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轩：静水流深

仓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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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挑高式影棚内跺脚叹冷时，黄轩精神饱满地出现，同我们打招呼。他穿着一件薄外套，内搭海魂衫，牛仔裤下是一双袋鼠鞋，简单随性。拍摄结束换衣服的间隙，假如你不经意对上他的视线，他会冲你颔首微笑，落落大方，这同他在聊天过程中平稳的语调、准确又有信息的措辞、专注的眼神、幅度极小的面部表情一起混融构成了某种印象：黄轩是淡然而从容不迫的。

这种从容不迫背后的勤奋在2021年一一显形：从年初的《山海情》，到年中的《1921》《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再到年末的《乌海》《风起洛阳》，几部作品接力没有断档，口碑良好，将2021年标注为黄轩的事业“大年”。

在黄轩的口中，曾经的他像“笼子里跑起来的小白鼠，永无休止”，疫情发生之前，连续五年的大年三十，他都是在剧组度过的。“我妈到剧组来了，跟大家吃个年夜饭，第二天起来，早上我们俩喝口茶，聊聊天，我就开工了。”密集的工作节奏织进身体里，习焉不察。

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改变。“如果以开车来说，疫情之前，我可能开的是时速120，疫情之后，我现在是时速80。”这一切都源于一次度假。原本黄轩只想带家人在山里度过安静的5天，谁知疫情将这时间抻长到了三个月。黄轩只带了几件衣服，物流中断，生活退化为最原初的样貌。直到快递恢复，黄轩买了一只可以煮火锅的锅，几本书，朋友为他寄来了笔墨纸砚，写书法，看书，日子又开心充实了起来，黄轩乍然间顿悟：“其实我的生活元素不用太多，就这几样，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不少，又重新规划自己未来的节奏。”

《山海情》就是黄轩重整节奏后接的戏，一提起来，尽管话语克制，可其间仍是满满的兴奋之意。“我一直很想拍一个西北的故事，演一个西北人，说西北方言，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情结，我也一直很想跟孔笙导演合作，当孔笙导演找我时，等于4个愿望同时实现，我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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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达成，没有过乡村生活历练的黄轩却对自己能否演好马得福这个扶贫干部心怀疑虑。他和同组的其他演员提前进驻当地农村，定妆试妆，每天在戈壁滩上搭景排练，与世隔绝。彼时正值炎夏，烈日灼灼，开车至布景地花费时间颇长，四野之间举目望去一棵树也没有，风起处，黄沙扑面，没过多久，皮肤皲裂，嘴唇泛皮。也正是诸般艰苦，一下子就将黄轩带入了《山海情》的氛围之中。

恣意潇洒的古装戏，光鲜时髦的当代都市戏，风云变幻的民国戏……如今，黄轩的表演履历里又多了一出温暖浓情的农村扶贫戏，很多人至今忘不了剧中的马得福在听张主任描绘吊庄的未来时眼中之光，和他在晨光中望见初恋情人水花时从嘴角漫溢到眼睛中的带泪之笑，观众的喜爱与认可让黄轩收获了成就感。遇见一个好的角色、一个好的表演状态，都令他心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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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黄轩又在《1921》《长津湖》中贡献了精彩的表演。两个角色李达、毛岸英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饰演这一类人物的难点在于如何进入角色，又不被真实性所绑架。对黄轩而言，书籍、传记、仅有的一点图片和影像，都是揣摩角色的切入口，但更为切中肯綮的是一种理解方式：“他们究竟在干着些什么事，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愿望去做这些事情？”他们都是黄轩眼中年轻而又勇敢的理想主义者，再联系国家遭受苦难时的影像资料或故事，共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李达、毛岸英也借由黄轩在银幕上再“活”一次。

从业多年以来，除了少有的几次滑坡，黄轩挑选角色的眼光一直为人称道。

他心中自有对好角色的要求，或是要具有代表性，是一部分人群的缩影;或是特殊人群的一员，处于阴影带而不被关注的人，比如《推拿》中的小马;此外，这个角色需要容纳很大的内心空间，有喜悦、恐惧、焦虑、愤怒种种复杂交织的情绪，正面临自我与世界的碰撞与和解。无疑，《乌海》中的杨华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关于《乌海》的幕后故事，黄轩在不同场合分享过很多次，他是在一个非常感性的状态下接下了这个角色。原本拍完《只有芸知道》的他，因为《乌海》中杨华身上几乎过载的情绪而想要拒绝这个剧本，却因为和导演周子阳的一顿饭而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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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导演聊天，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是怎么样一个状态的人物，但是具体到剧本上，其实还是缺东西的，不是所谓的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他给了很多的空间让演员来再次创作。所以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刺激的创作体验。”

拍摄《乌海》的经历，用黄轩的话来说，是把“自己的很多东西掏出来用”的过程，是一个剔骨还肉般全身心浸入的过程。接下戏之后，甫临现场，他就感到非常不安，意识到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很多场比较重要的戏，都得跟导演探讨很久，得梳理好自己的心理活动，梳理好自己的行为，梳理好自己的语言”。

为了贴合人物，黄轩主动拒绝了剧组最初为他安排的当地宾馆一间阳光充沛、摆放了鲜花与水果的房间，住进了另一间阴冷的、没有采光的房间。每天窗帘半拉，他日日穿着杨华的衣服，不洗头，头发打绺成结，用各种方式折磨自己，“我事后看电影，觉得自己面相都变了，整个人都是浮肿变形的”，那是一种和故事中的杨华一样将自我逐渐逼至绝境的体验，而风沙恶劣的戈壁滩就像是心理环境的某种外在显化，“从生理上的难受，再逐渐进入到心理上的难受，然后再走进这个人物”。

我们好奇，如果与角色融合无间之后，是否放下角色会变得艰难，黄轩否定了我们的想法，演了十五年的戏，告别角色也变成了一件职业化的事。自然，还是需要一点仪式，杀青之后，安安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回味拍摄的点滴和人物的历程，有时长叹一口气，就此打住，随后洗澡，换上自己的衣服，喷一点香水，外出饱餐一顿，第二天坐飞机回京，回到家中，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些场景就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当然它已经长在你的身体里，以记忆或梦境的形式存在，就像我们回忆起小时候的一段往事，或者是去年的某一段经历”。

时而也会有贪恋角色状态、不舍得离开的时候，比如《妖猫传》中深情、潇洒、又有点小癫狂的白居易，黄轩就会将那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生活里，这或许是专属演员的某种魔法和特权：将角色的一部分生命携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敏感是一个演员与生俱来的天性，一次眼神交会，视线低回，笑意，擦肩，错身，都能生出无限兴味，这与一个人发达的感性经验是分不开的，而感性经验又往往是发散的、随机的、无迹可寻的、文学化的，当黄轩提起自己对于童年的记忆时，就有这样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记得一件特别不经意的事，八竿子打不著的一些人，一个陌生人对你说过的一句话，或者对你做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种氛围，某一个楼的样子，某一种光线，某一种气味。”

生活中，黄轩是一个时时在感受的人，观察和观察所引起的细微的心灵反应，都会被他汲取为表演素材：“如果有一天我演一个记者，我采访人的时候，我可能就想到，今天你采访我的时候，你在很认真地听我说话，你在接受我的信息，然后你在记录的时候，是不看字的这种细节。”

而这也意味着，他的脑中经常有另外一个意识在看着自己，观察他的反应、行为、思想活动和情绪，这个意识也会持续摄取周围环境里的信息，空气、温度、气味，从一个人身上联想衍化出不同的枝蔓，当意识保持活动时，它在黄轩周身构成了一个流通的能量场，亟待有一天能够灌注到表演当中。对于这项特殊的禀赋，黄轩感到“又爱又恨”，“这是一个很珍贵的元素，有时候又觉得，哎呀，太累太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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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绪交杂繁乱时，黄轩就会写书法。在他眼中，文字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当它转化为书法，从笔端流出，传递情感，正是对艺术的抵达，同时，他也将其视为一种静心的方式。这个习惯从很早之前就开启，中间中断过几年，但仍然保留了下来，“我喜欢毛笔尖摩擦在宣纸上的感觉，它把我的注意力，把我散乱的心一下子就缩在这个笔尖上，特别美妙”。

疫情改变了黄轩工作和生活的步调，《风起洛阳》拍摄结束之后，他休息了三个月，天气好的日子里，他爬山，逛公园，在大街小巷游走，也同朋友小聚，工作、社交，一切去繁从简，这同他对自己演员生涯的划分暗合，从初始阶段的好奇、摸索、了解、忐忑，到下个阶段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如今，黄轩问自己更多的是：“借助演员这个身份，借助角色，你更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正在拍一部叫作《欢迎光临》的电视剧，在里头，饰演一个酒店门童，门童本身的职业属性，作为小人物如何生活，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些牢牢攫取了黄轩的兴趣。轻喜剧的表演方式是他从前未曾尝试过的，而带了一丝荒诞味道的情节和台词都对他构成了新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黄轩为他久久思考的问题找到了一个答案，也是他的表演之船行至静水流深处抛下的一个锚点：“其实现在很多人都面临很多焦虑、风险，所以我还是想传递一些温暖的、喜悦的能量，这些可能不能实质地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起码让别人看到你的表演，看到你的作品，能心生出一些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