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新格局

张静

职业教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上海初三中学生张浩然对现代化港口作业很感兴趣，因此有了报考职业学校的念头，但他的父母坚决反对儿子的选择，认为从职校出来无外乎去流水线做“机器人”、在后厨颠大勺，或者去汽车4S店里当个修车师傅。

事实上，职业教育的内涵与外延要丰富得多：在国家重大外事活动现场，那些姿态优美、动作规范的礼仪接待员来自职业教育；在航天技术研究院下属研究所从事航天重要装备产品研制、生产与试验工作，胸前挂“中国航天”工牌的年轻人也来自职业教育……可以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托育到养老，从生产到销售，产业链的每个环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职业教育人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多年来，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直接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不仅支撑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制造大国建设，更为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如今很多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往往还未毕业就被各大企业争抢一空。

深圳技师学院激光教研室主任孙志娟说：“每个同学手上有2到4个录用通知书，来校招聘的企业全部没有招满，甚至空手而归。 ”深圳技师学院教务处处长文平说：“原来是提前半年企业来找我们，现在是提前一年，甚至提前两年企业来找我们要人才。”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为强化素质教育、充分发展职业教育提供政策依据和支持。

迎来政策红利期的职业教育如何借力重塑发展格局？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薛晓萍发出感慨：“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缺少技术人员，如何让当时众多的适龄劳动者群体提高专业文化基础和职业技术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一项紧迫重要的政治任务。

1979年，《国家劳动总局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试行）》提出“职业学校教学应大力与社会实际生产劳动相结合，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应用能力”，并强调学校教学生产实习应尽可能地贴近企业生产实际进行。

“条例首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关系，勾画出我国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政策上的雏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告诉记者。

1978年到1998年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要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这项政策促使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增长，其中普通中学改办的职业高中增长数量最多。上世纪80年代，许多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把上中专作为升学首选。作为干部的“预备役”，一些中专学校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甚至重点高中都要高。

后来，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为干部的“预备役”制度优势的消失，加之高等教育扩招，中专学历失去了光环，职业中学的吸引力也每况愈下。

“职业中学的举办者是教育行政部门，但教育行政部门既无经济主管部门、国有企业那样的雄厚财力，也不像劳动部门那样掌握就业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职业中学的办学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职业中学的发展时常处于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要就业没就业的尴尬境地。”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国庆分析。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自2010年来，中职院校的招生人数逐年下降，直到2019年才略有回暖。相比2010年，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数量已经下降了29.6%。

中职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和企业需求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一方面，毕业生因为训练不足，很难得到好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则因为招不到适用的技术工人，经常出现用工紧缺。这造成了一种双输的局面。

三一重工副总裁代晴华坦言，现在招工难，用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意进制造企业。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是用工大户，2020年底员工总人数近20万人。其在2020年年报中写道：面对国家人口红利渐失，企業劳动力不足、招工困难等问题日显。

不光是劳动人口数量的总体下降，从劳动力供给结构看，高技能劳动者短缺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根据人社部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我国有技能劳动者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26%；其中，高技能劳动者超过5000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28%，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20年，我国重点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1年这个数据达到2100万人，预计在2025年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这些数据，就是必须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

“中国并不缺少建设智能化工厂的投资，缺少的是成熟设备与合格新型产业工人。机器换人给企业带来的最大挑战还是人，是新型产业工人。”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区最高行政主管郑光傑说。

为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扩招百万”。

随后，教育部在2019年5月发布《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各地要科学分配扩招计划，重点布局优质高职院校，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同时针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单列计划……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2019年和2020年，高职分别扩招了116.4万人和157.4万人。

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要通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

除了扩招，提升质量是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10月发布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居于首位。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被打上低质量标签，“考不上高中的才去职高”的观念在众多家长心中根深蒂固。

《教育家》杂志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职业院校学生认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是社会认可度，中职和高职学生选择此选项的比例分别为70.26%和73.48%。

这种社会心理“很大程度并不是职业教育内部因素造成的，而是与我国新的教育政策有关”。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在其研究著作《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卷》一书中这样分析。

职业教育优待政策取消了，高职招生逐渐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倾斜。与此同时，高校仍继续扩招。社会对学历的偏好、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人文素养方面的不足，使得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不断下降。

“职业教育并不是普通教育的托底，而是跟普通教育并行的另外一条人才培养轨道。”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匡瑛说。

2019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改革职业教育体系。方案公布指导意见共20条，因此又被称为“职教20条”。方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提出要在5至10年内让职业教育完成由“政府主导”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化办学”的格局转变。

随后，“职校高考”“产学结合、校企合作”“1+X证书”“工匠人才”以及“职校技术人才就业落户政策”逐渐落地，这些新政策打破了人们对职校毕业生职业前途的刻板印象，也打通了职校生的上升通道，降低了就业限制门槛。

2021年，教育界的关键词是“双减”，而5：5普职分流则再次在家长和学生中引发一轮教育“焦虑”。

事实上，普职分流一直都有。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目标是“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这一比例要求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并扩展到了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也要求大体相当。

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在统计“八五”成就时指出，1995年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重从1990年的45.7%提高到56.8%。

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职普比大体相当”，“职教20条”再次强调这一比例。

2019年，教育部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比例约为57.7%，意味着42.3%的初中毕业生会被分流到职业院校。

普职分流也让许多家长不得不重新审视孩子的未来人生道路规划。一门心思奔着高考目标既不一定是最好选择，也不一定真能走通，而走另一条道路成为一名技术劳动者，也不见得没有“光明的未来”。

制造业强省江苏一直严格执行普职分流。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江苏教育的分流给地方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持，但客观上也把一批初中生拦在普高门外。

分流如同人生分岔路口，“以后只能服务别人”“干又脏又累的活儿”“拿低薪还被人看不起”的声音让许多家長学生千方百计避免被分流到职业学校。

怎么办？关键在于贯通培养。

近日，20岁的李宇终于实现了“从中职到大学”的梦想，帮助他实现梦想的钥匙是2021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休闲保健类形象设计比赛，他以中职组金奖的成绩走进大学本科的直通车。

近些年，像李宇这样从职校进入本科院校继续深造的大有人在。一些职校在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同时，也主动关注到学生的升学期望，为他们打通升学通道。“3+2中高职贯通培养”“3+X高考”等一系列政策，让职校学生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选择。

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目录设置了247个高职本科专业。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批准27所学校独立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2021年11月，教育部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629号建议“关于降低中专生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全日制教育门槛的建议”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中等职业教育基础作用，规范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严格执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条件，逐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使中职毕业生享有更多样的教育选择和更畅通的学业提升通道。

《意见》也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10%”的目标任务。

2020年6月，拥有百年办学历史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从中职到高职专科，再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学历提升通道正逐渐被打通。

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山东、上海等省市就已经开始探索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模式。上海的中本贯通已经被不少家长看作是“普娃的最好选择”。

匡瑛参加了上海中本贯通的顶层设计。据她介绍：“上海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已经大幅提升，要求从业人员不仅具备技术技能，也要具备成熟的心理和稳定的情绪，能应对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筛选出合适的中本贯通专业，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中职生毕业时只有18岁，刚刚成年，我们希望他们通过中本贯通的学习，成长为技术技能更精湛、心理更成熟的高层次劳动者。”

不斷完善的职教高考制度和本科职教的发展，使得更多职校学生通过“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走进大学。2020年，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逾300万人，超过高职学校招生总数的60%，促进了人才多元发展。

2021年4月，职教高考技能测试前，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职业中专护理专业学生李淑杰一直在认真复习备考，“后面还有文化课和专业课考试，希望自己能升入心仪的大学”。

职业教育的理想贯通模式还在探索中。“职教高考要和普通高考有所区别，职业能力不是一张试卷可以考出来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高级技术技能人才选拔上来，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判标准等需要多元化的探索。”孙诚说。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要在分级、多元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衔接起来。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孟盈分析，要通过健全国家教育资历框架制度，实现职业教育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学习成果的等级互换，保证两个教育序列的学生享有同等权利，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学习内容更明确、就业更有奔头。

长期以来，就业不平等是家长送孩子读职业院校时的最大顾虑。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的就业蓝皮书》数据：2020届本科生有42%在国企、科研机构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而高职生只有25%在这些单位工作。61%的高职生在30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业工作。高职生就业量最大的职业是：客服专员、建筑技术人员、营业员、销售、房地产经纪人、餐饮服务员……

如今，这种就业不平等正在被打破，职业院校毕业生也可以报考事业单位了。

2021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切实维护、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最愿意看到的，她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结果。

近些年，从定向选调到普通选调，再到各地公务员考试，都对毕业院校作了限制。以此为标杆，事业单位、央企国企也对招聘门槛设置了各种关卡。

即便是很优秀的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职场，也常常因为学历问题遇到某些不平等的对待。比如，西安某技术学院毕业生云磊留校后，在本校党委宣传部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他带领团队运营的学校微信公众号订阅数一直高居全国职业院校官微榜首。虽然学校已经特事特办，和云磊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实现了人事代理、同工同酬，但云磊在公积金、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上与编制内人员还有差别。

人社部发布的《通知》给了职业教育信心。“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招聘要作社会的表率，不能看学历论英雄。此外，要采用立法的方式，要求公开发布的招聘信息中不能含有学历歧视性条件，要建设技能型人才友好社会。”许玲建议。

职业教育要办好，办出高质量，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关键。近些年，做得较好的职业院校，都是在企业参与、产学结合方面有创新有作为。向企业开门办学，订单式输送人才，极大增强了职业教育对就业市场的适应性。

在长沙，瞄准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长沙汽车工业学校调整专业设置，实现办学的转型升级。“现在我们共有两大专业集群，汽车智能制造和汽车现代服务。”长沙汽车工业学校校长胡冬生介绍，2012年学校与比亚迪公司达成合作，每年都向其输送大量能迅速上手的毕业生。此外，学校还和多家车企建立合作关系，学生订单培养率40%以上，就业率100%。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2020年5月刚一复课，就有多家企业上门揽才，80多名数控焊接专业毕业生全部被山东、浙江的企业预定。

“职业学校就业率就应该是百分之百。”孙诚说。

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到2018年就业于轨道交通、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电子商务、旅游服务、航空服务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岗位的中高职毕业生人数约1750万。

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学院，承担着为苏州工业园输送技术人才的使命。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搬迁到亦庄后，作为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唯一的高校，通过两轮专业新增与淘汰，该校主动对接区域主导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需求来设置专业。某种程度上，这些职业教育院校等于直接嵌入了产业链，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正因为职业教育与企业的紧密关系，《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意见》发布后，部分企业迅速跟进，布局职业教育。尤其是在学科类培训“落幕”后，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不少教育类上市公司的转型方向。

“上市公司参与办职业教育有多重优势，能培养技能人才也能实现精准就业，可谓一举多得。”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表示，上市公司企业财力较为雄厚，在专业领域有大量人才担任师资，对行业人才培养更内行，培养效率更高，这是一般职业院校单独办学不具备的优势。同时，这些企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举办职业教育既能满足其自身需求，还可以短时间迅速扩大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丰富职业教育的范围和层次，为实体经济提供急需和适用的人才。

“职业教育的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孙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