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
——基于职业经理人和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一、引 言

2020年，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指引，也为民营企业推进国际化、开拓海内外市场、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机遇。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因此，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研究家族企业如何抓住国际化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国际化拓展，家族企业能够开发各国的优质资源，将市场份额扩展至全球领域，并逐步赶超国际先进的技术水平；同时，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家族企业还能够与先进的管理经验、研发模式、市场规则接轨，实现家族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但是，根据社会情感财富(Social Emotional Wealth，SEM)理论这一研究家族企业“土生土长”的理论推导，与公众公司等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又具有比较典型的家族属性，相比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家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代际传承、情感归属、风险规避和本土化经营等非经济利益，因此，其国际化扩张往往落后于其他非家族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国际化经营寻求企业的战略成长，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家族成员对企业所有权的实际控制，如何有效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家族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回顾现有文献，关于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结果仍然存在分歧，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观点：一是部分学者基于文献论证或者实证检验发现家族控制与国际化决策存在正相关关系；二是另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三是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能用简单的线性关系表示。Zahra

基于美国制造业家族企业的数据，创造性地引入利他主义分析家族控制和国际化决策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同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决策制定除了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之外，还要基于利他主义考虑家族的整体利益，家族所有权控制程度同国际化的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徐炜等

与杨志强和王毅婕

认为，家族企业在资源基础和国际化经验方面都存在劣势，同时，家族企业作为市场中的风险规避者，通常不愿意承担国际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家族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主动性相对较低,这一结论也得到了Merino等

基于西班牙家族企业样本和Graves和Shan

基于澳大利亚样本的证实。Sciascia等

认为，从管家理论角度来看，家族企业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基业长青、实现代际传承，在这一情感取向下，家族企业会积极拓展业务领域，有效识别市场机遇，通过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保证家族的基业长青，因此，国际化的意愿较为强烈。随着Gómez-Mejía等

的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提出，学者也从这一角度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研究。Liang等

运用中国民营企业的样本研究发现，家族持股比例与企业采取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之间呈现U型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周立新等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决策的资源、职业经理人、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发现能否平衡家族成员对于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担忧，是家族企业是否开展国际化的关键考量。

综上所述，虽然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不断成熟，但是结合中国情境来看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假设存在一定的分歧，虽然引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展开研究，但对中国防御型文化下社会情感财富所表现出的控制、短视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及其对冲因素的研究不足。第二，在讨论职业经理人的作用时多从委托代理角度展开分析，过于强调作为委托人的家族股东的影响力，分析角度较为单一，对于管理者权力理论的整合研究比较薄弱。第三，较多关注了企业内部资源和核心竞争力等因素对于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情境下外部市场化程度、制度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在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方面都缺乏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管理者权力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进行整合，运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内部治理的职业经理人如何依据管理者权力影响企业国际化以及外部市场化环境所引起的交互作用两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

开拓国际市场、增加经济利益是非家族企业进行国际经营的首要目标，然而，囿于家族企业的家族特征，其国际化经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家族所有权控制是一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机制，“家族—企业—所有者”这三种角色的交互重叠导致其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具有典型的家族特殊性。整体来看，家族企业有两大经营目标：一是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目标；二是以企业增长为中心的经济目标。依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主要观点，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国际化拓展的进程中，关心的不仅仅是国际化战略实施可能产生的直接经济利益，亦会十分关注社会情感财富损益等非经济目标。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损益成为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关键因素，能否维系家族社会情感需求的目标才是家族企业国际化业务拓展的主要出发点

。

对照组ALT(36.54±11.24)U/L、AST(62.54±12.12)U/L、TBIL(30.24±12.27)umol/L,实验组ALT(30.64±10.65)U/L、AST(58.48±13.14)U/L、TBIL(20.64±12.16)umol/L(p<0.05),见表1。

在中国的防御型文化背景下，社会情感财富更多地体现出其“消极的一面”，使家族企业为了保持情感财富控制而规避长期战略导向，进而在国际化经营中表现出保守和短视的特征。首先，由于家族财富同成员的所有权比例息息相关，在家族实际控制的情况下，通常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情感损失厌恶特征，倾向于采用保守的经营方式以规避国际化经营存在的或有风险和损失。企业国际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支持，家族企业越追求社会情感财富收益、降低家族股权被稀释的可能性，就越排斥海外资本的进入，导致国际化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国际化也就越难以进行。其次，基于中国的“家文化”典型特征，家族成员更加重视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社会联系；同时，家族成员在文化背景、价值观上更具有相似性，更容易嵌入到共同的社会网络之中。除此之外，家族企业也十分重视亲缘关系较远的泛家族纽带的建立和维系。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家族企业更重视在本国社会关系资源与网络的建立、保持和增加，因而为了减少国际化对企业本国社会关系资源和网络的破坏，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内经营而非国际化经营。因此，笔者认为，股权占有对家族企业形成控制的决策者为了规避社会情感财富的或有损失，在战略决策中倾向于对企业国际化持消极态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管理团队在推动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家族企业的永续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非家族的组织成员中，处于总经理职位的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一般来说具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虽然他们在家族企业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整体来看，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邹立凯等

的研究也证明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对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德球等

从总经理变更的视角进行研究，证明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Audretsch等

的研究认为，有必要将家族监督与家族管理分离开，由于家族成员的风险厌恶倾向，家族成员过多参与管理可能错失很多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而在管理层减少家族参与、雇佣相对风险中性的管理者，则可能增加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但是，由家族成员担任监督角色的效果会好于家族成员担任管理角色。

2014年，滨河路小学被授予航天科普学校，同时被确定为太空种子试种学校，获赠了乘坐“神十”遨游宇宙的“宇番1号”“宇番2号”和“烟航优3号”太空种子。2018年，滨河路小学又获赠“宇航3号”“航椒2号”“航茄7号”“太空架豆”“航豇1号”太空种子。8种太空种子落户滨河路小学，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情，为他们开启了一扇通向科技创新之路的梦之门。

(二)职业经理人的调节作用

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有时有一部分学生纯粹不做，原因是不会做。面对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分层布置。自己设计练习题卡，分三个层次，有的类型一样，但是难度有区别。第二天的作业就有了很好的质量。

在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家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除了受到内部治理因素的影响之外，梁强等

与严若森等

揭示还与外部市场环境息息相关。与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仍处于不断深化的制度变革与市场变迁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关系仍在持续调适优化中，各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还有较大差异。处于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家族企业，通过对环境的自适应调试，会形成独特的企业发展模式和进程。国际化经营作为家族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毫无疑问将受到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深刻影响。具体而言，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会显著作用于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和战略投资，从而对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在他父亲得病的五年多里，兄弟姐妹中阿强是回来探望最勤的，医疗费用也都是阿强一个人担的……父亲去世那几天，他更是没合眼，忙前忙后顾不上休息，好不容易有闲工夫却只是坐在一边两眼直直地愣神儿。乡亲们都说，王家是攒了八辈子的福生了个这么个有孝心的儿子。

：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的负向关系得以减弱。

(三)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R（2）检验和Sargan检验表明模型设立是合理的且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所有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滞后项 （yi，t-1）系数均为正，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自我强化机制。

根据Hunt和Morgan

提出的资源优势理论，企业在竞争中拥有优于竞争对手的内部和外部资源组合被称为比较优势资源，这些优势资源会转化为企业的经营绩效，并在企业的未来竞争中得到持续利用和强化。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良好，能够更容易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同时，法律制度健全，政府所施加的干预和影响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这有助于企业进一步获取和保有这些优势资源。此外，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市场中，家族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还需要各种异质性的资源，包括顾客资源、品牌资源、渠道资源、银企关系、商业伙伴关系等特殊资源，这些特殊资源更有可能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家族企业更容易通过与外部环境的充分互动积累较多的这类特殊资源。不过，根据特殊资产转移成本假说，家族企业的这些特殊资产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难以通过国际化的途径实现增值，反而有可能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与那些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就越高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当家族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更容易获取有利于其长久发展的比较优势资源，并且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保有这些特殊资源，同时，为了避免国际化对特殊资源带来的潜在伤害，家族企业通常会选择继续在本国既有的市场开展业务，主动减少国际化经营的尝试。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受雇于家族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以其具备的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的主要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所拥有的管理者权力内生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架构中，是企业赋予管理者对企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战略投资进行决策的权力和义务。根据Finkelstein

对管理者权力的划分可以发现，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因其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规避倾向抑制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时候，职业经理人主要以其具备的声望权力、专家权力、结构权力以及所有者权力作用于所在企业的战略决策。职业经理人的声望权力是职业经理人个人声誉和从业经验的体现，他们以其丰富的任职经历和国际化业务的开展经验，能够减少家族成员对国际化带来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担忧，从而保证国际化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专家权力主要源自于其专业能力和执业水平，同家族成员相比，职业经理人拥有更多的外部资源和国际关系网络资源，能够为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动态性、文化差异和融合、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提供专业判断和指导，形成资源互补效应。结构权力直接决定的是职业经理人是否拥有自主权和话语权，这种权力主要源于他们在企业架构中的地位及相关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职业经理人如果位于总经理等重要职位，那么其在战略决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形成一定制衡，防止家族成员因为股权控制对组织的长远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所有者权力主要是源自于职业经理人因企业的股权激励政策而获得的企业股份。由于职业经理人具有较高的薪酬敏感性，股权激励一方面使职业经理人以管家的姿态进行经营管理，进而较少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另一方面，股权的升值预期也使职业经理人更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总体而言，职业经理人因其具备的上述管理者权力，会对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负向关系产生重要的对冲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 市场化程度越高，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的负向关系越强。

综上，本文得到家族所有权控制、职业经理人、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国际化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火热的背后，是截至去年底申报上来的统计数字，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发布的统计结果，我国当前有269个平台类产品，装备、消费品、原材料、电子信息是主要应用方向。工信部有关负责人称：“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快速增长。目前，有一定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区域平台超过50家。”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选取年度为2009—2016年，主要基于CSMAR以及WIND数据库进行相关数据搜集。另外，通过百度、谷歌、巨潮资讯网、东方财富网等大型网站搜寻获取有关家族企业的资料以完善并核对主要数据。本文对家族企业的定义采用贺小刚和连燕玲

的研究界定：首先，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其次，最终控制人必须是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据此，确定本文研究样本的步骤如下：首先，选取2009—2016年度CSMAR数据库子数据库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所有数据作为本文的初始样本，并将其中属于金融业、保险业、ST及

ST的公司剔除。其次，对“实际控制人类型”这一字段进行初步筛选，筛选所采用的标准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者家族。再次，利用股票代码从巨潮资讯网中获取所研究样本企业的相关年报数据信息，根据年报中的“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确定信息最终控制人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成为第一大股东，进而将满足家族企业筛选标准的企业进行整理。最后，删除有缺失值或明显异常值的样本。最终确定的有效观测值为4 624个。本文应用Excel 2016和Stata1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实证检验分析。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INT)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起步较晚，企业大多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即采用海外销售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较少拥有海外资产，且在年报中尚未分国家对海外销售数据进行披露，因此，考虑到变量测量的可行性和准确性，本文借鉴以往文献的方法

，企业国际化的具体测量方式采用海外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2.解释变量：家族所有权控制(FO)

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颠沛，纂修删述，盛德大业，靡一不具《论语》；及门弟子德性气质、学问造诣、浅深高下、进止得丧，靡一不具《论语》。《论语》多记言，少记事。知孔子之言者，即知孔子之事。知及门弟子之言者，即知及门弟子之事矣。[注] 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51-3852页。

3.调节变量

(1)职业经理人(CEO)。本文的职业经理人这一概念指的是同企业中的家族成员不存在亲缘关系，是受企业雇佣并且获得薪酬的处于高级管理者职位的管理者，职业经理人拥有更全面的管理知识并且在职业生涯中积累了较多的管理经验，由于总经理是管理团队的核心人物，对企业战略决策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本文将职业经理人限定在处于总经理一职的非家族管理者，具体称谓随不同企业可能表述为总经理、CEO等。具体的测量主要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获取家族成员相关信息，并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网站进一步核实职业经理人的家族属性，若是职业经理人则取1，否则取0。

随着寺庙文化、祠堂文化、民间信仰与祭祀文化的兴起，雕刻艺术作为这些特殊场所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广泛地应用。从其艺术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上看，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产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教育科技等多层面的内容。它是时代、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结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形象化的记录。因此，无论是作为大型建筑附体的装饰性雕刻，还是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个体雕刻作品，它与传统书画类作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同等的历史和时代价值。而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所拥有的共同文化渊源。

(2)市场化程度(MDI)。本文对于2009—2016年市场化程度的测量主要是采用王小鲁等

建立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2009—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当年的总指数表示。陈文婷和李新春

在研究中认为，市场化程度主要反映的是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变动较小，因而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也较为固定，不能即刻发生作用或者消除影响，因此，本文参考他们的做法采用2014年的市场化指数代表2015年、2016年的市场化程度。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多种配方，生产炼钢用铁水、铸铁用铁水等多种铁水产品的炼铁厂，本文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以下假设：

家族所有权控制以所有家族成员持有家族企业股份加总(FO)来衡量，由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并没有相应字段直接显示家族成员持股总和，因而需要手工计算整理。首先，根据家族企业年报中“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的产权关系与控制关系图”和“股东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说明”，获取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股权持有情况；其次，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网站对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进行核实；本文根据股权控制链图计算家族成员整体占有的股权比例之和，完成对家族所有权控制的测量。

：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负相关。

4.控制变量(CV)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如下变量予以控制：财务杠杆(LEV)，用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测量。企业规模(SIZE)，用样本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测量。经营年限(AGE)用样本年份减去企业创办年份加一来测量。总经理持股比例(CO)，用总经理持有股份占企业总股份的比例来衡量。两职合一(DUAL)，本文借鉴权小锋等

等研究，选取两职兼任作为控制变量，若是两职兼任取1，否则取0。此外，本文还采用了年份虚拟变量(YEAR)与行业虚拟变量(IND)消除行业及年份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变量的定义和衡量方法，本文运用OLS模型对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以及职业经理人和市场化程度对主效应所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构建的三个模型如下所示，其中，∑CV

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1)用于检验家族所有权控制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模型(2)用于检验职业经理人的调节效应，模型(3)用于检验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1)

(2)

(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1可知，家族所有权控制(FO)的最大值为0.974，均值为0.327，表明中国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比例较高且较为普遍，家族成员保持着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和剩余利益索取权，这是一种“家族性”的表现。企业国际化(INT)的最值和均值分别为0.832、0和0.127，一方面说明家族上市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总体还是偏低，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职业经理人(CEO)的均值是0.573，说明在上市家族企业中，雇佣职业经理人参与到企业管理的总体水平较为均衡，非家族的市场化力量逐渐增强，能够对控制型家族产生一定的制衡。市场化程度(MDI)最值和均值分别为9.950、-0.300和8.062，这体现出中国的上市家族企业市场化总体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二)回归分析

表2给出的是家族所有权控制、企业国际化、职业经理人与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结果。首先进行主效应检验，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0.089，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控制确实与企业国际化之间是负相关，由此H1得到证明。在进行回归检验调节作用之前，首先对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做中心化数据处理。在模型(2)中增加调节变量职业经理人(CEO)及其与家族所有权控制(FO)的交互项(FO×CEO)进行进一步的回归。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负向显著的基础上，交互项(FO×CEO)的回归系数(0.161)和主效应回归系数(-0.128)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表明职业经理人会减弱家族所有权控制对企业国际化的负向作用，由此H2得到证明。同时，在模型(3)中加入调节变量市场化程度及其与家族所有权控制的交互项(FO×MDI)进行回归，根据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负向关系显著的基础之上，交互项(FO×MDI)的回归系数(-0.022)与主效应回归系数(-0.100)的符号都为负，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说明市场化程度会增强家族所有权控制对企业国际化的负向作用，由此H3得到证明。

(三)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假设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进行检验：第一，我们首先借鉴张晓涛等

的研究，衡量家族企业控制权除了关键的所有权之外，现有研究还主要将控制权的影响纳入其中，因为控制权同家族企业的战略计划也息息相关，控制权能够发挥作用于与本公司相关的实践活动和战略计划。因此，本文以家族控制权(FC)作为解释变量，检验其与家族企业国际化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由于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在本文中收集到的国际化程度(INT)数据中含有一定的0值，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模型正态分布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Tobit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用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被解释变量的影响。Tobit模型也被称为截尾回归模型，主要针对被解释变量数据连续分布在大于0的区间，但是在一定概率上取值为0的样本数据，可以较好地应对受限制的被解释变量的取值问题。因此，本文采用顾露露等

与罗宏和秦际栋

的研究方法，利用Tobit回归对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知，稳健性检验所得的结果与文中的假设检验结果未存在明显差异，能够支持文中的研究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中国情境下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管理者权力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进行整合，构建了职业经理人和市场化程度调节作用下的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理论模型，并且依据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的主要相关数据，使用Stata13.0软件进行数据检验，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家族成员所有权比例越大，实现并保持家族控制的渴望越强，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占有是家族财富的主要载体，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家族企业越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风险厌恶特征。第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能够减弱家族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国际化的负向关系，这主要归因于职业经理人拥有声望权力、专家权力、结构权力和所有者权力，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国际化决策。第三，高市场化程度环境，能够增强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国际化的负向关系。根据资源优势理论可知，外部市场化程度如果比较高，意味着各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也比较高，家族企业能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充分互动积累较多的特殊资产用于本土化经营，且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保有这些特殊资源，因此，更倾向于在国内经营，以规避国际化可能给特殊资源带来的或有损失。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家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启示如下：第一，在政府大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家族企业作出国际化的决策应当同家族成员的社会情感追求相匹配。为了实现企业更高质量的国际化，追求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可以积极培育家族继承人海外求学，为未来的国际化开拓储备管理人才；同时，如果家族企业已经深深嵌入本地社会网络，同合作伙伴、供应商、消费者等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考虑到损失本地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则可以基于现状，不盲目投入到国际化的大潮中去，作出贴合于自身长远发展的战略计划和相关决策。第二，家族企业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但是这种通过海外运营获得经营绩效提升的战略措施应建立在较为科学的治理模式和家族的有效控制的基础之上。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化的主动性，应当对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行合理重组，以科学管理换实际控制，避免家族成员一股独大现象对企业科学管理的影响。第三，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家族企业时刻面临着风险和机遇的双重挑战，开拓海外市场对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家族企业在抓住国际化机遇的同时，既要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关注国际市场、行业更迭、经济运行周期、消费者市场变动等宏观风险，也要及时对企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多维度的监控与预测，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同时，家族企业的管理层也要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市场化程度的变化等以作出适应家族企业长远发展的权变国际化战略，进而提高国际化决策的科学性。第四，在中国情境下，市场经济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在“走出去”战略、国际国内双循环等诸多政策指导下，相关部门应当积极改善家族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环境，鼓励它们作出大胆的国际化尝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为家族企业塑造良好开放的融资环境，加强对其国际化投资的信贷支持和担保行为；另一方面，政府要在自贸区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极同家族企业合作，为家族企业的国际化尝试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实践机会。

[1] 李新春, 贺小刚, 邹立凯. 家族企业研究:理论进展与未来展望[J]. 管理世界，2020， (11):207-228.

[2] Zahra,S.A.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U.S. Manufacturing Family Businesses: The Effect of Ownership and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4):495-512.

[3] 徐炜，马树元，王赐之. 家族涉入、国有股权与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J]. 经济管理, 2020,(10):18.

[4] 杨志强,王毅婕.家族涉入与企业国际化:政治关联和机构投资者的调节作用[J].金融与经济,2018，(12):65-71.

[5] Merino，F.,Monreal-Perez，J., Sánchez-Marín，G. Family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Disentangling the Influence of Familiness on Spanish Firms’ Export Activity[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4, 53(4):1164-1184.

[6] Graves，C.,Shan，Y. 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Unlisted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in Australia[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4, 27(2):142-160.

[7] Sciascia,S.,Mazzola,P.,Astrachan,J.H.,et al. The Role of Family Ow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Exploring Nonlinear Effect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2,38(1):15-31.

[8] Gómez-Mejía, L. R., Haynes, K. T., Jacobson,K.J.L.,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52(1):106-137.

[9] Liang，X.，Wang,L.，Cui,Z.Chinese Private Firm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Effects of Family Involvement in Management and Family Ownership[J].Family Business Review,2014,27(2)：126-141.

[10] 周立新，宋帅，郑月龙.基于SEW考虑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演化博弈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7-75.

[11] 邹立凯,王博,梁强.继任CEO身份差异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研究——基于合法性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3):126-140.

[12] 陈德球，杨佳欣，董志勇.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3，(4)：55-67.

[13] Audretsch,D.B.,Hülsbeck, M.,Lehmann,E.E.Families as Active Monitors of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2013,4(2):118-130.

[14] Finkelstein，S.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35(3):505-538.

[15] 梁强, 王博, 宋丽红,等. 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实证研究[J]. 南方经济, 2021,(1):120-134.

[16] 梁强, 王博, 宋丽红,等. 制度复杂性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正大集团的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3):51-62.

[17] 严若森,钱向阳,肖莎,等.家族涉入的异质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J].中国软科学,2019，(11):129-138.

[18] Hunt，S.D.,Morgan，R. M .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of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5, 59(2):1-15.

[19] 贺小刚，连燕玲.家族权威与企业价值：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9，(4)：90-102.

[20] 王小鲁，樊纲，余文静.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1] 陈文婷，李新春.上市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风险倾向、市场价值研究——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的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139-149.

[22] 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 73 -87.

[23] 张晓涛，李航，刘亿.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研究——基于控制权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5):5-14+202.

[24] 顾露露,蔡良,雷悦.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17,(2):39-53.

[25] 罗宏,秦际栋.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9,(7):174-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