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战士，今时企业家

袁枫

David Gelles

David Gelles自2013年开始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撰写关于并购、媒体、技术等方面的文章。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曾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纽约和旧金山记者。

2010年，一场灾难性的地震袭击了海地。那时，距离杰克·伍德告别海军陆战队仅仅几个月时间。他一时心血来潮，携其他几名老兵奔赴太子港，开始寻找援助的方法。他们当时的行动纯属偶然，既没有组织筹备，也缺少供应链。

回到家后，伍德意识到，他无意间发现了某种巨大的需求，还找到了有助于解决该需求的合适人选。“灾难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都在不断提升，尽管令人感到遗憾，但救灾确实是个发展迅速的新行业。”他表示，“我们的人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就是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300万退伍军人。”

之后，伍德跟3名伙伴共同创立了国际灾难应急反应组织Team Rubicon。10年来，该组织先后将救援人员部署到全球700多个灾难现场，让数万名老兵投入工作。2021年，伍德辞去了Team Rubicon首席执行官一职，创立了Grounswell。

我六七岁的时候，随家人迁往欧洲，爸爸妈妈带我去过奥地利北部一个名叫毛特豪森的纳粹集中营。那个年纪的孩子，最多只能理解动画片涉及到的邪恶。但那次经历确实让我对邪恶有了正确的认识。那里保留着集中营解放时的照片，那些照片真的很令人鼓舞，看到照片中的那些军人在欧洲各地英勇奋战，成功将这些幸存者救出，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善与恶。

在我看来，那次的经历确实激励了我，使我在年少时就考虑参军。我会和来吃自助餐的征兵人员攀谈，我还开始申请军事院校。此后，我个头猛增，橄榄球也打得越来越棒。我高中第三年就接到了大学的邀请，我把首选范围缩小到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当我踏进威斯康星大学校园的那一刻，那里的训练项目便引起了我的共鸣，学校的文化也棒极了。而在斯坦福，负责攻击线的教练居然不习惯对球员大喊大叫。我心想，“这样你可怎么执教呀？”我不太在乎名声的大小。在招募员工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如果你上的是斯坦福大学，那很不错。但仅凭名校的牌子，你并不会比别人高出一筹。

我当时已经大学毕业，参军时比大多数战友都年长。我大学时期曾经是运动员，因此思维方式和心态都跟18岁入伍的孩子不同。我接受过体能及纪律训练，也习惯了被吼。从上大学到被派驻海外，我的一大变化便是自信心大幅提升。我的大学橄榄球生涯并不成功。那时我的肩膀经常脱臼，因此从来没进入过主力阵容。加入海军陆战队后，我表现出众。所有海军陆战队队员都很自信。

我直到24岁才亲眼目睹战斗，那时的思想较18岁时已经成熟了许多。另一方面，复员后回到家人身旁，更让我感到幸福。军旅生涯让我懂得自己是多么幸运。我来自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拥有很棒的父母和姐妹，退伍后，我回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我的一些战友出身贫寒，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以外，他们退伍后，回到的也是那樣的家庭。接触到那些家境不及我的战友，使我能够从新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这些恰恰是跟我同样幸运的人看不到的。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视角。我却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因为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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