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越”过“崎”岖坎坷

蔡永飞

1991年10月24日，98岁的孙越崎写信给中央高层领导，恳请重新审议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性质问题。当年和孙越崎一起参加起义的不少老同事曾受到错误审查和迫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许多人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根源就是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性质没有得到确认。一段时间中，一些受到极“左”路线影响较深的人，竟然认为孙越崎及其领导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人员的起义是企图“潜伏”下来。

孙越崎很快得到回复，中央将专门召开座谈会，明确作出历史结论……

1992年10月7日，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议指出：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起义护产护矿，将所属工矿、企业和财产移交给人民，移交给新中国，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分肯定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这一历史功绩。

当时原拟在10月16日孙越崎生日这天召开会议，因为孙越崎这年99岁，正好借此机会为孙越崎百岁祝寿。按照中国人过寿“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习惯，这一年应该为孙越崎祝寿，这是来自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番美意。但孙越崎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会越早开越好，很多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都盼着这个会呢！

有研究者认为，孙越崎谢绝为自己祝寿是“高尚的情操”，笔者也同意这一评价，但实际上，孙越崎认为，这样一个座谈会是为原资源委员会的老同事们召开的，而那些老人都已风烛残年，能够熬过那些艰难日子都是十分幸运的，千万不要让哪一位老同事等不到开会那一天，而带着遗憾离去。想想孙越崎这样的用意，体会他急于对老同事们的内心情绪加以抚慰的心情，相信人们都会感动。想想孙越崎等了几十年的历史结论终于等到了，他自己也一定是非常欣慰，相信人们也会为他感到欣慰。不过，孙越崎“越”过所有“崎”岖坎坷，活到1995年12月9日，102周岁逝世，他的生命力如此强大，无论什么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步伐，这才是最令人感慨、最令人肃然起敬的。

那么，孙越崎和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究竟作了什么样的贡献，才能在几十年后仍然要专门召开一个高规格的会议来作出历史结论呢？

1949年4、5月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人员将蒋介石要求运走的企业设备、各种资产完整交给了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28日，陈毅来到在上海的资源委员会办公地点资源大楼，向资源委员会的官员、专家、工作人员100多人发表讲话。陈毅说：“我们对资源委员会的工作有所了解，你们是主管国营工、矿、电等企业的一个全国性机构，毛主席很重视你们这个机构。”“现在南京、上海都已经解放，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台湾，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几乎未走一人，设备器材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当时孙越崎已经离开上海，陈毅讲话时孙越崎并不在场，但陈毅也肯定了孙越崎的功劳。

实际上，在原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及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努力下，完整移交给共产党的，是资源委员会从1932年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起，十几年所积累起来的几乎全部家底，基本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主义”的全部国有企业，包括重工业、矿业、电力、制糖、造纸、化工等行业，共有121个总公司、1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约60万—70万工人，其中，有20多万技术工人，还有若干勘测设计等研究单位，有3万多名技术和管理人员，3000多名海归专家。这是孙越崎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对新中国政权的卓越贡献，也是中共领导人对孙越崎极为尊敬的原因。

这些是孙越崎冒了九死一生的风险才做到的。从蒋介石国民党的角度来说，孙越崎这样做于情于理都是“不应该的”。孙越崎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一方面源于他自己在能源工业领域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创办玉门油矿之后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倚重。1949年初孙科接替翁文灏任行政院长重新组阁时，本来安排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是孙科的好友吴尚鹰，但组阁名单送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把吴尚鹰的名字划掉，重新写上孙越崎的名字。孙越崎“背叛”蒋介石的行为是国民党极为痛恨的，他离开香港北上北京时，国民党特务奉命策划了追杀行动，从台湾发出的对孙越崎的“通缉令”始终没有撤销。

倒是孙越崎逝世时，他在台湾的许多朋友举行了悼念仪式，表达对这位“中国工矿泰斗”的敬意和怀念。

1948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召见孙越崎，亲自下令立即将南京电照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工器材厂、南京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五大企业搬迁到台湾。蒋介石写了手谕，还加了时限：“限1月11日迁出南京。”孙越崎为了“为难”蒋介石，提出一笔132亿元台币的巨额预算，谁知道蒋介石满口答应，并且立即安排拨款。可见蒋介石深知把这些企业搬迁到台湾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情况下，孙越崎不得不安排成立五厂迁台委员会，开始拆除工厂的机器设备。

实际上，早在1947年9月，孙越崎就已经和钱昌照讨论过转向共产党的想法和如何与共产党联系的问题，当时他们已决定找邵力子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下令拆迁工厂的时候，孙越崎内心里确定了拖延的策略。刚好当时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也在南迁，各机關纷纷抢占车站码头，用于运送五厂机器设备的轮船无法靠港，为孙越崎提供了拖延时间的理由。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孙越崎立即召开南京五厂负责人会议，决定不再拆迁，已经运到下关码头的设备运回重新安装。马鞍山机械厂的设备部分已经装船，孙越崎下令运到上海支援上海机械厂并要这个厂也都留下来，同时将蒋介石已拨付的预算款转给南京五厂，用于五厂重建扩建。

1949年1月，孙科辞去国民党行政院长职务，换上何应钦，孙越崎仍旧担任政务委员和扩大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处于这样的位置上对他将国民党的资产留给共产党提供了方便。此间，蒋介石还几次安排汤恩伯等人催促孙越崎尽快搬迁。也因为蒋介石反动派失败得太快，孙越崎的拖延策略成功了。后期，孙越崎在资源委员会内多次向他的部下公开表态要留在大陆，坚定了所有选择留下来的人的信心。

1949年3月，经济部所属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煜和各研究室主任向经济部长孙越崎汇报工作，称该所大多数同仁都不愿按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南迁，表示要留在南京，保护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及房产，等待解放。孙越崎表示支持，说自己也不打算离开大陆，并给他们部分资金，以维持该所员工生活。后来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的程裕淇回忆说：“孙老的表态对旧中国最主要的地质科技机构几乎100%转移到新中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孙越崎一生中曾经两次遇到企业搬迁的事情。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七七事变之后，孙越崎决心将在焦作的中福公司（煤矿企业）搬迁到内地。当时他说：如果是内战，焦作煤矿不搬迁也可以的，因为总是在为中国人所用，而现在日本鬼子来了，焦作煤矿必须搬迁，绝不能留给日本人用来伤害中国人。这一说法包含了一种不辨是非的倾向，和后来他拒绝蒋介石搬迁命令、将国民党的工矿资产留给大陆人民使用是不一样的，后者明确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很明显，一次决心搬迁、一次拒绝搬迁，孙越崎作为实业家首先想到的是实实在在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一追求是崇高的，是一种十分纯粹的善意。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孙越崎领导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全体人员起义，保护了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成果，这既是以孙越崎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与蒋介石反动派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利品”：没有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就不可能争取到包括资源委员会人员在内的数以百万计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投诚；而孙越崎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后来参加民革组织，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的伟大成功。后来孙越崎常说：“论私，我是背叛了蒋介石；论公，我没有背叛国家。”孙越崎大公无私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共产党人统战工作引领的结果。

孙越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和关怀，不仅是因为他领导和参加了起义行动，也因为他是“中国工矿泰斗”，是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仁人志士的杰出代表。

孙越崎领导玉门油田、延长油田的开发建设，以及他在穆棱煤矿、焦作煤矿、天府煤矿建设中作出的贡献，是他对中国能源工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1934年9、10月间，孙越崎在陕西延长县城外打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口油井，开创了中国的石油工业的新纪元。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接收了延长石油厂，油厂广大职工积极研制了汽油、煤油、蜡烛、蜡片、擦枪油、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延长石油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1941年3月，孙越崎被任命为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当年12月他来到玉门。

孙越崎领导玉门油田建设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诗。在孙越崎领导下，玉门成为戈壁滩上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中国近代从1878年到1948年共生产原油67.7万吨，其中抗战期间玉门6年生产22.5万吨。蒋介石以及许多政界、文化界、科技界名人到玉门油田视察，所有人都感到振奋感动。延长油田和玉门油田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贡献，至今仍在开采之中。

孙越崎在中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孙越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黑龙江穆棱煤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孙越崎学会了采煤和煤矿管理技术，为他自己后来成为“工矿泰斗”开了一个好头。作为一个南方人，在天寒地冻的黑龙江工作，当时煤矿周边土匪横行，孙越崎几度遇险，几乎送命。穆棱煤矿就是后来的鸡西煤矿，1985年时鸡西煤矿是全国重要的特大煤企。

1937年下半年，孙越崎将焦作煤矿的第一批拆迁设备运到湖南湘潭煤矿，很快就在那里开始生產。但仅仅半年左右，又不得不搬迁到重庆北碚，与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合作创办了天府煤矿。在孙越崎的努力下，天府煤矿技术改造升级取得巨大成功，年产量达到50万吨。天府煤矿又在四川开发了嘉阳煤矿、威远煤矿、石燕煤矿，一矿变成四矿后，年总产量达到90万吨。天府煤矿还建成了发电厂、机修厂、造船厂、炼焦厂、水泥厂。到1945年，天府煤矿拥有煤船283艘，矿山铁路16.5公里、煤车116辆，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煤矿企业，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及西南地区能源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7月，孙越崎调任开滦煤矿第三副主任。

孙越崎自己是工矿企业的卓越领导人，也培养一大批杰出的工矿管理专家和专业技术专家。

孙越崎本人的成长经历十分具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在东北当了较长时间的县长，对当时官场黑暗有极深的体会，所以他不允许孙越崎从政走他的老路，要求孙越崎一定要学习工科专业，并且明确要求他学习“采矿技术”，这对孙越崎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1916年，孙越崎考取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理科。当时孙越崎和俞大维从复旦公学毕业一起报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没有被录取，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愤愤不平，在《字林西报》写文章说：复旦公学两个最好的学生考不上，只能证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有派系、不公平。

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孙越崎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而转入北京大学，1921年从北京大学工科毕业，毕业前夕还曾到开滦煤矿、本溪煤矿实习。随后到黑龙江穆棱煤矿工作，随着穆棱煤矿的发展，孙越崎越感到知识不足，决心赴美留学，36岁的他考进斯坦福大学学习两年，随后他到旧金山考察金矿，到洛杉矶考察石油开采企业，对他后来在延长和玉门开采石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9月，孙越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导师带他考察了美国东部许多煤矿。研究生毕业后，孙越崎又考察英、法、德三国矿业，后经苏联回国，又到苏联企业考察，亲身感受了苏联实施五年计划的氛围。

孙越崎学习采矿技术，从开始时起就不是坐在书斋死读书，他始终极为注重操作实践，为他回国后成为“工矿泰斗”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准备。

1934年孙越崎出任陕北油田勘探处处长。他在上海新中公司定做了200马力的柴油机，在上海机械厂定做了汽顿钻机、发动机等等，从德国、美国进口了各种钻头、钻具等等机器设备，从当年4月开始从上海运往陕北。

当时东部地区运输条件还不错，运到黄河边上找到木船运到延水关也还可以，但运上岸之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那个时候陕北地区哪里有什么公路？就算有路，用什么运？只有马、骡子、驴，那些笨重的机器设备用这些牲口怎么运？孙越崎的部下急得绕着机器转。

孙越崎有办法，他下令把机器全部拆散，直到碎成牲口能驮、人能抬起来为止。然后在当地贴出告示，需要民夫和牲口若干，来了先领工钱后干活。

消息在老百姓中不胫而走，结果很快就招来了266名民夫、298头骡子、102顶骡轿。从1934年7月9日到9月4日，孙越崎一行历经57天，行程200多公里，最终用最原始的运输办法，将100多吨现代化大型机器设备运到了延长和永坪。

随即，孙越崎又把一部分参加运输机器设备的民夫留下来当了石油工人，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石油钻井队。

荒漠上油田变得生机勃勃，孙越崎写了一首诗：“关外荒漠接远天，出关人道泪不干。移沙运土植杨柳，引得春风到油田。”

孙越崎把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傳授给了和他一起工作的很多人。一大批愿意和能够跟着他干的人，都历尽千辛万苦，成为工矿企业优秀的一线管理者、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包括后来新中国的“铁人”王进喜，就曾在玉门油田受到了孙越崎的教育培养，后来总结的“三老四严”大庆精神，与孙越崎的严谨作风和奋斗精神也是十分相似的。孙越崎从旧中国“带到”新中国的科技人员，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的就有数十人，为开展新中国能源工业和地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自2021年12月16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