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应用对作战指挥领域的变革

杨彬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改变，甚至变革。”随着军事智能化深入发展和运用，作战指挥领域已经呈现出变革发展的新趋向，新的作战指挥形态正在加速孕育。

作战指挥系统新拓展

作战指挥系统是由作战指挥主体和作战指挥手段等要素以一定组织形式构成的具有组织指挥功能的有机整体，是作战指挥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智能化技术以其强大的运算力、大数据推断、深度学习、网络信息互联等能力推动作战指挥系统向新的方向拓展。

指挥机构趋向灵敏虚拟。指挥机构是组织实施作战活动的大脑，依靠智能化运用的赋能，指挥机构的运行效率将越来越高，指挥活动的组织实施也将越来越灵敏。运用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把指挥机构和指挥对象在一张张看不见的信息网上互相联结，指挥信息流程更加高效，指挥信息流转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指挥层级和指挥链路明显压缩，指挥系统由传统层层传递的树状变为两点一线的网状，实现指挥信息的点对点传输，使指挥机构在作战指挥时更加灵敏高效。依托于智能化网络构建的指挥机构，其物理形态虚拟化明显，指挥机构的功能可以在更远距离、更大范围的网络上进行配置实现，既不影响指挥效能，又提高了生存能力。2011年5月，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击毙本·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这次行动是由奥巴马总统亲自批准执行，美军采用“白宫——联合作战司令部前指——突击分队”三级指挥体系。美军凭借其功能强大的信息网络，投入新型RQ-170隐形无人机实时传输图像信息，使分布于美国本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个不同地区的多层级指挥机构融为一体，实时共享战场态势。在行动实施过程中实现了决策层直接掌控现场态势、进行实时指挥，指挥流程和上传下达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作战决策和指挥效率大大提高。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指挥机构的灵敏高效指挥将实现更大的飞跃。

指挥对象趋向无人自主。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文明社会对人的生命越来越看重，战争双方通过对传统装备智能升级、开发智能化武器装备，将以往处于交战最激烈、最前线的作战人员不断撤出作战前线，通过“机器代替人”完成作战任务。新的需求催生新的技术，新的技术产生新的装备。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与应用，尤其是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需求刺激，以美国为军事智能化引领者而生产的无人机、战斗机器人等为无人化、自主化武器装备起了引领示范作用。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武器装备实现无人化、自主化，颠覆了传统指挥系统中“人”的终端执行的地位，武器装备的高强度、超极限的作战效能，使指挥机构不需再考虑指挥对象“人”的生理特点局限，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编组武器装备更好地完成任务，而不是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自主、无人的武器平台改变了“人在回路上”的指挥控制模式，实现了智能武器无人化的自主响应攻击。2015年，俄罗斯智能机器人小型集群攻击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某要地时，通过仙女座-D指挥系统提供支撑，实现6个平台-D履带式机器人、4个暗语轮式机器人和1个洋槐自动化火炮群，以及数架无人机根据战场态势的自主反应和相互间的随动响应，反政府武装分子在自主反应的智能化机器人集群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很快防线崩溃、弃阵而逃。

指挥手段呈现新型形态。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改变了以往指挥的方法手段，信息网络、以网络为中心组织作战已成为普遍共识。在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拥有网络优势的一方更易获得胜利。2014年7月8日夜晚，在加沙地带北部，5名准备实施两栖攻击的哈马斯蛙人向以色列军事基地接近，这一隐蔽行动未能逃过以色列海军沿海传感器，传感器通过陆军的新指挥控制网络，将目标数据传送给海陆空诸战斗平台，包括1辆待命梅卡瓦主战坦克、空军的无人机、海军的1艘近海巡逻舰，在战区纳哈尔步兵营指挥官号令下，海陆空武器同时射击将蛙人消灭。这一战斗标志着以色列军队以网络为中心的联合作战能力真正形成。未来智能化条件下，“云+端”形态的指挥信息系统、万物互联形态的战场物联网、多元异构形态的网络信息体系等将进一步改变指挥手段运用，各级指挥机构，甚至操作员在智能化信息网络上共享一个综合战场态势，共同参与作战决策，作战系统全要素基于一个“平台网系”联合行动，使指挥控制更加灵活自如。

击毙本·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动”正是依托于智能化网络构建的指挥机构实施的

哈马斯蛙人偷袭以色列军事基地，被海军沿海传感器发现

通過模拟战场，指挥员可以实时把握行动预计效果同期望目标效果之间的偏差

作战指挥活动新应用

作战指挥活动是一种客观的组织行为，包括态势感知、辅助决策、任务规划、作战控制等内容。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科技手段的运用程度直接决定了作战指挥的实践效果。智能化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提升作战指挥效能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和应用场景。

识别认知智能保障态势感知准确实时。现代战争，作战节奏明显加快，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战争中谁能掌握战场最新态势信息、及时把握住战机快速行动，谁就拥有赢得战争胜利的主动权。随着作战活动向信息化、智能化深度发展，战场情报急剧增长、信息种类纷繁复杂，影响作战决策的情报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想拨开“战争迷雾”，准确实时的态势感知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克劳塞维斯曾经说过：“指挥官务必坚定信念，犹如屹立于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只有坚定信念，才能够抵挡假象的冲击。”识别认知的智能技术应用有效解决了指挥员这种“只有坚定信念”的无奈。在数据处理上，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具备对语音、图像、视频、文字及其他信息自主识别、理解与分析处理能力，能在短时间内从大数量级的非结构性、半结构性数据中发现提取出有效信息，处理效率远非情报分析人员可比。随着智能芯片的开发应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数据采集分析能力将更加强大，所采集的庞大数据将由平台自助完成处理，而无需传输到远方的数据和情报中心，传输内容由原来的巨量数据缩减为极少量的有价值信息，既把数据采集、处理融于一体，保证了信息价值质量，又减少了信息传输量、提高了传输效率。

人机交互智能助力辅助决策科学高效。作战指挥活动中，为了实现预定的作战目标，通常会以目标状态引导作战行动。这就需要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依据战场态势发展的客观情况，不断根据作战行动与作战目标之间的偏差，作出临机决策调整作战行动，以应对战场情况的变化。通过智能化手段在作战模拟领域的应用，可以在作战行动执行过程中，模拟战场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行动执行的效果进行预测，并根据战场实际动态修正预测结果。指挥员可以实时把握行动预计效果同期望目标效果之间的偏差，提前对行动进行调整，从而取代过去仅由指挥员主观判断而进行的决策，实现指挥员知识经验、指挥艺术与机器智能的定量分析、实时反馈有机结合。未来人机交互模式智能化特征将越来越明显，机器将能够为指挥员提供智能人机交互与咨询的手段，指挥员与智能系统可通过作战草图、语言或者手势进行交流。人机交互智能弥补了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能够根据战场态势对作战行动进行演绎、归纳、推理、预测，优化决策过程，为指挥员提供态势判断、决策思路和实现步骤，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指挥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自主匹配智能确保任务规划同步最优。任务规划是针对作战任务，综合分析我方作战资源、作战能力、作战环境和敌方对抗措施，对打击目标、毁伤要求、使用部队、作战地域、武器装备、打击时机、协同保障、行动路线等作战要素和作战活动进行筹划设计的过程。在智能化战争形态中，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单元和战场态势，可以利用强大的大数据运算、智能学习等算法，结合智能化支撑下的自主适应规划技术、多维度资源动态规划调度与选择技术等，实现自主匹配作战任务，设计出当前最优行动方案。并且根据实时战场态势变化，不断更新优化任务分配和行动方案，达成作战任务的分配有序合理、方案实时同步最优。2020年5月底，兰德公司发布《通过机器学习实现空中优势：对人工智能辅助任务规划的初步探索》研究报告，指出人工智能任务规划工具相比现有的人工或自动规划技术将有极大的速度优势，为人工智能原型系统在空战环境中开发和评估新型作战概念的潜力提供了证据支撑。

美陆军测试网络与信息保障技术

网络互联智能保证作战控制动态精准。传统作战条件下，由于通信不便、战场距离远，指挥员无法及时知道“山那边”的情况，无法进行全面分析和协调，也就无法实时精准掌控部队作战行动。在智能化条件下，基于网络的指挥控制正朝着“精准”方向发展，主动高效的传感器网络，能够快速收集处理大量战场信息，融合生成战场态势图，并通过交战网络按需分发;指挥员和指挥机关能够精确了解战场态势，掌握预期效果;智能化辅助决策系统推演各种作战预案，优选行动预案，能够更加精确地评估作战行动，实现精确化指挥控制。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辅助决策系统，实现指挥控制实体与行动实体之间的互联互通，使指挥员能够实时掌握态势变化，对行动实体进行动态控制协调。例如，美陆军基于智能技术支撑的指挥控制系统，将指挥权限在纵向和横向上进行拓展，权限分配由逐级分权向按需赋权、面向任务分权方式转变，实现了实时化、动态化的指挥控制。

作战指挥方式新认识

作战指挥方式，是作战指挥方法和形式的总称，通常包括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任务式指挥在指挥实践中以其独特性优势也慢慢突显出来。指挥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正确、灵活地运用指挥方式，对作战指挥效能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指挥方式的实质是指挥职权如何分配和掌握，不同的指挥方式体现不同的指挥职权。智能化以其网络联动、全网一体、“信息+智能”等特征，为作战指挥方式带来新的理解和认识。

智能化“作战云大脑”，可以通过为系统赋能、可视化任务描述，使各级指挥人员能够更精准、精细地理解和把握上级意图

“虚拟游动”使集中指挥动态分散。集中指挥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作战单元进行集中控制、统一协调的指挥，通常在作战力量集中遂行任务时采用。集中指挥不仅要向指挥对象下达明确的任务，而且还要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它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指挥对象必须根据指挥员下达的任务、方法和步骤行动，如有情况变化，必须及时上报建议等待上级指挥决策，体现了高度的组织性。智能化系统为指挥员和指挥对象创造了虚拟、可游动的指挥协作空间，指挥员可根据需要进行虚拟指挥编组，指挥机构不再需要固定的物理场所，可以根据需要动态分布于战场上任一级别作战单元的任一地点，通过终端接入系统，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指挥机构，实现指挥能力动态、分散部署，提高了指挥效率和战场的全面掌控，增强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能力，指挥机构基于网络的“游动”指挥，增强了集中指挥的“柔性”和“韧性”。

“网络一体”使分散指挥联合集中。分散指挥，是上级通常只明确基本任务、提出总体要求，而不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由下级独立自主地进行指挥，通常在部队分散行动、独立遂行任务或缺乏可靠通信联络手段时采用。分散指挥是相对于集中指挥而言的，这种指挥方式将指挥权责交给下级指挥员，使其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计划和指挥本级军事行动，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它的不足是不利于作战整体效能形成，各种作战力量难以按照联合统一的方式发挥整体效能。基于智能化环境支撑下的作战，指挥信息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各种作战力量和作战方向、作战要素在网络中能够更好地理解上级意图，根据授权灵活自主行动，也能准确掌握相关力量行动的作战状态，从而更为紧密地实现整体联动、有效聚合“分散”化的作战效能。

“作戰云大脑”使任务式指挥协调一致。任务式指挥是由指挥员使用任务式指令来行使权限和下达指示，在实现指挥员意图的前提下，实现在规定范围内的主观能动性，赋予作战部队的领导灵活性和适应性。任务式指挥注重强调夺取、保持并利用主动权，保证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任务式指挥的难点在于上下级思考问题和解决方案时要以相同的理解方式进行，从而确保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智能化“作战云大脑”，可以通过为系统赋能、可视化任务描述，使各级指挥人员能够更精准、精细地理解和把握上级意图，也能实现指挥员对指挥对象的任务理解程度、行动情况实时评估，实现战场态势自主实时认知、决策调控上下共同理解、行动协同一致。在作战进行中，各级指挥官可以通过“作战云大脑”积极沟通交流，建立并维持共同的理解，加深对作战态势的理解，消除潜在误解，使各级指挥官最大程度同步自主参与决策全过程，合理优化决策流程，便于提高决策效率，实现作战行动整体协调一致。

责任编辑：陈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