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你们：剑胆琴心护平安

人民警察薪火相传，忠诚、担当、牺牲、奉献，为人民而战。血肉之躯冲锋在前，无畏而勇敢，不为荣耀光环，只为中国平安。1月10日是第二个人民警察节，本版用两位警察让人泪目的故事致敬和平年代的英雄们！

马赛克背后的“东哥”

2021年12月8日，蔡晓东的遗体送别仪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泼水广场举行。那两天，常能听到当地人手机里放着同一首悲怆的曲子——朋友圈和短视频里，一水儿都是“东哥”。

一生缴获1.6吨毒品

蔡晓东，西双版纳边境边防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副队长，大伙儿口中的“东哥”。13年缉毒生涯，他参加专项缉毒行动358次，侦办毒品案件247起，缴获各类毒品1609.56公斤。

2021年12月4日下午，蔡晓东在边境一线抓捕持枪毒贩时，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这是自柯占军、李敬忠后，景洪百姓送走的第三位缉毒英雄。

从此以后，东哥的照片再也不用打马赛克了——那张黑白遗像中，他是双眼皮，大耳垂，微微地笑着。

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前，在同事们的印象中，蔡晓东是欢乐的代名词。1米78的个子，身体壮实，在篮球场是收割比分的存在;嗓门大，爱笑，一说起媳妇眉飞色舞。

2021年11月末，与蔡晓东同在执法调查队的侦查员刘建国，最后一次见到蔡晓东，感觉他状态不一样。平时工作紧绷着，这次放开了，脸上挂着笑，“他说要办大案”。 没几分钟，刘建国就看到办案组的同事跑下楼，带着装备，开车走了。一连几天不见人回来，刘建国发消息给同事，收到的回复说，“情况有变，要多守一下”。

那些日子，蔡晓东的妻子肖娟心里也不踏实。问丈夫那边的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你不要问那么多”。她没敢往下问，只说“注意安全，回到安全的地方，发个消息”。

肖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觉到了异样——丈夫之前出去办案，从不会给她发小视频。12月4日中午，蔡晓东给肖娟发来一个视频，这是她收到的丈夫的最后一条消息——视频里，阳光很好，树林茂密。

据云南出入境邊防检查总站发布的消息，12月4日13时52分，嫌疑人携带装有31.8公斤鸦片的绿色背包，从边境一线进入设伏圈，专案组出击抓捕。蔡晓东虽身着防弹衣，但毒贩射出的子弹，打在了防弹衣没有护住的肩、腿等部位。在还击后，他终因伤势过重，倒在地上。

“危险都是潜在的”

缉毒工作并非每次都热血惊险，更多的时候，是无尽的枯燥。用刘建国的话，漫长的等待，换来交货的那一秒，“错过了就没了”。

西双版纳东南与老挝相连，西南与缅甸接壤，这里紧邻世界毒品主产地“金三角”。

有当地人说，10多年前，吸毒人员没钱了，就在集贸市场盗窃。还有一位当地人记得，2018年前后开车经过郊区，警察拦着不让进，然后枪声大作，看新闻才知道警方与毒贩发生枪战。

2019年1月1日，全国公安边防部队改制换装入警，正式整体转隶国家移民管理局。原武警西双版纳州边防支队更名为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

边境的路，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2019年夏，蔡晓东和刘建国开着吉普车，在边境跑了三天三夜，踏查路线——哪些地方人能走，哪些地方车能走……

杂草丛生，路面坑坑洼洼，一旁就是悬崖峭壁，车子只能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爬行。手机信号微弱，时断时续。

在那样周围没有村庄和人烟的地方，一个老百姓赶着黑山羊，问他们，“你们是哪里人，过来干什么的？”他们岔开话题，“你的羊长得挺好，想买点你的羊吃”。寒暄几句，他们马上就撤了。

“危险都是潜在的。”刘建国说，对方有可能是在打探警方情况。

一次执行任务到了关键时刻，蔡晓东他们埋伏在草丛里。热带雨林里虫子特别多，但花露水有气味，不能喷。回来后，刘建国发现自己的左手臂肿了一片，连打三天吊瓶，过了一个礼拜肿才消下去。

13年的缉毒生涯里，蔡晓东荣立过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从事边境检查工作10多年，侦查员谭伟见过有人把毒品藏进避孕套，咽下肚子或塞进肛门，到目的地后吃泻药再排出毒品。早年在云南保山一处检查站，检查客车旅客，一位妇女用风衣包裹婴儿，怀里的婴儿却没有一点动静。当谭伟扒开风衣，婴儿脸色发青发紫，是个死婴，毒品就藏在他的肚子里。

与毒品挂钩，危险始终存在。谭伟说，他们不愿意任何一个民警成为英雄，“但怕死不干了，那肯定不行”。他们互相提醒注意安全，“但话又说回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文中肖娟、刘建国、谭伟为化名）

“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

在公安系统里，“打拐民警”是个特殊的“工种”。在被拐孩子父母蹉跎、阴暗的寻子岁月里，他们是唯一透进来的光;在他们自己看来，打拐不只是破案，而是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2015年，刘彦佑调入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6个年头，时间不长，但他经手的案件已有近千宗，亲自办结的接近100宗。

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罗艳不敢想，跟自己心心念念的骨肉团圆，要花掉她整整22年的青春。这几乎是她至今全部生命的一半。50岁的罗艳是四川古蔺县人，1999年7月16日，她带着11个月大的儿子小蔺川来广州花都寻亲，正在筹备孩子一周岁生日时，儿子被两个老乡拐走，从此踪迹全无。此后22年里，她独自一人，一边打零工，抚养身体不好的大女儿，一边满世界找儿子。

苦心人，天不负。2021年春，藏匿22年的人贩子被广州警方抓获。但此时离柳暗花明还差一步。两个人贩子对在1999年7月左右将罗艳的小孩拐走并卖到汕头一事供认不讳，但汕头当地拆迁重建，两名人贩子无法提供被拐儿童吴蔺川的买家信息和准确地点，给警方的解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广州市公安局打拐民警刘彦佑和同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12月，通过搜集吴蔺川姐姐川川小时候的照片，成功比中汕头一名疑似被拐男子。经过DNA复核鉴定，确认该男子就是被拐22年的小蔺川，成功完成了解救工作。2021年岁末，罗艳一家人终于团圆。

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动。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家弃产的父母，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起来，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庭第二次生命，善莫大焉。”他说。

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打拐不只是破案。”采访中，刘彦佑时不时会提到这句话。对他而言，打拐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光是铁面办案，也有人心情感，就像裁缝一样，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修补情感伤痕。

2004年，湖南人温勇2岁的大儿子小温被邻居“偷走”，此后的近16年间，夫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2019年年底，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了孩子。但因为小温还有几个月高考，如果选择立即见面，很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刘彦佑让温勇夫妇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

虽然暂时无法相认，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抑制，温勇的妻子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希望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

刘彦佑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跑到孩子所在的城市，向班主任打听孩子的情况，又第一时间将孩子的照片发给了温勇夫妇，详细介绍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破碎的家庭弥补16年分隔所带来的裂痕。

2020年高考刚过，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组织下，温勇夫妇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刘彦佑说，作为打击犯罪的办案民警，我们抓到人贩子、找到孩子的一刻其实就完成了任务，但法律之外，难以避开寻子父母常常遭遇的人伦悲痛。

当阿才（化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另有他人时，并不愿意认亲。他的养父母待他极好，而且养父离世不久。但阿才的亲生父母已经找了他整整26年，也痛苦了整整26年。刘彦佑只能多次找阿才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差不多隔了一个月，刘彦佑接到了阿才的电话，说他准备好了与亲生父母见面。刘彦佑与同事从广州出发，一路向西，足足驾驶了1000公里来到阿才的故乡。

刘彦佑说，亲人的团聚并不是解救的结束，而往往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家庭一样需要被“解救”。

随着公安科技化水平的提升，打拐成效越来越显著。近几年来，广州极少发生儿童拐卖案件，现在跟进的案件多数都是旧案积案，新发案件的破案率一直维持在100%，大部分案件都能在24小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

“现在，有了不断更新的打拐DNA系统、团圆行动技术平台，越来越多的被拐儿童与亲生家庭团圆。”刘彦佑说，实现“天下无拐”的愿望越来越近了，也期待儿童被拐入地相关部门未来能给予更积极的配合。（本版稿件综合《新华每日電讯》《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