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女特工一段沪上传奇

夏日风

图1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通易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017年初，有最美红色特工之称的黄慕兰在杭州逝世，享年110岁。周恩来总理曾称她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湘中名门。父亲系谭嗣同的朋友，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黄慕兰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不久，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她以名媛身份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我党隐蔽战线屡建奇功，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被誉为最美红色女特工。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还以银行家的身份主导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一家久负盛名的信托公司破产重组案，演绎了一段红色特工的金融证券传奇。

1936年6月中旬，一向经营不错、声誉颇隆的通易信托公司突然宣布清理。这一消息在上海金融界引起轩然大波。虽名为信托，但该公司也有储蓄业务，其储户中有不少社会名流，如章士钊等。

通易信托公司是20世纪20年代初“信交风潮”中仅存的两家信托公司之一，发起人中金融界名流云集：创办人黄溯初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徐寄庼是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人之一，范季美则是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其分支机构遍及北京、杭州、苏州、哈尔滨、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1925年至1935年间，公司每年盈利在7万至14万元。倒闭主要是因为资金不能周转所致。

1935年的这张股票（见图1）信息显示：此时公司资本总额为250万元，股票面值为50元。公司创办之时的额定资本即为250万元，当时实收资本为125万元，也就是说15年间，公司的额定资本并没有增加，只是缴足而已。其间，公司分别于1928年、1929年在全国注册局与财政部设立登记并得以换给执照，股票签发日期为1935年5月16日。从背页的分红派息表来看，公司清理倒闭前夕，公司刚派发了1935年的股息与红利。

事實正是如此，公司业务扩展太快，资本金远不够用，储蓄存款是其营运资本的主要来源。1934年至1935年正逢上海金融风潮，公司存款减少了三分之一。1935年初，通易银行因金融危机而挤兑，很多储户误以为是通易信托，纷纷前来挤兑。原本资金链就紧绷的通易公司终于支撑不住。1936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紧急股东会议，决议所有总公司及分公司、保险、储蓄部一律于次日暂停营业，并委托会计师与律师进行账目清理。

尽管遭清理，但是通易信托公司并非资不抵债。公司不动产很多，其在上海有一幢5层楼的大厦，各地分公司在当地都购有房地产，其中以北平分公司最多，整条东交民巷差不多都属于该分公司，公司的资产实际上大于负债。正因为如此，公司董事长黄溯初称病就此避走日本，将暂为调整、清理的事务交给了好友徐寄庼。在研究了继《银行储蓄法》而配套出台的《破产法》之后，徐发现只要有四分之三的债权人同意，公司是可以复业的，但自己在金融界的身份特殊，不便出面主持公司复业工作。此时，并无金融背景的黄慕兰（图2）走到了前台。

在隐蔽战线做营救工作时，黄慕兰结识了进步律师陈志皋，陈家是名门望族之后。其父陈其寿是著名的会审公廨首任华人庭长，在上海法律界极有威信，黄慕兰的一些营救工作都是借助陈家父子的影响力得以完成的。1935年，在陈志皋多年的苦苦追求下，为便于工作，征得组织同意，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通易公司董事郭虞裳具体负责处理公司清理善后工作，他是陈志皋大哥的连襟。党组织指示她借此机会打入金融界，开辟上层统战工作新阵地。

黄慕兰在回忆录中坦承，自己的金融知识是从学习恩格斯自传中得到启示：从金融市场的动荡信息中，检测政局的变化和战争的胜负。为此，她还在交易所做“空头”交易，小试身手，赚了2000多元。可见，她对上海金融市场也并非一无所知。黄慕兰希望能有通易信托公司这样一个平台，自己在上海金融界就有了合法的身份掩护，便于在隐蔽战线为党工作。在陈志皋的帮助下，通易公司的复业事宜就从徐寄庼转入黄慕兰之手。其时，受金融风潮影响，金融机构倒闭成风，鲜有成功复业的。

公司停业的半年多时间，相关各方精疲力竭，除了储蓄部债权返还四分之一外，成效甚微。之后，通易公司方面由郭虞裳牵头，请陈志皋当董监事会代表，陈志皋又邀请其震旦大学学长、著名会计师潘肇邦共同主持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案，潘很快便拟定了调停方案。调停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对一、二百元左右的小债权人全部一次性以现金清偿，对于数目较大的债权人，公司发给等额的无利债券和公司股票，债权人就成为了公司股东和债券投资人，不同债权性质对应着不同的处理与清偿办法。

通易信托债权人迟疑不定，对于调停方案有疑虑，他们对用于替代债务的公司股票、债券的价值怀疑，担心股东的责任及复业的资金问题等。

公司复业谈何容易！债权人多达6000余人。黄慕兰此时名黄定慧，她以公司副总经理身份迎难而上。为便于复业工作，黄慕兰在徐寄庼的介绍下加入了银行家俱乐部。1936年10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银行业联谊会成立，她作为发起人之一，任副主任委员，并以银行家等身份参与被捕中共人士及“七君子”等营救行动。

黄慕兰自己或派人分赴北京、杭州、南京、苏州等地拜访债权人。1937年春，她首先去北京分公司拜访了章士钊等三位社会名流大债权人，并争取到三位在通易信托公司复业调停方案上签字。受他们的影响，其他小债权人也对复业调协方案投了赞成票。由于她气质不凡，谈吐得体，因此游说工作大有成效，很多债权人还以为黄定慧是董事长黄溯初的女儿。

在徐寄庼的引见下，黄慕兰寻求上海工商金融界大佬们的支持。徐等请出虞恰卿、杜月笙、王晓籁做公司复业的担保人。不久，《申报》连续数日，登出了数千字的“虞恰卿、杜月笙、王晓籁等与通易信托债权人书”，竭力为公司管理层辩护，敦促债权人以大局为重，支持复业方案。

黄慕兰拿着复业方案奔走于各大银行与主要债权人之间，调停复业方案中偿付小额债权人的资金40万元现金，来源于通易信托公司大楼的抵押贷款。经过艰苦的调停工作，终于获得多数债权人的支持，法院撤消了对通易公司的破产管理。另外，1937年10月12日，江苏上海第一特区法院裁定认可了通易的拟发行118万元无利债券调协方案。

在公司以资产拨充新资本，以新股票分配各债权清偿债务后，终于在1938年2月7日重新复业。公司注销旧股权，新股票正式印制于当年7月，10月1日起开始换发，换发后的股票如图3。

图3的这张股票为1938年7月11日签发的，为“通”字第1051号，奉国民政府财政、经济两部核准注册发给执照，资本总额为136万元，股份总数为13.6万股，每股10元。股东为张云记，持股26股;董事为王晓籁、徐寄庼、周守良、潘鲁岩、陈志皋。王晓籁任董事长，潘鲁岩为总经理，陈志皋任董事会秘书长。黄被选为通易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公司复业后资本从250万元减资至100万元，其中普通股68万元、优先股32万元，同时发行118.7945万元无利债券。公司股票自1938年起保息三厘，以两年为限;1940年改为一厘。1941年2月底开始，公司换发给正式的无利债券（淡绿色，如图4），该债券以公司收回的剩余账面资产及新公司的盈余还本付息，票面分法币千元、百元、十元、五元与一元五种，债券不记名。

1942年9月9日公司召开普通股与优先股临时会，通过了对8月23日股东临时会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第二次增资国币100万至150万元，那么公司复业后的第一次增资何时完成的呢？结合其时华股市场的情况来看，1939年至1941年之间发行的可能性较大。

图5的1943年通易信托股票上的信息则显示：公司增资登记的时间为1943年6月19日，股份原额68000股、优先股份32000股，增资股份40万，每股金额国币10元，计500万元。这说明公司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6月这段时间还有过第三次增资。

图3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通易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不久，《申报》连续数日，登出了数千字的“虞恰卿、杜月笙、王晓籁等与通易信托债权人书”，竭力为公司管理层辩护，敦促债权人以大局为重，支持复业方案。

图4 民国三十年（1941年）通易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利债券法币10元整

图5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通易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该股票上的信息说明，公司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6月这段时间有过第三次增资。

黄慕兰夫妇掌控通易之后，通易成为党的隐蔽工作站与地下金库。上海沦陷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就藏在通易公司的办公二楼，其保险箱中藏有中共一些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如瞿秋白日记与方志敏手稿。黄慕兰还出面担保向银行开立支付户，解决了《鲁讯全集》的出版难题。同时她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外界视为“上海抗日妇女经济实力最强的女士”。

令人迷惑的是，作为实际主导者，黄慕兰的名字始终未出现在上述不同年份的股票上。这期间，陈志皋的名字出现在1938年的股票上，1943年股票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原来二人于1942年12月因在后方参与抗日救亡等工作被军统秘密逮捕，并关押了两年。通易公司则被八大股东控制了80%，黄慕兰与陈志皋夫妇则只有5%的股权，他们被挤出了公司董事会。抗战胜利后又重新控制了通易信托，继续为党工作。另外，黄慕兰虽然是公司复业的实际控制人，也许是基于秘密工作的低调考虑，所以股票上见不到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