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信札中的隐语使用初探

闫富东

[摘    要] 晚清官员的来往信札是研究晚清历史非常珍贵的资料。出于保密等原因晚清官员在来往信札中，往往使用隐语来指代人物事件。隐语使用的常见方式有用典、借代、拆字、暗指等。通过对晚清官员信札中隐语的使用规律和隐晦表达方式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历史事实。

[关键词] 晚清;官员信札;隐语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1-0090-07

信札是晚清官员之间重要的交流工具，其涉及内容甚广，不仅包括对政局的讨论，还涉及到晚清官员日常生活、学术探讨、书画鉴赏、人际关系诸方面。正因如此，晚清官员来往信札是研究晚清历史非常珍贵的资料。但是，出于保密等原因，晚清官员的信札经常使用隐语来代表特定人物或事件，这对解读相关信息带来严重困扰。本文在参考姜鸣、张百川相关解读的基础上，试图对晚清官员信札常用隐语表达方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晚清信札中的隐语

晚清官员信札中的隐语主要体现在人物称呼上。信札与奏折、谕旨等公务性文字不同，具有较强的私密性。正因如此，与公务性文字直呼其名不同，信札中会出现很多当时约定俗成的称呼方式。其一是以字称呼，如张之洞被称作“孝达”、张佩纶被称作“幼樵”、王文韶被称作“夔石”，等等;其二是以号称呼，如张佩纶被称作“蒉斋”，张之洞被称作“壶公”等;其三是用字或号缀以“公”“丈”“翁”“师”“帅”等表示尊称，如张之洞被称作“香帅”，黄彭年被称作“寿丈”，潘鼎新被称作“琴翁”等;其四是用郡望称呼，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习惯称作“李合肥”，李鸿藻为直隶高阳人，习惯称作“李高阳”，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习惯称作“翁常熟”等;五是以爵位称呼，太平天国起义镇压后，曾、左、李等受赏封爵，曾国藩被封为“勇毅侯”，所以世人称为“曾侯”，曾死后，其子曾纪泽袭爵，曾纪泽字颉刚，也被称作“曾侯”或“颉侯”，而左宗棠先受封“恪靖伯”，后受封“恪靖侯”，遂被称为“恪靖”;六是对已去世之人以谥号称之，如“倭文端公”“林忠肃公”“曾文正公”，等等。这些称呼方式，对于不了解人物履历之人，虽说会给阅读带来困难，但都是比较明确的，还不属于隐语范畴。真正的隐语，已超出这些习惯用语方式，往往让信息更加晦暗难猜。

查姜鸣所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中，张佩纶使用隐语主要出现在几个时期，一是 “云南奏销案”弹劾王文韶时期，二是“甲申易枢”时期，三是会办福建军务时期。这几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人事变动频仍，信中所述大多涉及臧否人物、荐选官员内容，属于敏感信息。

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张佩纶于甲申易枢后给李鸿章的一封信。

“旬日書问往复，意殊不畅。兹略言之，惟鉴及：

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主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已沾泥絮矣。

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密室耳。

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

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庵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庵主，先以术吓之，而庵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庵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说庵主故耳。

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庵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

说法乃庵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1]。

文中未出现任何一个真实的名字，只有神、道、儒、僧、佛、庵主、阎罗、释迦、鬼、天师、赤松、开士、画家等等名号，此文读来看似三教大会，如坠云里雾里，可谓使用隐语的登峰造极者。姜鸣、张晓川两位先生都对此信作过解读，但惜个别之处解读未确，笔者稍后再作解读[1]。

二、晚清信札隐语使用的规律

光绪六至十年（公元1880-1884年），是晚清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日本占领琉球，窥视朝鲜;另一方面，法国兴兵从越南南圻大举北侵，中日之间、中法之间都面临是战是和问题。围绕战、和问题，清流派弹章不断，影响到朝廷用人及中枢人事变化。先是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因母丧申请开缺守制，朝廷两次慰留，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仍命李鸿章署北洋通商大臣，参与对法交涉事务，李鸿章坚辞不受，北洋重镇面临权力真空，张树声、张之洞等担心军机大臣王文韶占据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津，“二张恐琅邪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1]，于是张佩纶等开展了弹劾王文韶运动，力图引张之洞等入主枢译两署，实现人事更迭;二是光绪十年（1884年）春，因朝廷不满前线失败，借盛昱弹劾张佩纶误保唐炯、徐延旭并军机大臣之机，发动了“甲申易枢”，罢免全体军机大臣，启用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人组建新的军机处，醇亲王奕譞开始参预政事。这两件事都引起了朝廷的人事变动。围绕这些变动，朝廷官员及地方督抚互通声气，商量有关政务、人事事宜，也就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密信。

现谨就李鸿章、张佩纶、陈宝琛、醇亲王奕譞等来往信札探寻晚清信札隐语使用的规律。

一是用典。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初九日，张佩纶致李鸿章信函，有“间平论及丁卯，意涉嘲讽。晴翁到津，想可面谈”[1]。丁卯，指许钤身，理由后面谈。间平，姜鸣指出代指恭亲王奕訢，但未说原因。查宋张元干《满庭芳·为赵西外寿》，有“间平襟度，濮邸行尊崇”句，赞扬寿主宋朝宗室赵氏有西汉河间王刘德、东汉东平王刘苍的气度[2]。无独有偶，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初七日，李鸿章致张佩纶信函，有“译署乏人，高阳隐为主持，情势恐易隔膜。新参皆非其选，殊为焦虑。闻东平渐愈，仲春前后方能销假，此事必待出而计议”一句，其中“东平”，即为东汉东平王。查光绪八年（1882年），恭亲王奕訢因病长期请假，枢译两署实际上是李鸿藻主持。这就更证实了无论“间平”还是“东平”指代恭亲王无疑。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初五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孝章之事，钓鳌回津时，当令转属”，其中“孝章”指盛宣怀，时受李鸿章命在上海办理电报事务，理由后面谈。“钓鳌”，姜鸣认为代指山东布政使任道镕，但未说明原由。其实这又是用典之一例，“钓鳌”源于《庄子》“任公子钓鳌（鱼）”（《庄子·外物》第二十六卷）典故，宋诗人文同《寄彰明任光禄遵圣》诗即运用这一典故，诗中用“轩轩任公子，本是钓鳌人”一句称赞任遵圣，再联系到李鸿章与任道镕为儿女亲家这一事实，可以推断，这里是用以称呼任道镕。

二是借代。以古代今，主要用于姓氏相同人物，以彼代此。如以王安石代指王姓宰辅。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张佩纶，“荆公今午到署，在厅事宣旨，苫次促谈两刻”，荆公，王安石别名。查此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到津传旨。此即以王安石指代王文韶。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十日，张佩纶致陈宝琛，谈及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自请开缺后，枢府人事变化，“遂去荆公而用虞山、吴县，自较荆公稍胜，然亦沈文定一流耳”，说的是王文韶开缺后，翁同龢、潘祖荫受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六日，陈宝琛致辞张佩纶信，同样谈到王文韶被劾事，则说“慰留半山，至于再三，或存其颜面而俟其坚请耶？抑有他说？”[3]，王安石号半山，这里仍指代王文韶。

隐语中以古代今之例可谓不鲜，就前述“孝章之事，钓鳌回津时，当令转属”一句中“孝章”而言即是如此，查“孝章”，《会稽典录》记载：“盛宪，字孝章，尝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4]。这是用“孝章”指代盛姓男子，查此与李鸿章交往较多的盛姓男子，应为盛宣怀。

以古代今的隐语在信函中往往比较集中，在光绪六年（1882年）十一月，张佩纶致李鸿章一信中有“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枢府以越石蒲轮特征，未可逆折，适圣俞亦有文字，乃下南、北洋调停焉”[1]。兴献，代指醇亲王奕譞，依据我们后面再谈。越石，晋代抗敌名臣刘锟（《晋书》第六十二卷），代指刘铭传;圣俞，清代书画家吴咨，这里指吴大瀓。

三是以中进士年份。如以“丁卯”代许钤身。光绪六年（1882年）四月初九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函，“间平论及丁卯，意涉嘲讽。晴翁到津，想可面谈。”间平，指恭亲王，丁卯，指许钤身，许为丁卯科进士，时受李鸿章命会同督办北洋水师，张佩纶认为其才德不孚。本年三月二十日，张佩纶曾致书李鸿章，细数其过：“上海为互市之场，日本亦通商之地，许道挟妓冶游，招摇过市，东洋迷荡，灭绝人理，至今上海之人，日本之贾，无不轻之。……其奉使日本，由吾师论其非才，是以中辍。一二有识者皆谓吾师始则节取其长，奖借后进，继则直陈其短，不护前非，古大臣之风也。……许道之不胜使，师知之，其不胜将，师岂不知之？迟迟不发者，一则情厚，以为许道文恪之少子、仁山之弱弟，家风世法，若不曲予优容，势将中坠。……然吾師拳拳之苦衷，佩纶或能曲喻，而许道殊不深知，一味矜扬，兴高采烈”[1]。

四是拆字。即将姓氏拆分。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三日，张佩纶致书李鸿章， “卯金谬论，圣心盛怒，公论亦鄙为倾险之士。事下考功，所以眷注纯臣，保全勋旧者，已大白于天下。愿公勿畏谗，勿负气，益加敬恪，以副深恩，是则古大臣自处之道也。”“卯金”指代何人？结合前一日光禄寺少卿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被革职一事，此系指刘锡鸿，是将“刘”字拆成“卯金”，也可称作“卯金刀”。

五是暗指。前文所提“兴献”，指的是明代藩王朱祐杬，明宪章朱见深第四子，封藩湖广安陆（今钟祥市），死后谥号“献”，称“兴献王”，其子明世宗继位后，追谥为“兴献帝”（《明史》第十七卷），其经历与醇亲王奕譞相仿，故以兴献暗喻奕譞。此外，还以“周公”暗指恭亲王奕訢，取周公辅政之意，因恭亲王奕訢曾任议政王，后虽免去议政王称号，但长期为首席军机王大臣，如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十四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周公于阁下似尚心许，非外人所能谮毁，然其褊衷抑何可叹。”除用周公、兴献暗指恭醇二王外，李鸿章、张佩纶等还用“鲁殿”代恭亲王，以孟子代醇亲王等众多用法。“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是以汉景帝之子恭王刘余指代恭亲王，也有以“灵光”代者。至于孟子如何能代指醇亲王，确实还不知何所从来。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五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谈到甲申之后无法起用恭亲王和张佩纶的原因，“佛前五对，语至万千，甫及鲁殿即变色，其馀概不敢赘。孟公绸缪备至，每谈执事，深咎挤琅琊之非，劾大臣之失，赴马尾之轻率，而惜不自敛其才锋。”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二十三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谈到醇亲王视察海军之事：“孟遵海之游，壮志远图，实所心折”[1]，表达了对醇亲王视察海军微服简从作风的钦佩之情。

六是联系上下文用隐语。晚清官员信札中经常出现“贵宗人”一词，借以指代与收信人同姓某人。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一日，张佩纶致李鸿章：“贵宗人处已代致意，日内幸与之一书。此等处万勿忘忽为祷”，“贵宗人”指李鸿藻，刚刚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军机并被降职调用。除了姓氏关联外，还有与周围人物关系的关联方式，尤其是君臣、父子关系等，如李鸿藻因籍贯直隶高阳，常被尊称为李高阳，但因慈禧太后被人称为“老佛爷”，所以也被称为“高僧”。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十日，张佩纶致李鸿章，谈到黄彭年重新起用之事，希望李鸿章出面做些工作，说到“若我公于谢函中向高僧一说法，则未可知。”希望李鸿章向李鸿藻打打招呼。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十二日，张佩纶致李鸿章：“朝鲜之役，清议深以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议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1]。“辟疆”为何人，就要联系前此一封信。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初五日，李鸿章致张佩纶：“振公荐贤之举，鄙意亦嫌太骤，固争之而不能免，几失其乔梓之欢。然足见其求贤若渴，出于至诚矣。潜公微词戢争止沸，自可镇遏浮嚣，惟留侯处处要好，未免意兴顿沮。鄙致尊处书则已向伊乔梓朗诵一过，不欲当面输心背面笑也。”此信中，振公，指张树声，字振轩;留侯，汉代张良封为留侯（《汉书·张良传》），也代指张树声。张良有子为张辟疆（《史记·吕太后本纪》），可以推断此处“辟疆”当指张树声之子张华奎。

还有人、事的关联。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二十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神闾全不解事，乃有此调度耳。”神、闾，分别指醇亲王奕譞、阎敬铭，前者曾管神机营，故以“神”称之，后者借用“闾阎”一词代指。

根据以上的隐语使用规律，再结合习惯称谓以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对一些信札进行一下解读。

光绪八年（1882年）九十月间，陈宝琛致张佩纶信札谈到江西官场：“太白诗名自贺监来为之减损，大抵廉俭是所长，拘滞闇懦是所短，凡事守旧，惟求无过，小处精核，大处模糊，请托复不能峻绝。故汪伦以盛气陵之，洪厓以虚架耸之，经笥先生谓其偏执处可恨（惟恐属僚瞧不起），巽懦处可怜（惟恐得罪人），诚笃论也（是好人是好官，却不是好督抚，私评如此）。然此公久有引退之志，若易河阳来，则情面殆有甚焉”[1]。太白为李白的字，此处指代李文敏，光绪四年至八年（1878-1882年）为江西巡抚;汪伦指代汪鸣鸾，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前为江西学政;洪厓，亦作洪崖、洪涯，黄帝臣子伶伦的仙号，指代洪钧，光绪六年二月起为江西巡抚。

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初七日，张佩纶致李鸿章：“越南消息，传闻异辞。越石以病乞解职，以君然代之，从公议也。……天子起公之意甚坚，深虑郑公不获终丧，而曲江行将赴关。”越石，晋名将刘锟，此代刘长佑以病辞云贵督;君然，东汉名将岑彭（《后汉书》第十七卷），此代岑毓英，以福建抚署云贵督;郑公，唐郑国公魏征，曾向唐太宗谏武官起服：“国家草创之初，武官不格丧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夺其情”，这里指朝廷很可能不会让李鸿章丁忧终制，而被夺情;曲江，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新唐书·张九龄传》），此代张树声，李鸿章丁忧期间受命署直隶总督。

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六日，张佩纶屡次弹劾王文韶，陈宝琛劝张佩纶：“吾丈且少竢毋轻发，能游说芳邻，召壶公入，或援潜邱为助，庶有着手处。”[1]壶公，张之洞别号壶公、抱冰;潜邱，阎若璩字潜邱，指代阎敬铭。陈宝琛希望王文韶自请开缺后，张佩纶能想办法让张之洞入总理衙门，再借力于阎敬铭，以增强中枢力量。

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张佩纶：“顷阅邸抄，鄂案已结。家兄笃老，已无宦情，惟平生孝友忠爱，远近尚无闲言。太冲报复微嫌，必欲深文周内，若非圣明俯鉴，枢辅斡旋，何能稍留情面？殊知感激涕零，不知所报。”太冲，左思，字太冲、泰冲，晋代文学家（《晋书·左思传》），其《两都赋》曾引起洛阳纸贵，宋代邓林有诗《左太冲》，此代指左宗棠。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疏陈湖北财政，并劾李瀚章，清廷派左宗棠查办，革道员杨宗濂，李瀚章旋亦解任。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七日，醇亲王奕譞致书翁同龢，谈及总理衙门人事变化，“子房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挟，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5]。子房，张良，字子房，指的是张佩纶。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佩纶刚任总理衙门大臣不久，致函李鸿章：“奉初六钧教，以佩纶参谋译署，谬承奖勖，悚惕曷任。”甲申易枢后，张佩纶为让恭亲王重新出山，利用新任军机不谙洋务的弱点，疏请军机大臣兼署总理衙门大臣，以达到曲线救国目的，结果受到申饬。

三、关于张佩纶密札的解读

经过上述对隐语使用规律的探讨，我们再回头看看张佩纶那篇典型的密札，进行解读，就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1. “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主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已沾泥絮矣。”僧，即高僧，指李鸿藻，道，即乐道堂主人，指恭亲王奕訢，神，即醇亲王奕譞，佛，指慈禧太后。此句说的是：本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前，张佩纶曾想曲线救国，以总理衙门名义上书请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但遭申斥，遂断了这个念头。但是恭亲王奕訢难以再主持朝政，李鸿藻虽和慈禧太后投缘，但醇亲王并不喜欢他，所以久而久之，李鸿藻必然仍主持政务，但李鸿藻已不想再任军机，“禅心已沾泥絮矣”。

2. “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密室耳。”两画，说的是阎立本、张僧繇两位画家，代指新任军机阎敬铭、张之万。覃溪，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字覃溪，代指翁同龢，此时与醇亲王奕譞交往甚密，甲申易枢后，与其信函交驰，为其参谋时政。此句说的是：阎敬铭虽比张之万更有才干，但奕譞更看重张之万，特别推崇翁同龢，所以将来，阎敬铭、张之万都不会久任军机，“不必久悬密室”，倒是翁同龢可能成为新贵。

3. “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則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这句的意思是：三月十八日拜见奕譞，是想劝其与奕訢和衷共济，毕竟奕訢对人敬畏，可以共事，而奕譞则无所顾忌。

4. “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庵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庵主，先以术吓之，而庵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庵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说庵主故耳。”因前面有“一偈来教”，遂以“庵主”代李鸿章。法，看似是指佛家说法，实际上是一语相关，盖此时李鸿章正与法国议和，一时难有端绪。此句说的是：李鸿章来函认为张佩纶参与盛昱弹劾一事，怕被奕訢等人连累，急于上书表明心迹，而奕譞想以李鸿章议和，“先以术吓之”，慈禧太后则因为李鸿章议和不成，心中恼怒，予以当头棒喝。但这些都与“僧道”无关，实际上是朝廷众多官员对李鸿章主和不满，以致各位“菩萨（开士）”“扰扰说庵主故耳”。

5. “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庵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 释迦，佛教教主，此指清流领袖李鸿藻，所以“吾教”，即指包括张佩纶等在内的清流党人。张佩纶告诉李鸿章，自己力图挽救“僧道”，并不是喜欢他们，而是李鸿藻为人忠诚，待李鸿章也很好。但此时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受到攻击，李鸿藻去后，自己也不愿留。

6. “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张仙，代指张姓官员，张良曾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5]，考虑到后面有“吾非吓鬼者”，遂为张佩纶自称。赤松，道教代表赤松子，指代恭亲王奕訢，奕訢号“乐道堂主人”。这句是张佩纶表明心迹的话，即不愿与“神”共事。

7. “说法乃庵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说法”，也是一语双关，即中法议和之事。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万一福酋议有头绪，欲附片密请台旆来津，为援儒人墨之举，亦示天下以公非真欲主战者，未知尊意何如？”张佩纶予以婉谢，嘱咐“幸勿牵连”，并强调“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8. “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阎罗，代阎敬铭，表时难与共处。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二日，张佩纶曾经致函李鸿章评价阎敬铭：“奈丹老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1]。

四、晚清官员其他隐晦的表达方式

除用隐语的方式达到保密的效果外，晚清官员也用其他的隐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通报信息。

一是用中医术语。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六日，陈宝琛致张佩纶信：“近日医家但求合于古方，不深辨病候，以治膏肓，何能奏效？吾丈苦心孤诣，鄙人独知之耳。更生归，吾道不孤，盍为酌进一方。”（《汉书·张良传》）表面上谈中医药方，实际谈的是清流派在风闻弹劾上不讲策略，以致于帮不上张佩纶的忙，所以寄希望于“更生”归，助其一臂之力。“更生”，宝廷，号更生，清流四大名谏之一。

二是用暗码。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二十九日陈宝琛曾与张佩纶商以“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为暗码。”“传电暗码用‘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二语，如隔二则用‘内’，隔三则用‘存’之类”[1]。甲申易枢后，清流派受到重创，除李鸿藻被罢军机降职调用外，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船政，陈宝琛会办南洋，随曾国荃参加上海与法议和事务，二人在通电上不得不对敏感问题进行保密。

三是自创电报密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八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提出私人通电使用自创电报密码事：“来电用密红本，此本电局有之，最易泄漏。而秣陵止有仲彭处一册，每一电至，就试馆借译，辄使人彻夜不得寐。电信新法，则更家经户诵矣。楚宝有鉴于此，另编电启新本，屡属寄致钧处。蒉以懒问世事，时复因循，兹乘吴锡宝之便寄呈，如有密语，似可用之。彭、蒉均有此册也。”[1]“楚宝”，张士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外甥，曾入李鸿章幕府，甲午战后因被人参劾盗卖军火被革职。“仲彭”，李经述，李鸿章之子。张佩纶赐环后，续娶李鸿章小女李鞠耦。可见，这是家人间私人通电，为保密起见，甚至编了一本电报密码。

四是一语双关。此种用法，前面已提及。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初五日，张佩纶致李鸿章信中附一函请代寄张之洞，“月初到戍，次律邠州，非贾生长沙，勿怅恨。公宣劳，吾学道，各努力求丹祈雪，斷不必振轩一保，葛藤至今，不愿多受人荐，妨自立地。”“求丹祈雪”，为双关语，表面上是求道和求雪，实际上是在表达希望张之洞要多做阎敬铭的工作，而自己一心求道。所以，他特意叮嘱李鸿章“若嫌字多，公节之数语亦可。惟丹雪一语勿删为要”。

[参考文献]

[1]  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  张元干.满庭芳·为赵西外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陈星整理.陈宝琛张佩纶往来信札[M].陈绛校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4]  李昉.太平御览：第四百四十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翁万戈整理.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