一个日常的社交场合。

长沙

1920年代末，咖啡馆开始在长沙出现，到1930年代中期一度开出将近20家。长沙的咖啡馆也卖西餐、西点，其中以远东、万利春、易宏发三家资格最老。因竞争激烈，长沙咖啡馆的老板们想出了雇用美女招待客人用来招揽生意。众多女招待中要数远东咖啡馆走出来的胡萍最出名。她后来经长沙人田汉介绍在1931年踏入上海电影界，并在1937年成了电影《夜半歌声》的女主角，名留中国影史。

北京（北平）

1933年4月6日的《北洋画报》上，有一段文字描写北平当时的咖啡馆如何生机勃勃，受摩登男女喜爱。当时北平有三大咖啡馆，且定位不同，西单的英林咖啡馆主要做学生的生意，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主要做成年人的生意，葆荣斋咖啡馆具体位置不详，但顾客以女学生居多。

在1933年出版的《最新哈尔滨市街地图》上，出现了以俄文“CAHTOC”标注的桑托斯咖啡馆地址。1930年代，哈尔滨的西餐饮食已十分繁荣，俄国人、希腊人、波兰人、德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在此开设西餐馆，贩售咖啡者也不在少数。

北京（北平）

1935年的“—二·九”运动中，姚依林和郭明秋在西单北亚咖啡馆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澄迈

1933年，华侨陈显彰从印尼回国，决定投资实业。几番考察后，1935年他举家来到海南澄迈县福山镇，筹资兴办澄迈福民农场，引入印尼“罗比士打”品种，开始尝试包括咖啡在内的多种作物种植。“福山咖啡”由此诞生。

上海

上海静安寺的“德胜咖啡行”注册了零售产品商标“C. P.C咖啡”，由外国进口生豆后烘焙、磨粉并封装入罐，专供上海市内饭店、咖啡馆及西餐厅。此后，“ C. P. C 咖啡”又于南京西路上设置了名为“C . P.CCoffeehouse”的门市部，提供零售及现场饮用咖啡。

天津

1940年，四层高的维格多利餐厅在天津开业，其规模当时在亚洲首屈一指。维格多利餐厅顶楼露天餐饮花园提供西餐和咖啡，据说环境浪漫，食物可口。1943年，维格多利还推出了经济快餐，一菜一汤6角5分，烤鱼（或烤肉）、红菜汤，外加一杯咖啡，面包自便。低廉的价格让许多天津老百姓也能一尝西餐。

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街头还曾出现专供早餐的街头咖啡摊。摊位形态类似茶摊、早点摊，提供大壶咖啡及美国炼奶、可可、黄油、面包、果酱等，在早晚时段成了小公务员和学生党的集中地，黄包车夫亦会在此垫饥。《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曾提及，一个设有8个座位的咖啡摊，一日的毛利有三四百法币，而1946年上海机器工人月薪仅为法币64000元左右。

上海

上海市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资料显示，至1948年上海已经至少出现67家咖啡馆，加上未加入公会以及附设于饭店、酒店、舞厅、西餐馆内的咖啡厅，上海的咖啡消费场所据估算约有500家。

¥0.11

新中国成立后，咖啡馆慢慢消失于大众视野。不少相关考据和回忆的文章提及，当时上海有限的几家商场或餐饮点心店会供应咖啡。清咖1角1分一杯，用烧水的铝壶煮好后装在玻璃杯里，还会倒一勺白糖。食客坐在八仙桌旁、长板凳上饮用。

瑞丽

《云南省志》提到，到1950年，云南全省的景颇弄贤咖啡树大约有5000余株，“这些母树是后来全省发展咖啡生产的主要种苗来源”。从全国咖啡的规模化种植来看，云南也成了重要种源地。

保山

《云南咖啡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记载，1952年，云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将瑞丽县弄贤寨栽培的咖啡树鲜果带到保山市潞江坝试种，适应性表现良好。当时，为满足东欧国家和苏联的需求，保山市潞江坝开始发展咖啡种植，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小粒种咖啡生产基地。

瑞麗

1958年，“C. P.C咖啡”改称“上海牌咖啡”，并于当年生产出第一批铁罐装咖啡粉;“德胜咖啡馆”也改称“上海咖啡馆”。德胜咖啡行于1959年完成公私合营改制，变为国营“上海咖啡厂”，成为新中国咖啡产品生产与出口的第一家专业企业。

澄迈

1958年，福山供销社旗下的福山大酒店开业，经营咖啡烘焙。

上海

1960年代，上海咖啡厂开始生产原由三星糖果厂开发的“鹅牌咖啡茶”产品，即此前同芳居广告中所说的“咖啡茶包”，但咖啡用料更廉价;同期，上海咖啡厂还接管了九福制药厂旗下的麦乳精生产线，取名为“乐口福”后重新生产、销售，此后它发展为上海咖啡厂的另一热销产品。

上海

改革开放初期，“德大西菜社”及“东海咖啡馆”两家西餐馆恢复了咖啡业务，其中德大主营西式大餐，辅以咖啡，东海则定位中档消费的西式简餐，咖啡选用来自海南及云南的国产咖啡豆，现磨现煮。

上海

1984年，原名“麦氏咖啡”的麦斯威尔咖啡进入中国市场;1988年，雀巢咖啡进入中国市场。两家公司均以速溶咖啡产品和电视广告宣传打开消费市场。两个品牌各自的广告语“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和“味道好极了”不仅成为一代流行语，同时再次引发了中国消费者对品尝咖啡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