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电影回顾：我们需要神话

何承波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有472亿，全球第一。来到疫情的第二年，这个相比于去年翻倍的数据还算亮眼。但仔细一看，复苏的繁荣之下，仍有某些惊人的裂隙。

这一年票房前四名，分别是《长津湖》57亿、《你好，李焕英》（以下简称《李焕英》）54亿、《唐人街探案3》（以下简称《唐探3》）45亿。第4名，《我和我的父辈》，14.7亿。如果不是仔细考察，观众可能很难发现，票房第3和第4之间，相差30亿，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这种两极分化是前所未有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津湖》《李焕英》《唐探3》三者相加，拿走了全年总票房的三分之一，是典型的虹吸效应。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电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被人们遗忘。

比起数据，我更关注数据背后的秘密。这个奇特的数据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电影与人的故事。

票房的虹吸

元旦前后，我在视频平台一口气回顾了這三个大部头。《李焕英》《唐探3》是春节档的，《长津湖》来自国庆档。距离上映过去了几个月，如今放在一起看，我试着理解，为什么是《李焕英》和《长津湖》？当然，还有《唐探3》。

《李焕英》和《长津湖》，一个是女性题材，一个是男性的故事。《李焕英》是走心的，是眼泪的胜利，《长津湖》是走肾，是荷尔蒙的胜利。

两部电影同时也是档期的胜利。

比如春节档的《李焕英》，有着观众无法拒绝的主题—子欲养而亲不待。春节期间，带爸妈看一部关于孝顺爸妈的电影，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李焕英》可分为两部分，前三分之二，一个又一个令人爆笑的小品段子，帮助母亲买电视，打排球，以及相亲，三者无甚关联，也没有剧作层面的推进和层次。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段子“足够好笑”。

这继承了“原作”小品的优秀基因。同名小品改编到大荧幕，小品的特质，一点没变：人物对白，扯着嗓子，提高音量。《李焕英》角色塑造和表演是春晚式的。桥段设定，故事编排，也是春晚的方式。

当时想，为什么《李焕英》要扯着嗓子说话。看到冯巩客串，说“我想死你们啦”，观众一阵爆笑，我突然明白了。

《李焕英》第二部分是催泪的。最后半个小时，电影近似一种MV的风格，将所有泪点倾泻而出，节奏快，情绪浓度也足够高，最后以一个小作文式的致敬语落幕，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票钱。

而国庆档的《长津湖》，赢在战争场面的感官冲击。尽管部分特效有些粗劣，但并不妨碍全程不间断的战斗带来的刺激、紧张和血腥。战争、动作，是香港导演林超贤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在《红海行动》中已有体现。

在这些影史级的票房冠军中，我们看到了电影好坏的另一种指标，是否好哭，是否热血，是否爆笑。2021年这几部电影，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

《长津湖》的主体是战争场面，没有故事可言，也弱化了人物的塑造，动机是一种宏大的驱动力—爱国主义。这种力量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无须挖掘、无须铺垫和解释，生来就有。依靠一些精妙的台词和口号，《长津湖》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共情。

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战的主调，是自我的强大，影片切中了当下中美关系的敏感氛围，适逢其时地表达了国家强大的自豪感。

最后不妨再提一下《唐探3》。它在票房上的成功，是可以预见的。这个系列耕耘已久了，前两作反响不赖。陈思诚有商业头脑，知道怎么融入更多类型元素：推理、悬疑、喜剧，离岸犯罪也给了他更多创作空间。

第三部野心更大，借用片中台词：“密室、本格、黑帮，这么丰富的元素，小说也写不出来。”阵仗不小，最终效果却是支离破碎的，越来越聒噪、浮夸，故事也越来越空洞。《唐探3》口碑虽差，但观众还是吃这一套，票房也来到了系列最高。

面子上，我们讨厌它的粗俗，但身体和钱包很诚实。

《唐探3》的胜利，跟悬疑与推理无关，而是作为一种闹剧的胜利，甚至接近屎尿屁喜剧。观众中意的，是电梯间殴打护士这种桥段，它的笑点粗暴且直接，不需要动脑子，也不必走心，来自一种纯生理的释放，跟某平台的短视频异曲同工。

唐仁这个角色最为明显，他走丑角化的路线，怎么浮夸怎么来。他蹩脚口音是模仿港普，颇有点致敬周星驰无厘头的意味。不过，故事和周星驰喜剧背后的人性逻辑，是相反的。这一点我后面再议。

在这些影史级的票房冠军中，我们看到了电影好坏的另一种指标，是否好哭，是否热血，是否爆笑。2021年这几部电影，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

它们的情绪作用机制足够直接，足够粗暴，追求一种及时的大脑神经递质回馈，依靠一句台词或者一些桥段，给予观众足够猛烈的刺激。

消失的真实

《长津湖》文戏薄弱、扁平，这一点是公认的。

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似乎想补足这一短板。创作者有意丰富他的动机，寻找人物弧光和成长轨迹。一开始，他为了哥哥的认可而参战，后又想成为英雄，要杀够20个人。但每一种动机，都是浮光掠影，没头没尾，站不住脚。

如果说电影在文戏上有什么点睛之笔，恐怕只有三个人冲进敌军房间那场戏，他们看到墙上的招贴画，一位性感女郎。三人愣神，忍不住多看一眼。在整齐划一的人物光谱中，此时我们看到了一点点裂痕，窥见人性的存在—一种真实的欲望。

战争片有基本准则—反战。影片强调了一种观点，打了这场战争，下一代人便无须再打。这一点无可争议。

但问题在于，本片中，人的多样性，让位于宏大的理念。观众难看到人物具体的感受，也无从得知人物的命运，电影并不感兴趣，观众也不感兴趣。

我们需要的，是胜利本身。正如《中国医生》，它讲述疫情的胜利，但最后三个患者有没有得救，对电影来说并不重要。

《李焕英》故事发生于湖北襄樊，但一众演员全是东北腔。这一点倒也符合历史，毕竟是个三线建设的故事。历史上很多东北工人来此支援。但观众很难注意到它的历史背景，创作者淡化真实的三线建设，这也无可厚非。

影片点题是“作为花季少女的母親”，但是片中人物塑造与空间描写，是校园剧的模式和套路，带有强烈的错乱感。人物形象让位于大量搞笑段子和无休止的煽情，真实性被积压、抽空，变得飘浮、且不可信。

你很难想象，年轻的李焕英，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工作中是什么样，恋爱中是什么样。编剧的基本常识是，人物的根基在于前史，但本片通通淡化了这些铺垫。

悬浮，是这些年国产影视剧塑造人物的通病，人物似乎没有根，也无法落地，体现着编剧导演对真实生活的普遍漠视。

《唐探3》体现着另一种漠视—人性的淡漠。

前文所述的电梯内殴打女护士的戏份，可以详细展开聊。各方势力来到一座医院，试图取走死者的尸体。但阴差阳错，唐仁和一名女护士被装进了尸袋。两具“尸体”被运到电梯间，女护士在电梯灯光出状况时醒了过来，被电梯内所有男性一顿殴打，镜头切走了，观众并不知道她被打成什么样。

这是一个令人不适的桥段。女护士是一个无辜的路人，属于弱势群体，她被各路黑社会、警察等拳打脚踢，但导演并不在乎她的遭遇。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冷漠。

周星驰电影也充满了无厘头的暴力，可对比的是，《功夫》中猪笼城寨的居民，混混阿星想找个软柿子捏，却次次吃了瘪。这也是喜剧，足够好笑，但蕴含着人性的力量，有创作者最基本的悲悯。

导演陈建斌在采访中说，选择档期时，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任何好的档期都不敢选，因为要避开所有大片。

电影创作是高度模式化的，情节、故事和主题，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道义是非，都可以讲述得言之凿凿。但人性也会在细微显现，且难以察觉。

真实与人性的消失，是这些作品的普遍状况。

人们不需要

与《李焕英》形成呼应的，可能是一部被大家遗忘的电影—《吉祥如意》，由大鹏导演，2021年1月底上映。

按照大鹏创作的初衷，他是想拍摄姥姥怎么过年，除夕这天，她怎么起床，怎么做饭。

而这些生活细节，恰是《李焕英》极力回避的。

《吉祥如意》让我们看到了电影的另一种审美功能：寻找真实。大鹏导演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家庭的内部，姥姥的突然死亡，在家庭内部引起了震荡，患有精神疾病的三舅，由谁照顾，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家庭风波。此外，三舅十年未归的“女儿”，也终于回来了。影片的第一部分，是严丝合缝的纪录片，当然，也有虚构的部分，你很难发现。

导演在第二部分暴露了自己的拍摄现场。一个有趣的场景是，片子末尾，真实生活中的亲戚们，在饭桌上吵翻了天，导演大鹏叫停了所有拍摄。

他把镜头移回一个小房间，对准了“演员”—虚构中的孙女，她还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没有缓过来。同框的还有真实的孙女，她玩着手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画外，争吵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

我们看到的，不是泡沫中的幻象，而是鸡飞狗跳的生活真相，以及生老病死的真实人生。

导演大鹏拍过《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都是高票房的商业片，闹哄哄的大路货。这次转身拍了部艺术片，充满了个人趣味和艺术探索，有表达，有旨趣，但也注定得不到市场认可。

一个健康的市场，本该多元的，但现实却形成了典型的虹吸效应，三个大部头主宰了市场。诸如《吉祥如意》这一类电影，很难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吉祥如意》几乎没有什么水花，上映一周也才700万票房。致力于探讨历史之真实与虚构的《兰心大剧院》，娄烨大胆拍摄黑白电影，即使有巩俐和赵又廷坐阵，票房也十足惨淡。

同样承载着很多个人表达的《第十一回》。最终票房只有7000万，预计亏损1亿多。导演陈建斌在采访中说，选择档期时，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任何好的档期都不敢选，因为要避开所有大片。

对于失败他也有预料：“我这个故事太复杂了，就是人们不需要。”

年底，《雄狮少年》点映时，不少影评人和业内人士欢呼，这可能是下一部《大圣归来》或者《哪吒之魔童降世》，会爆。但事实上，《雄狮少年》只收获2亿元票房，并不理想。

《雄狮少年》照样很燃，很爆笑，制作也精良。区别是，它不是悬浮的神话题材，而走向了现实主义风格，关注留守儿童和底层命运。

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我们已经很久不曾在影院里看到底层故事了。

灰头土脸的底层生活，并不好看。《雄狮少年》的场景再怎么精致，也抵消不了观众对它的抵触，角色是眯眯眼，看上去普通，甚至有点丑。场景是钢筋水泥下的灰暗都市，一些热门评论是，尽管“很真实”，但就是看着“不爽”。

《雄狮少年》的结局，也是反神话的。少年一跃而起，跳过了高山，但跳不出现实。舞狮，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他依然是那个底层工人。

在电影院，大众需要的是神话，而不是生活的真相。

按摩店

我想起一部十年前的法国电影，《神圣车行》。10年来，可能只有极小众的艺术片影迷记得它，关于它的内核有很多，哲学的，艺术的，或者感慨人生的。

我们都说电影本质是造梦。战争、经济大萧条，每到特殊时期，电影院就会成为一个避难所。如今的瘟疫也不例外。

对我来说，它是一则关于电影与生活的寓言。疫情以来，我重新回顾了它，界定语恐怕得下重一点，它是电影消亡的警示预言。

《神圣车行》的剧情概括起来很怪异。一个名叫奥斯卡的男人，坐着长长的房车，化了妆，走出来就是不同的身份，杀手、CEO、乞丐，或者一只怪物。观众慢慢发现，他可能是一名演员，但没有摄制组，也没有片场，奥斯卡提供一种上门服务，与观众完成一场又一场私人订制的“造梦”。

没错，这就是法国导演卡拉克斯心中有关电影的未来。电影，彻底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换个角度讲，电影不再是艺术品，也不再是商业产品，而是一种服务，跟按摩也没什么不同。

2021年，中国电影的虹吸现象，迫使我们去反思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影？

今年1月初，网上流传了导演小策和贾樟柯的一场对谈。前者是拍搞笑短视频的，贾樟柯是艺术片名导，一场反差极大的碰撞。小策对贾樟柯提出一种观点，他所代表的短视频，可能会消灭电影。

贾樟柯愣了愣，说，电影院没办法被取代，人们非常依赖一起观看时情绪的彼此抵达。在他看来，电影院是有仪式感的，是聚众式观看的，提供一种人同此心的互动。看电影时，人们发现自己不再孤独。

《长津湖》和《李焕英》，是这种心理体验的鲜活例证：特殊时期，我们需要笑、需要哭，需要凝聚民心，共同感受家人团聚的欢乐，共同体会国家民族的强大。

这两部影片，适逢其时地安放了我们无处安放的情绪。

我们都说电影本质是造梦。战争、经济大萧条，每到特殊时期，电影院就会成为一个避难所。如今的瘟疫也不例外。

所以，此时的电影院，具备了另一种意义—逃离生活，或者说疗愈情绪的庇护所。而不是带领观众重回生活。

现实够苦了，不然为什么还要看电影呢。

至少，在当下，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大多数人更需要的，不是作为艺术或者商品的电影，而是一种心灵服务—电影院，是我们情绪的按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