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给予全球劳动者的更优厚待遇

2022-01-19 13:20丹尼·罗德里克
南风窗 2022年2期
关键词:劳工工人劳动力

丹尼·罗德里克

过去40年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对那些拥有技能、财富和人脉以把握新市场和新机遇的人来说是个福音,但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却不算是个好消息。

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整体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收入往往停滞不前。比如,自197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的薪酬增长率还不及生产力增长率的1/3。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和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许多社区因工厂关停和就业岗位转移而遭到抛弃。

在发展中国家,依照标准经济理论,劳工本应是全球劳动分工扩大的主要受益者,但企业和资本却再次成为了最大的受益方。即使是在那些由民主政府执政的地方,贸易自由化也与对劳工权利的压制并行不悖。

而劳动力市场的弊端,则催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最近,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记录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男性群体中“绝望死亡”现象的增长。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文献,将右翼民粹主义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兴起,与普通劳工优质工作机会的消失联系起来。

在全球新冠疫情之下,劳工问题正重新受到关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劳动者如何才能不仅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公平报酬,同时还能拥有为生活增添意义的体面工作?

一种方法是依靠大企业的开明自利行为。快乐且有成就感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辞职意愿更小,也更愿意提供良好的客户服务。

第二项策略,包括提升劳工相对于雇主的组织力量。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赞同这种做法,他指出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是工会力量下降的结果,并誓言要加强有组织的劳工和集体谈判。

在美国这类工会力量已被明显削弱的国家,这种策略对于纠正谈判力量的失衡状况是不可或缺的。但来自许多欧洲国家—这些地方的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能力依然强大—的经验却表明,这一补救措施或许称不上全面。

麻烦在于,强大的工人权利也可能催生一个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中,利益归于“内部人士”,而许多资历不够的劳动者却找不到工作。广泛的集体谈判和强有力的劳动法规为法国劳动者挣得了许多福利,但该国同时却是发达经济体中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三种策略旨在尽量减少失业,即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充足的劳动力需求。当财政政策使总需求保持在高位时,雇主就会求着工人上岗(而不是相反)且失业率可以保持在低位。但尽管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工人,却也会带来通胀风险。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无法专门施力于那些只掌握最低技能的劳动者或最需要工作的地区。

因此,第四项策略就是改变经济中的需求结构,以向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萧条地区倾斜。安稳的中产阶级工作的短缺,与蓝领制造业岗位和服务部门销售和文职工作的消失密切相关。政策制定者必须专注于扩大技能分布曲线中段的岗位供应,以扭轉这些两极分化的影响。

此外,我们必须明确理解新技术是如何帮助或伤害劳动者的,并重新思考国家创新政策。当前的一些理论几乎只关注应如何重新培训劳动者以适应新技术,而很少关注创新应该如何适应劳动者拥有的技能。其实,政府政策可以帮助引导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沿着更有利于劳动者的道路发展,补全工人的技能而不是取代他们。

归根结底,提高劳动收入和工作尊严,需要加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并增加优质岗位的供应。惟其如此,所有劳动者才能获得更佳待遇,并在未来的繁荣中取得属于自己的公平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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