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2022-01-13 09:56陈东晓王公龙王鸿刚周方银陈向阳
国际展望 2022年1期
关键词:主义共同体竞争

陈东晓 王公龙 王鸿刚 周方银 陈向阳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现代化  国际秩序  竞争与合作  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2)01-0001-22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201001

围绕建党百年,学术界同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更加深入系统地思考新时代、新发展格局条件下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问题,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外交理论的研究。结合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和巨大成效,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等多个视角深化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建设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断深化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建设方向。

第一,把握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首先要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总的科学体系当中加以把握。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战略和理论都统一于一个时期国家总体的政治任务,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目标,体现该阶段国家的总体战略意志。如果国家的外交方略脱离了国家总体的政治任务和战略目标,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其推进必然不可持续。因此,中国新时代的总体战略布局、方略、目标和意志是我们把握新时代外交政策方略和理论建设的根本指导。同时,中国在新时代各个重要领域的政策、战略和理论又相辅相成、内在统一。譬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法治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等都是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只有深刻理解新时代总的政治任务,尤其是深刻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等国家总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概念和根本逻辑,把握好新时代中国外交与该阶段总体国家发展战略关系中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外交理论的内涵变化及其建设方向。

第二,把握好国内和世界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都是在特定阶段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下展开的,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要在国内和国际的密切互动中找准坐标。成功的国际战略制定和推进,既要从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出发,更要在同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找准自己的方位。回顾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外交史,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和理论都强调要在立足于国内发展和安全目标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地分析国际大势和世界潮流。只有把国际和国内两个战略大局的互动结合起来,找准方位,确定方向,我们的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才能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我们的政策和战略推进才能取得成功。《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一部分就是讲世界大势和中国方位,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里讲的国际大局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更包括世界、人类社会这个更大范畴的体系。一般而言,当国家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地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上升、逐渐变强,我们就能更主动和更大程度地塑造这个体系,也能为世界和人类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坚持树立正确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把握好中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辨析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内涵变化,搞好外交理论建设。

第三,把握好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新时代、新格局下的外交理论建设放在党的百年发展进程中,放在新中国70多年外交实践以及外交理论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实现了历史使命和时代潮流、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中国情怀和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这些高度统一是在前两次理论积累、继承和飞跃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将指导中国外交工作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把握国际关系新旧矛盾的变化、发展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历史性变迁,继承发扬新中国外交核心原则和主张,开创性地提出要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是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重要突破,为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传统的权力政治观及其行为模式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中仍然大行其道,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制约着国际合作的潜力。其中有的宣扬“我者—他者”的认同对立,无论是所谓西方—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论”,还是所谓民主—威权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论”,都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撕裂和碎片化。有的继续推动基于意识形态的“集团政治”,不断强化针对第三方的政治军事同盟,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则继续打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辄以武力和武力威胁来处理国际争端,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

但是,中国的理念则引领着自身的正确行动。新时代中国外交把握国际形势新变化,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倡导伙伴精神、丰富伙伴内涵,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方向不断迈进。一是倡导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强调伙伴之间没有主从之分、阵營之别、门户之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唯我独尊,反对在国际上强制推行和复制单一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倡导和平共赢原则,强调伙伴之间以对话、共赢思维而非对抗、零和思维处理彼此矛盾,注重寻求相互间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构建利益共同体。三是倡导相互包容原则,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既发展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发展求同存异的伙伴,各国可以构建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四是强调义利相济的正确利益观,以此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对推动双方关系整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总之,新时代中国倡导的新伙伴关系原则和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实践,赓续了中华民族尊崇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的优秀传统文化,摒弃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结盟对抗、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陈旧套路,体现了世界相互依存、安危与共的时代特色,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成为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路径和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中国现代化同全球共同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这既是对新时代中国开放空间布局做出的全局性统筹谋划,也是为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所做的顶层设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创举。

第一,共商“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设计,共建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平台。无论是单个国家的现代化,还是世界共同现代化,找到合适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经济、军事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施行殖民统治,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尽管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不平衡国际经济分工格局依然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的边缘位置,充当经济中心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地,甚至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推行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其所掌握的国际金融机制主导权,不顾发展中国家具体国情,强行推动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准模式”,加剧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困难,世界共同现代化之路遭遇困境。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将中国的现代化同各国发展结合起来,是破解世界共同发展难题、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平台和制度创新平台。区别于既有“制度接轨”的单向特征,制度合作体现在“一带一路”各个共建方在权利、规范、原则、决策程序以及相关机制方面的共商、共建、共享过程,从而提供更多国际制度合作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制度合作”通过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为共建各方提供稳定可靠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共商、共建的国际制度变迁和制度赋能,增进共建各方在地区和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制度权益。迄今为止,世界上17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入,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与“一带一路”连接和互补。共商就是沟通协商,集思广益,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共同探讨符合各国国情的合作模式,加强共建方经济、金融、贸易、投资领域宏观政策协调,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为实现21世纪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拓展了新空间,创造了新模式。

第二,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引领可持续的共同现代化进程。世界共同现代化道路不仅要符合各国具体国情,致力于满足各自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还要适应当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要求,这样才能在共同现代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从学理上看,我们要把“系统均衡”作为“高质量共建”的核心目标。从“系統均衡”的角度看,当下的世界经济体系虽然也类似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但远未达到“系统均衡”。一方面,西方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财产增长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诸如环境恶化、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等严重负面影响以及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等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体系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态体系都由少数几个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主导,广大发展中世界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普遍缺乏发展经济学所称的“自生能力”。随着第三波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和复兴正不断修正世界经济体系中严重的失衡现象,增强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动力和发展韧性。但总体上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生能力”和“适应能力”仍然比较薄弱,最容易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加之当前全球生态环境体系日益脆弱,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增长、债务、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压力日益突出。因此国际社会亟须寻求共识,找到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强调“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管理的方方面面”,深刻、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 中国同沿线国家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同各方协力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将创新发展走深、走实。中国同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联盟、“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实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合作计划和倡议》,为发展中国家营造了更多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形成国内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力度,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问题,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领导人在深刻思考“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一新思想不仅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有力推动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整体性步入新境界。

第一,时代在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催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大变局时代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大发展时代。大变局牵动着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密切交织,不确定性因素与日俱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认识范式无法解释世界大变局,也无法引领大变局。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探索国际关系理论新范式,推动世界大变局的良性发展。

第二,力量在变。今日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霸权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权力的安排。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有必要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创新,提出新的理念和思想,推动构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国际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彻底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在主动、全面参与的基础上渐进式推动其调整和改革。

第三,角色在变。中国共产党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政党。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必然会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出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世界、人类为视野思考问题,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更新。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新理念,由此产生了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新安全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新型义利观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关系新理念。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价值体系。这是迥异于长期主导世界政治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新型价值体系。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思维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文明冲突思维、历史终结思维、冷战思维、国家中心主义思维、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等思维范式,展现出新的理论思维。一是共同体思维。当今世界日益加剧的全球性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应对思路只能是抛弃一国独霸或少数国家联合的“共霸”,构建全球性的共同体。二是整体性思维。在相互依存状态下,应以人类命运与共为思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合作共赢思维。即抛弃“单赢”追求“共赢”,抛弃“对抗”谋求“合作”,将国际联合的主体范围扩展到整个国际社会和全人类。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模式创新。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模式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总体上以资本扩张为背景,以资本逻辑为依据,沿襲了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则是力图摆脱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和范式,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这是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

第四,中国国际关系话语创新。一是讲世界性话语。提倡共商、共建、共享。这是超越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的广泛适用的话语,也是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性话语。二是讲时代性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概念和话语,如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三是讲文明性话语。如提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四是讲民族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义利相兼,义重于利;包容互惠,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等。

第一,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步入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可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个明确”中的第九个“明确”是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与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相呼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范式也从谋求生存、实现发展提升到促进共同繁荣,不断迈上新的境界。

第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首先,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愈加无法解释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无法解释中国崛起后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变迁,也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则反衬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决当今人类问题上的局限性,这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走向世界创造有利条件。其次,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硬实力的发展必然促进软实力的提升。根据中国的发展蓝图,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的提升也将是大势所趋。

第一,在继承中华文化基础上创新,丰富哲学智慧。与西方国家依托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奉行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不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追求文化软实力和道义力量,重视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讲“王道”而反对“霸道”。要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突出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些思想包括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

第二,在继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科学判断。对国际形势、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是推进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创新的宝贵经验。“三个世界”理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等不仅为解释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世界大势提供了分析工具,而且对于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也具有重大理论启示意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从理论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经验有助于深化对世界大势与当代国际关系新趋势、新特征的分析和判断。

第三,在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创新,提炼鲜活经验。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的思想,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创新的丰厚实践资源。对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和提炼无疑将有力推动理论范式的创新。

第四,在吸收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创新,维护国际秩序稳定。《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及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早已深入人心。这些都是国际关系范式创新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第五,在凝聚价值共识基础上创新,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新范式应该能够展现价值引领作用,反映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在大力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既要区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界限和本质区别,也要善于开展价值对话,争取在对话中凝聚价值共识,促进形成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广泛认同。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进入第二个百年,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国际竞争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三段论来进行有关讨论。

这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期间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首先,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正成为国际舆论场的常见术语,个别国家甚至执意将战略竞争作为内外战略的逻辑起点,搅动大国关系复杂化。基于普遍的直觉,人们感到国际竞争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的重大现实。其次,复兴进程中的中国要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敢于斗争,也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与他国竞争关系的问题,国际竞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当个别国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决意要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的情况下,中国也应当就国际竞争问题提出明确的说法。这意味着,如何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战略谋划和战略愿景,界定好竞争在中国整体戰略中的位置,阐释好中国对国际竞争的看法,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理论,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

第一,国际竞争存在客观性、必然性和长期性。一是从逻辑上看,竞争的本意是能动性的主体在与他者的互动中维系自我存续的一种状态和方法。它的逻辑基础是个体之间的内在差异以及事物之间的普遍关联。只要这个基础存在,竞争就不可避免。在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而国际竞争则是人类社会进入深度联系、广泛交往、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全新阶段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所必然呈现的关系状态。因为主权国家就其独立自主的本质属性而言,彼此的利益认定是有内在差异的。二是从历史上看,国际竞争也被广泛认为是过去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历史长河中的常态。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国际垄断阶段,国际竞争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过去几百年逐步展开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主要先发大国之间以及先发大国与后发国家之间长期竞争的历史。欧美列强围绕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从未消停,后发国家在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反控制的过程中对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常也不甘示弱、全力争取。三是从趋势上看,只要我们相信世界市场的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将很难继续扩大,资本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只要我们认定各国普遍存在的内部困难和挑战仍将不断累积、发酵,认定未来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仍将继续削弱而“安全困境”将继续强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很可能表现为更加激烈的存量博弈、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四是从功能上看,竞争的作用也是消极和积极并存的。从消极方面讲,很多时候竞争的背后隐藏着剥削、压迫、控制的险恶意图,竞争的结果往往造成严重的不公和巨大的破坏。从积极方面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国际竞争,推动了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形态的发育,同时也以无情的方式起到危机出清和优胜劣汰的作用,推动着世界系统的持续进化。

国际竞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我们开展实事求是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此为基础,必须意识到国际竞争存在的内在基础、未来趋势和历史作用。

第二,当前国际竞争与历史相比较具有差异性。前文强调的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认为那就是世界的本质和事情的全部,那我们的竞争观就和西方某些强调竞争的人没什么两样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是在美化竞争。我们的重点是强调它还有“另外一面”,即现阶段的国际竞争与历史上国际竞争的不同。

简要地说,“现阶段”和“历史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了。现在经常拿来进行对比的那些大国竞争的历史案例,要么是发生在封建时期甚至更早,要么发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殖民扩张时期,那时候的生产方式、全球化水平、思想观念和国际秩序的发育程度都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的。21世纪的国际竞争出现了重要的新特点。首先,更多的是纵向竞争而非横向竞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细分工和生产融合程度,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相比的。每个国家都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生产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处于特定位置。这决定了当今的大国竞争是在同一个生产体系和生产链条的不同位置上谋取更大利益和更大安全,这实际上是纵向竞争而非横向竞争。横向竞争,乃是在两个互不相连的平行体系状态下发生的竞争。退一步讲,即便是高科技领域实现了真正的脱钩(笔者认为其难度极大),整体经济关系仍然是切不断的,也很难走到完全的横向竞争那一步。因为在当今时代要通过建立两个平行经济体系来进行横向竞争,成本控制这一关就根本无法逾越。其次,更多的是间接竞争而非直接竞争。现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头脑清醒者意识到,国家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在其国内,主要问题也出在其国内;外部挑战固然严峻,但理性的战略决策应该是借助外部因素推动内部变革。如果这种思想观念能贯彻下去,我们就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更多以间接方式呈现。当然,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的畸形与氛围的恶化可能讓理性的声音受到抑制,非理性的思维却成为主流,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再次,更多的是错位竞争而非同质竞争。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想要维护的是霸权地位,它想同中国竞争,其理由就在于感觉到中国的发展对其霸权构成威胁。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根本无意充当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中国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中国的立场是反霸但不争霸,这决定了中美之间如果在世界秩序的未来愿景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也将是一种错位竞争而非同质竞争。

正是基于竞争的这些新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推论。推论之一:竞争绝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关系状态。既然全球一体,那么除了竞争,一定还存在着协调、合作、对竞争的自我抑制和共同管理等其他国际关系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到国际关系中的竞争,而看不到其他关系状态,只能说明是认识方法和认识角度存在问题。推论之二: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完善自己而不是打压他者。如果问题出在内部,对外竞争就绝非最终解决之道,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推论之三:竞争的历史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类社会进步而言,竞争仍属必须,但竞争显然已经无法解决一体化条件下事关人类整体存续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国家间发展差距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合作。

中国新时代大战略的两个关键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竞争,充分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客观性、必然性、长期性甚至是激烈性,保持高度警惕。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我们则应超越竞争,避免囿于竞争,就竞争谈竞争,陷入有关竞争的话语陷阱。基于中国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担当,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在更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定位竞争,怀着对人类社会的崇高情怀看待和处理国际竞争;本着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目的去处理竞争问题。我们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思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理论,并推而广之,进而实现“国之大者”和“天下情怀”的有机统一,实现凝聚内部共识和对外引领塑造的有机统一。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中美战略竞争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导致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会对其全球霸主地位形成严重挑战,进而试图在国际上采取各种措施迟滞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降低中国崛起对美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冲击,长期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

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的态势。与中国相比,美国虽然在实力上依然处于明显优势,但对于同中国进行长期和平竞争的前景却信心不足,进而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战略焦虑心理。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行为方式也出现明显变化,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为了阻碍中国实力的发展,抑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既有国际规则发起广泛挑战,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来限制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为此,美国甚至不惜以其不当行为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由于长期秉持“美国例外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美国优先”的名义下,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美国认为自己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理所当然的。拜登政府虽然试图在很多方面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划清界限,但依然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美国优先”的行为方式,其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做法,依然是试图超越国际规则对美国的约束,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来谋取本国利益,限制竞争对手。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通过修改国际规则来制约中国,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

美国把在国际上围堵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放在其对外战略中颇为优先的位置,结果是美国对待很多国际事务的态度都服从于其对华战略考虑。由此,以各种单边主义的方式针对中国,或者以菜单式的方式在国际上联合一些国家在不同的议题上反对中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重要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产生了一个附带后果,即美国虽然长期是多边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但其行为方式却明显偏离了多边主义的要求。作为全球霸主,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导致当前多边主义的发展陷入低潮。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长期性的,美国试图在国际上打压、围堵、孤立中国的做法具有长期性,所以美国对多边主义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越党派政治的影响;即使是民主党执政,其对多边主义的态度与过去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是长期的。这一方面可能使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难以取得新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原先通过多边主义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将受到较大冲击。

多边主义是根据普遍行为准则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 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为促进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普遍性的制度设计。通过多边主义方式进行制度设计,是为了推进相关行为体的共同和长期的利益,包括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它是自愿协商、互利合作的结果,而不是用于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多边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是一种明显不同于大国政治、权力政治的行为模式,所以它在维护和促进中小国家的利益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明显。多边主义的含义不仅在于它是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的共同合作,而且在于这种合作不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即对一部分国家利益的促进不以对另一部分国家利益的牺牲为代价。多边主义在促进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方面的方式是建设性的,即通过多边合作带来利益增量,而不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利益转移。

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不具有强迫性,它不是把一国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且必须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多边主义是多个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它建立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反对排他性和歧视性,从而较好地呼应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需求,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多边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到普遍拥护的理念,成为占据一定道义高地的概念和行为方式。

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正在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国家倾向于把自己采取的与多边主义不一致的行为置于“多边主义”的名义下。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多边主义进行工具性的利用,即利用多边主义名称所具有的国际动员能力和合法性价值,以达到实现自身单边利益或限制竞争对手的目的。

曾經有一个时期,国际社会更多是利用多边主义来推动解决全球问题,应对全球威胁,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推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但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多边主义被某些国家用于推行集团政治、排挤和孤立竞争对手,或者利用多边主义名义刻意修改国际规则;其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与各国的共同发展,而是为了利用多边主义的名义来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这种类型的所谓“多边主义”,对国际社会不仅不能产生积极作用,反而会造成明显的消极后果。

如果多边主义成为大国进行战略博弈、开展战略竞争的工具,这将对多边主义本身形成长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这个术语本身被贬义化。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对多边主义可能发生变异这一潜在动向深表担忧。习近平主席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反对以多边主义为幌子,搞封闭的集团政治;反对以多边主义为借口,将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国际社会”,明确表示反对以工具化的方式利用多边主义在国际上推行集团政治及大国对抗。

中国无疑是国际上支持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但在美国试图与中国进行激烈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多边主义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段较长时间内,美国和欧洲曾经是多边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随着美国行为方式的改变,多边主义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动力。美国长期是世界霸主和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其行为方式对其他国家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这也会在当前阶段对多边主义在国际上的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

与美国的做法存在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积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希望世界各国的行为能够回归多边主义的本来面貌。这体现了中国的一种良好愿望,但是这种倡导本身,并不足以对美国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美国行为方式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认为推动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再符合其利益,相比之下,采取名为多边主义、实为单边主义的做法可以更方便地实现自身的某些战略目的。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支持多边主义,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国际上牵头推动多边主义。加上美国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上,试图限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多边主义的作用受到较大限制。

总体上,多边主义正面临发展动力不足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方向的困境。从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长期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之外的国家如何推动多边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此外,限制大国战略竞争的程度,推动大国进行必要的自我约束,也是今后“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国际上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美国对华遏阻打压相互叠加,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外交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要精神为指引,稳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动塑造更为有利的世界秩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实践创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博大精深,党中央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的宝贵思想将是指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重要遵循。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21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是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定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担当,表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两部分涉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在新时代外交成就部分,报告明确,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强调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其次是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部分,强调胸怀天下,包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视角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胸怀天下的具体表现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行性与必要性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存在,虽然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和保护主义的严重干扰,但是国际交往、国际分工、经济相互依存等仍然在延续,包括在灾难与挑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二是应对国际社会现实危机和人类长远挑战的需要,例如抗击疫情、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等。三是“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宝贵思想资源可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四是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不同宗教与文化应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和谐相处。五是全球治理取得的进展和积累的经验可资利用,例如联合国系统的多边机制、专业领域的国际组织、地区合作领域的多边区域组织等。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智慧引领,发挥中国对国际秩序重塑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引领作用。

曲折性与艰巨性主要在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傲慢与偏见下的曲解和阻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企图把持价值观与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因而惧怕中国影响力与话语权进一步上升。为此,它们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一再抹黑中国的理念、倡议,并阻挠国际认同,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造障碍。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内外兼修、循序渐进、加强谋划、有的放矢。一是统筹兼顾、多管齐下、先易后难。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五大支柱,追求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普遍安全、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大目标。现阶段可多从生态、经济与安全等方面着手加以推动,包括统筹发展和安全,弘扬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的“全球安全观”等。二是完善不结盟政策,努力构筑志同道合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统一战线,广交朋友,不断扩大致力于进步的“朋友圈”。三是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经济金融、网络数据、太空深海等全球治理重点领域加强工作,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四是在地缘上注重周边优先和邻国先行先试,优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有效破解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域外国家以“印太”战略为手段搞小集团,围堵中国。五是坚持刚柔并济,既争取合作又坚持必要时的斗争,而且针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六是重点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谋求共同发展。七是推进政党外交与人文交流,提倡和平、發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个别西方大国通过小集团搞针对第三方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并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治国理政方略交流、互鉴。

[责任编辑:孙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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