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公债票见证国人与列强的博弈

顾耀德

近年在上海新发现的这张晚清邮传部收赎京汉铁路银元公债票，为目前仅见的那个时期的债券实物。它一亮相，即引起海内外收藏家的关注，堪称金融票证收藏的一大精品。

该票面主图设计夺人眼球：四条蟠龙自下扶摇直上，左右围拢成边框，在一派祥云的衬托下灵动祥和，更显栩栩如生;上方居中的双龙戏珠捧出大清龙旗及当年邮传部标志，凸显清代票證鲜明特征;横幅为“中国邮传部收赎京汉铁路公债票”隶书文字，中间注明“壹百圆”面额，周围的三个画框里用擦笔碳素描绘轮船运输、铁路运输、电力线及马路、邮筒、邮车等图案，宣示邮传部管辖的轮、路、电、邮四政范围;下端标注及右端骑缝均填写“第一批第肆仟陆佰陆拾捌号”编号字样。其背面印有《奏定收赎京汉铁路公债章程》，共28条，并钤盖汉、满双文的“邮传部印”红色大印;上端添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本部具奏拟仿直隶成法筹办赎路公债，一摺单一件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为何这张公债票如此罕见？它释放出了怎样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晚清那段与列强博弈的历史。

京汉铁路纵贯中国南北，是中国首例大规模使用外债修造的干线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在上海成立铁路总公司，任命盛宣怀为督办。朝廷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向比利时借款450万英镑（年息5厘、9折付款、期限30年）修筑芦（卢）汉铁路。该铁路自芦（卢）沟桥经信阳至汉口，全长大约375公里。按照协议，工程由比利时专业技术人员承造，铁路所需物料除中国自造外，均向该国购买。

表面上，该合同未附加不平等的条件，事实上却是比利时人狡黠的策略——先以优惠的承诺骗取官员与之草签合同，然后再利用优势地位反悔重议，伺机索取更多的利益。例如《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就添加了铁路由比利时银公司修造，竣工之后，即由对方“选派妥人，将该路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等项。

晚清邮传部收赎京汉铁路银元公债票，它的发现弥补了以往清末京汉铁路流通债券未发现实物的历史空白。

清政府之所以选择采用向欧洲小国比利时举债，而拒绝向英法德美等大国借款，以及拒绝股份制融资筹款，原本有防范铁路被列强控股控盘的考虑，误以为比利时不具野心，但事实上，比利时出头签约，亦是清政府着力戒备的法国、俄国在幕后联合操纵的结果。出借方名为比利时，但款项多数实际由法国提供;俄国则通过合同存付款经由华俄道胜银行代理之规定，间接得到了京汉铁路财权。至关重要的是，规定中注有在借款期限30年内，将芦（卢）汉铁路及其各支线经营利润作为担保，一切经营权悉归 比利时公司掌握。这不仅使清政府财政漏卮巨大，还完全丧失了铁路管理权，开了外国利用债权掠夺中国铁路主权之先河。

1898年，芦（卢）汉铁路开工，南北同时修筑;自1900年相继竣工，并分段通车运行（1906年其全线贯通，改称京汉铁路），清政府就思谋收回铁路的经营权。一来，京汉铁路经济前景良好，显现出巨大的盈利潜力;二来是京汉铁路贯通东西南北，促进了中部地区商贸繁荣，事关大清国经济动脉;再加上1906年蓬勃兴起的“利权收回”运动，赎回京汉路权也就提上了清廷的议事日程，为此朝廷特设邮传部，专以统辖轮、路、电、邮四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陈璧补授邮传部尚书。清廷秘嘱陈璧与五路提调梁士诒筹划京汉铁路的赎回事宜，于是二人潜心研究《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该合同第五款规定：“在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前，中国不得增还股本，或全还借款，或核减利息。在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后，中国总公司无论何时，可将借款还清，一经全还，所有合同，即时作废”，也就是说，中国在1907年后可以依合同赎回路权。

但此时清政府财政日绌，无法筹措巨额赎回款。陈璧、梁士诒等人为此绞尽脑汁，尝试了很多举措。他们先向英法银行协议借款，但成效寥寥，进展不大;又与比利时公司协商，对方岂肯轻易放弃既得的权益？还申明即使借款还清，年享二成余利的权益仍将维持20年，态度毫不退让，推诿拖延。

清光绪《邮传部奏定筹办赎路公债奏稿章程》这册章程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邮传部尚书陈璧、左侍郎汪大燮仿直隶成法，拟筹办发行收赎京汉铁路公债1000万银元的佐证。

而且，民众舆论对于陈璧及邮传部另借外债赎路，也多持反对态度。比如铁路研究学者曾鲲化就认为，希冀官款赎路是“纸上谈兵”，“我政府无集财之能力者也，既弃商股，是必借外债”。“收赎京汉铁路，本为挽回权利起见，议借外债，是权利仍在外人，何必多此一举”，是“以暴易暴”“掩耳盗铃”。曾鲲化主张关键在“奏明商办，责令商人赎回，国家以立法行政两大权予以商，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认为收回巨款必赖于商。

几经权衡利弊，邮传部决定仿效1905年粤汉铁路借外债成功收回路权的模式，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奏请获准开办“收赎京汉铁路公债”，总额1000万银元。这是继昭信股票发行十年后中央部会发行的国内公债，也是近代中国政府首度发行的银元公债。

邮传部鉴于“赎回京汉铁路之议需款甚巨”，以及经办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事业的收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了交通银行。“专司出纳，未赎路之先，所出股票、债票皆由银行担任，以免与邮传部直接，故设立交通银行之宗旨，多为赎回京汉铁路之故”，这是我国最早为兴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的华资银行。在此后的交通银行长期业务中，京汉铁路的运营利润是其收入最大来源之一。

2020年，在上海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册《邮传部奏定筹办赎路公债奏稿章程》。它是光绪三十四年九月，邮传部尚书陈璧、左侍郎汪大燮仿直隶成法，拟筹办发行收赎京汉铁路公债1000万银元的佐证。其中详列公债章程等情形，还规定了收赎公债办法。

据了解，当年邮传部特设公债处负责发行事宜。公债票仅“壹百圆”一种面值，年息7厘，印发10万张。每年分3月、9月两次凭票支付官息及活利;期限为12年，自起债之日起到第7年止，只付利息不还债本，自第8年起，分5年抽签还本，直到全数还清。公债持有人并可分享铁路余利。代售该公债达到万元以上者，依数额准予享有一定折扣作为酬费;公债债票凭民间乐购，不得交地方官向绅富勒买。

邮传部将公债交由交通部辖属的交通银行、铁路及电报各局代理承售，说明当时清廷对西方公债通行做法心领神会。由银行承销债券，在规定时间内向社会募集，未能募足的部分则由包销银行承担，这种发行公债的办法直到今天，仍是各国最常采用的方式，但在百年前就属于金融创新了。邮传部在奏折中积极倡议公债制度，甚至声称“各国以为筹款之常法，且以国债之多少为国势之重轻”“惟国债有内外之分，凡借外债必须力杜债东干涉事权，方足取益防损，是以财政充裕之国，遇有急需，又多取资内债，以其利归于民，呼应较为便捷故也”。“收赎京汉铁路”还改变以往“借款”“股票”的习惯叫法，冠以“公债”名称，也说明此时“举国力办大事”的理念已逐渐为国人所认同。

为预防公债销售迟滞，广开销售渠道，未雨绸缪，该公债票采用不记名式，可以自由转让，认票不认人。而且“执票者无论何人，均照本国人民看待”，亦即允许洋人认购，后来当公债滞销时，果真转销国外，变身外债。

为弥补准备金不足，陈璧先通过交通银行向度支部借规银500万两，利息6厘，期限为7年，另向商人商借商款100万两，还把“在京汉三十二年余利项下暂行提用一百万两”挪用。此外，邮传部还仿效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筹款办法，发行铁路公债1000万元，年息7厘，期限13年，以铁路余利的四分之一分配与债主。然而毕竟国穷民困，总款额甚巨，民间承购内债只有34万元;到1908年10月，通过各种途经筹集到的款项仅仅为赎路的四分之一。因时间紧迫，要如期赎回路权，只有举借外债一途了。

1908年10月8日，邮传部与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谈妥，以振兴实业的名义借款500万镑，两家银行各250万镑，折扣为九四，期限30年，前15年年息5厘，后15年年息4.5厘。以其中的400万镑作赎路之费，扣除折扣，实得376万镑，约合9482万法郎。这项借款不以赎路为名，从而避免了管路、分利、購料、用人、查账及以路抵押等相关权力的牵涉。

京汉铁路赎路借款“以债养债”，实际上是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以英、俄矛盾为甚，而比利时的后台是俄法的支持，京汉铁路由中国赎回就“可以阻止帝俄势力深入”中国内地，这是英国愿意看到的局面，故很快达成协议而不附加苛刻条件。对法国来说，虽铁路被中国赎回，但还可做债权人。因此这笔借款赎路，是经济上的“以夷制夷”。

清末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京汉铁路图》

1908年发行的这套债券，以英国著名版画家托马斯·阿洛姆手绘的北京西直门作背景，设计充满中国韵味。其下方分别有汇丰银行代表、汇理银行代表和清廷驻英公使李经方签名。债券一套共3个版本：绿色汇理银行版20英镑（共6250张未偿）、绿色汇丰银行版20英镑（共250张未偿）、紫红色汇丰银行版100英镑（共5000张未偿）。其中，汇丰银行20英镑版是存世量最少的，保存下来估计不足百张。清廷的早期外债实物多数与铁路借款有关，每张债券均附有借款合同内容及抵押对象，是西方列强以借款为名，为各自争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经济掠夺的实证。

1909年1月，邮传部费尽周折终于还清了向比利时的借款，赎回了路权。虽然因赎路又新借了英法两国的巨款，但两相权衡，赎回路权更值得庆幸。虽然借款修路的负面影响巨大，但修筑铁路本身却是成功的。京汉铁路建成后，直至辛亥革命，一直是当时中国最盈利的铁路。从建成到清朝灭亡，其每年创造的营运利润，接近邮传部所经营的十条铁路总收入的四成左右，而路权收回后的经济效益历年都在增长。

有关这一事件的文献记载，散见于中国债券的多部专著。本文开头提到的晚清银元公债票的首次发现，填补了以往清末京汉铁路流通债券未发现实物的历史空白。为何京汉铁路赎回公债极其罕见？较有可能的原因是，当年债券收兑清偿比较彻底——1909年1月1日，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代表中方正式宣布收回京汉铁路路权，京汉借款相关合同全部宣布废止，债券实物同时作废而被全数销毁，漏网之鱼寥寥。资深金银锭收藏家、研究学者戴学文先生在其专著中，就提到“经过多年的寻找，无论是邮传部在国内发行的银元公债券或国外的债权凭证，至今仍一无所获。根据1925年2月10日《交通债款说明书》记述，均已按期偿清，可能均应已回收销毁。”

京汉铁路在外国人手中经营10年后回归中国，这是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最大的成果，是20世纪初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彰显。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表明近代中国终于有了摆脱列强控制、自主经营属于自己铁路权益的成功先例。

1908年绿色汇丰银行版20英镑债券

1908年紫红色汇丰银行版100英镑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