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跬步，奔向太空

曾几何时，美国航天事业一直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手主导的。

从1985年到1988年，航天飞机的发射价格增加了85%，即每次发射费用飙升到9 000万美元。不能放弃对太空的探索，又没有大量资金用于航天科技投入，NASA必须要寻找另一條途径实现航天探索——商业化推进。

2008年，NASA启动了“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最终选择了两家创新能力强的私企，运送货物到国际空间站。

相较国际市场，中国的民营商业航天领域真正放开发展仅五六年的时间。

中国商业航天浪潮肇始于2015年前后。

短短几年之间，政策和市场保持良好互动，深邃的太空被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视为潜藏商机的宝矿。传统航天时代唱主角的“国家队”，角度资本风云的上市公司，带有工程师文化印记的初创项目，不约而同登上中国商业航天的舞台。

这些年，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了从卫星设计研制、火箭研制发射到卫星在轨运营及商业化应用的“从0到1”，商业航天在国内逐渐形成自循环的生态系统；也正是这几年，以北斗导航、高景一号等重大专项突破为引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不仅继续深耕导航、通信、遥感三大主流市场，还开始扩展至卫星互联网、高通量通信、科研实验卫星等应用场景。

新兴航天企业参与商业航天发展、加入市场竞争，为美国商业航天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发展理念和商业模式，将美国商业航天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国在商业航天的探索道路上一直在努力。

2014年初成立的翎客航天公司，虽然创立时间不长，却被誉为“中国版Space X”，创立半年估值1亿元。这是国内首家从事航天系统产品研发制造及商业发射服务的民营公司，目前已完成多款火箭发动机研制及试验火箭发射。“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要把它当作事业来做。”创始人胡振宇说。

另一家名为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三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首家以商业模式开展研发和应用的专业化火箭公司。由于国内从来没有企业以“火箭发射”为经营范围，在注册时还曾经遇到了一点波折，最后经过国家工商总局认可后才准予注册。

航天科工集团本身是一家军工企业，在导弹研发和生产上有着多年的积累。而正是这种积累，让该集团能够有能力开拓商用火箭发射市场。“商业航天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立商业公司后，运作的机制和体制都将更加灵活，更贴近市场。”其总经理胡晓涛说。

“吉林一号”卫星是中国商业航天不能绕开的部分。

2015年10月7日，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卫星系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航天遥感应用领域商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也是自那时起，2015年被认为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的元年。国家出台政策，明确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商业航天。

以翎客、蓝箭、零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开始创立。天仪研究院在轨10星，九天微星一箭7星，蓝箭航天发射全国首枚民营运载火箭“朱雀一号”……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快速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商业航天企业方兴未艾，前途光明。国家在政策上更是积极推进。另外，随着我国航天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决策层的推动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航天方面的合作也将越来越多。

中国商业航天的春天已至，虽然当前航天相关政策法规并不完善，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商业航天方面的创业公司以及致力于推动航天商业化的互联网+航天的电子商务平台航圈网已然走进人们的视野。

2019年7月2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星际荣耀成功发射“双曲线一号遥一长安欧尚号”运载火箭，实现了中国民营运载火箭零的突破。

2021年4月，《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布，“宁波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项目”落户象山，总投资200亿元。

在商业航天的语境中，2018年的商业航天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从卫星的设计研制，到火箭的研制发射，到卫星在轨运营与商业化应用，商业航天产业链上核心环节，国内都有相关企业的主营业务在萌芽和生长。

这意味着国内已经构建起了商业航天的全产业链，形成了一套自循环的生态系统。

在这条日渐补全的产业链上，国内企业最早实现的环节是卫星研制。电子元器件的普及，以及“立方星”技术的引进，使得全球研制微小卫星的成本和技术门槛双双降低。2016年年初成立的天仪研究院，于当年11月成功发射“潇湘一号”。这是在这股商业航天浪潮中，成功实现“上天”并在轨运营的第一颗商业卫星。

在随后的两年间，上市公司欧比特的“珠海一号”、冯仑的“风马牛一号”、九天微星的“少年星一号”等先后“上天”。卫星研制、卫星运营的链条被补全。

不过，相较于做火箭起家的“Space X”们，国内在商业火箭发射环节的空白仍是明显的短板。

承担起责任的，自然是传统航天时代唱主角的“国家队”。在2021年，航天科技已经完成商业发射主力火箭“长征十一号”的“拼车”和“专车”服务。这改变了过去商业卫星只能搭载国家任务发射剩余载荷“顺风车”的格局。

国企航天科工旗下的商业火箭公司已于2017年1月，用“快舟一号甲”火箭完成商业发射的首秀；而另一款专注于商业发射的主力火箭“快舟十一号”，则将在2018年上半年以“一箭六星”的形式完成首飞；航天科工在武汉布局的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则将在2018年年底建成投产。

这还不是航天科工拥抱商业航天的全部，航天科工正试图贯穿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在前述论坛上，航天科工总工艺师符志民提及他们对商业航天最新的“五云一车”计划。这项研发期长达10年的计划包括火箭、卫星互联网、空天飞机、超高时速的超级飞车等。

正在萌芽的还有中国民营火箭。公开信息显示，翎客航天已于2017年宣布完成小型火箭悬停技术的验证，这是实现火箭可回收的关键技术；零壹空间、蓝箭航天等初创企业已完成火箭发动机技术的试车，并将整装火箭的首秀时间表定在2018年；另一家成立仅一年时间的星际荣耀，已在海南的发射场完成了火箭亚轨道飞行的技术验证。

“从中国企业正在研发的前沿技术看，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还不算大，没有形成明显的代差。”小火箭工作室创始人邢强说。他从事火箭技术研究和咨询工作已有10年。

经过6年的竞争迭代和发展后，我国航天发射总数、入轨载荷数、入轨质量已经稳居世界前列，同时多型民营火箭经历了首飞“大考”。但也要看到，行业萌芽期爆发后，运载火箭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充分显露，大浪淘沙过程中不少民营火箭公司已悄然倒下。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目前行业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下半场，尤其是进入2021年后，头部效应显著，融资难度陡升。

无独有偶，受美国SpaceX公司和火箭实验室等头部企业的示范作用影响，国外民营火箭公司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全新阶段。SpaceX公司的猎鹰9火箭发射升空。

新的公司、新的思路、新的火箭型号层出不穷，竞争十分激烈，虽脱颖而出者寥寥但都各具特色。总的来讲，体现出3个明显的趋势方向：

首先是它们大多瞄准运力吨级以下的微小及立方卫星发射市场，刻意避免与成熟的大中型运载火箭直接“对线”，并清一色地选择了液体火箭，这些都降低了研制门槛和投入。其次是低成本化，他们都在想方设法降低发射成本，尤其是单位重量发射成本。最后他们大多在追求高频次发射，尤其是偏好在传统发射场外，自建更加灵活的发射台。

但某些技术研发步伐的追赶，并不代表商业航天整体水平的接近。国内许多行业的创新经验表明，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不一定是笑到最后的赢家。更何况，中国当前的技术还位居人后。

空气动力学家黄志澄曾分析要“理性培育颠覆性技术”。他提醒商业航天界的人们，颠覆性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假使这项新兴技术能够坚持前行，不断完善而达到成熟，最终就有望得到广泛运用。但许多新兴技术在泡沫破灭之后，或由于缺乏资金的继续投入，或由于技术本身的缺陷，并不能重新复苏，从而陷入了“死亡之谷”。

事实上，黄志澄描述的可能性，已经被近些年国内双创浪潮中的某些行业所验证。从商业逻辑上看，技术要真正地实现赋能，就一定要与具体、实际的需求结合起来。没有需求，没有可靠的商业化应用场景，技术就失去了意义。

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航天体系，这不仅包括政策、管理等宏觀环境，还包括供应链健康、产业链完整、竞争高效的产业体系。总体而言，中国商业航天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相当于美国从放松管制到开放竞争的进阶阶段。

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曾表示，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一般的航天产品和服务要交给市场，政府要最大限度地购买民营企业的航天产品、技术和服务。

总之，随着各国载人航天活动的发展，相关技术已经逐渐向商业航天公司转移；而且，伴随新航天的发展，从运载火箭到载人飞船都已经在商业航天公司研制成功。商业性质的载人航天活动在2021年将进入实际实施阶段，由于相关市场需求已经培育多年并蓄势待发，太空旅游起步之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5年内就有可能达到每年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航班化发射和飞行。

与太空旅游已经起步多年的美国相比，我国在这个领域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因此，需要政府和相关的新航天企业共同努力，加快对我国太空旅游业的培育和发展。

太空旅游不但是一个可能会达到数千亿元规模的巨大新航天市场，还是新航天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这一重大责任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