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长安

赵义

最近一段时间，西安的疫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200万的超大城市，西安这次的疫情，被认为是武汉封城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相信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安的“封城”能尽快结束。社会经济生活恢复正常。

由于病毒不断变异后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链多点暴发并且隐秘等原因，像西安这次遇到的早期疫情失控的情况，不会是最后一次。同时，与不少西方国家如今的“硬闯”思路不同，我国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防控总方针，像西安这种超大城市为了短期内控制疫情而接近武汉式的“封城”，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这对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西安发生的孕妇流产等事件，就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

针对多起看病难就医难突出问题，1月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医疗服务保障工作，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作了检查。她指出，发生这样的问题十分痛心、深感愧疚。防疫期间，医疗机构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

当天下午，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道歉：“在这里，我代表市卫生健康委对这位患者深深地道歉，对疫情期间特殊人群就医通道不顺畅、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表示深深地道歉。”

一旦封城，正常的社会运转停摆，但民众的基本需求（吃饭、就医等）不等人，就需要能够启动应急机制来满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也正是在“封城”最初一段时间暴露得最充分。

事实上，对于疫情期间如何救治孕产妇，国务院在2020年就出台了文件，明确要求坚守母婴安全底线。文件规定得非常详细，比如对邻近预产期的，要协调落实产检及分娩机构，并及时通知到人，确保衔接。

但是，要把文件的规定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细节问题需要执行者去完成。尤其是在“封城”开始那段较为混乱的时间，需要执行者的责任心和办事能力。

西安一位市级机关干部就这样介绍过下沉到基层后面临的困难：在封控两三天后，“特殊人群的就医保障问题就凸显出来，有半夜监听不到胎儿胎心的孕妇，有羊水突然破裂的高危产妇，有透析病人，有在家练单杠摔伤的，有切菜切到手的，甚至还有不能停药的精神病人……”

因此，工作专班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甚至要“不惜动用一切或公或私的关系和力量来解决这些疑难杂症，例如我们曾想用床单或被子将高危临产孕妇抬下高层，幸亏借到轮椅才长舒一口气；又由专班班长动用私人关系辗转联系到医院，由专班的队友用私家车将产妇及时送入院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孙春兰召开的专题会议就提出，孕产妇等急需就医的，要设置定点医院，保障连续的医疗服务。每个区都要安排定点医院负责接诊，由社区安排专门的车辆，给予通行证，开通绿色通道，点对点接送病人到医院。

如果这样的绿色通道能在封城一开始就立马启动，孕妇流产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而在孕妇流产事件中，有一个细节是，孕妇晚上8点多到达医院，在门口由于核酸问题无法入院，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悲剧发生。显然，医院相关人员是为了免责而拒绝没有核酸检测的临产孕妇就医。

前述專题会议也明确提出，对危急重症患者，不论有没有核酸证明，在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时间收治。

这也让人不得不思考：在强问责的时代背景下，治理必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疫情防控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文件，必须有足够的细则。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合成谬误：局部的“合理”，比如医疗机构为了免责而拒诊，导致的是整体的谬误—母婴安全的失守。

当然，如果一个地方治理水平较高，即使自上而下的文件没有细则，也能防止合成谬误的发生。也就是说，强问责必须和较高的治理水平结合起来，如果是强问责和弱治理的组合，那有可能导致的是日益增多的“甩锅”卸责，然后上级不得不再次介入，进行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