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青年学者阅读推荐·2021

编者按：刊物设置这个栏目的初衷有两个：一是推荐好书，引导出版学的专业性阅读;二是借助阅读书单，在不主动设限的情境下观察出版学青年学者的学科认同。出版学，不只是社会接受度低，学科的自我认同也同样存在“危机”。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式以及学科的功能与价值等在出版学术共同体内都尚未展开充分讨论，更不用说达成基本共识。这才是阻碍出版学学科发展的痼疾所在。青年学者，是出版学的未来。通过考察其专业阅读，了解其学科认同，有益于出版学的未来发展。三年来，书单越来越长，但主题却越来越离散。这大致表明出版学青年学者学科认同的某些特点：一是出版学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不确定性，书单中超7成主题游离于“出版”范畴之外。二是出版学学科性质的“交叉融合”，书单主题虽然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但却有不少涉及交叉或边缘学科。三是对出版学学科范式与研究方法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书单中近半数主题直接关乎范式和方法研究。这些特点虽然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也与出版学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但也暴露了学科发展的某些隐忧。如关注周边或外围领域过多，关心学科核心领域不够;讨论相关学科理论问题较多，关注本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不够;自说自话为主，缺乏交流或争鸣的主题等。学科认同的建构，虽不排斥甚至鼓励多元化阅读，但对学科基本问题的关注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未来的书单中，期待借助阅读推荐活动，看到青年学者们更多对出版学科的聚焦、关注与投入，以共同筑立出版学的未来！

书名：Book War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Publishing

著者：John B. Thompson

出版社：Polity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阅读人：许洁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这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约翰B.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教授2021年5月最新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可以说是汤普森教授研究出版业“数字化变革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也是集大成的一部。前两部分别是出版于2005年的《数字时代的图书》（Books in the Digital Age）和出版于2010年的《文化商人》（Merchants of Culture）。与前两部专著相比，这本专著深入探究整个出版行业在数字时代的变化，而不仅限于讨论学术（大学）出版或大众出版领域。同时，这本书更加重视理论的凝练与升华，体现出作者试图从社会学视角为出版学研究构建一个完整理论框架的努力，以及作者作为出版家对整个行业变化的敏感把握（Thompson的另外一个身份是Polity出版社的创始人和经营者）。

该书以“图书战争”为标题，从数字技术带来的读者、阅读行为、企业经营、产业逻辑等变化切入，具体而微又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当前媒介环境和技术环境下，欧美出版行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问题。整部专著是一个历时6年的历史纵向研究，既有实证材料的理性分析，又有对出版业变与不变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反思，还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其学术思想的总结与升华。

表面上，汤普森教授似乎是以平行举例的方式一为读者分析电子书、亚马逊、谷歌图书、自出版、众包出版、社交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的特征。但实际上，全书始终贯穿一条暗线层层深入展开论证，即：数字时代的叙事方式及其演化过程，以及数字叙事方式对图书这种媒介的影响。全书一开篇，作者就提出图书创新（re-inventing）实际上是与叙事方式的创新（with new kind of storytelling）同步发生、相辅相成的。随后每一章的论述，明线虽是图书载体的变化，暗线却是不同类型载体叙事方式的变与不变。全书的末尾，作者专章论述社交媒体叙事这种当代最新的出版方式，这实际上是对全书开篇的呼应，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作者具有洞悉庞大结构和复杂现象背后本质规律的独到眼光，借由这种理论眼光，汤普森教授找到了一条载体、内容、技术和传播模式之外的、理解出版行业演变内在逻辑的路径，即： 通过研究图书叙事方式及其演变来理解和阐释现代出版业的“变”与“不变”。可以说，该书为出版产业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視角，打开了从文本和叙事视角建构出版学基础理论的一扇门。个人认为，这是可以放入出版学基础理论经典书单的一本重要著作。

书名：《中国出版简史》

著者：吉少甫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1年

阅读人：田常清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直以来，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回望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出版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出版传播与世代传承，我们何以领略诸子百家之争鸣，何以品评历朝历代之春秋，何以感悟千年古国之神韵……因此，出版学是一门极具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问，而对其进行历史性的史料研究并依此做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和概括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必需。

研究中国出版史方面的著作并不少见，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树出版史学建设之丰碑的专著之一当属由吉少甫先生主编，曹予庭、杨震方、周元高、顾承甫等人执笔的《中国出版简史》。它以时间先后为序，概述了中国古代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前期和后期出版事业的发展历史史实，既注重宏观时空脉络的精准把握，又重视微观史料线索的连贯接合;既侧重出版方面艰难曲折发展史的详细介绍，又兼顾编辑、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发展概况的总体论述;既关注出版史领域的轮廓描述和理论总结，又注意史实的客观呈现及人物的公正评议。

总体而言，该书主要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脉络清晰，经验总结精辟，通过清晰可辨的时空脉络和精辟合理的经验总结，全景式、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出版的文化特征和发展历程，为出版事业的发展进步和出版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动力支持。二是广征博引，史料完备客观，多借助第一手史料展示中国出版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历程中的伟大功绩，充分证明了中国是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弘扬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三是涉猎面广，内容面面俱到，注重编辑、印刷、发行、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史料呈现与经验规律总结，还客观地揭示了出版与政治、出版与经济、出版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出版事业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关系。然而，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时间跨度下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它也有不可避免的不足。如在体例模式上，未完全突破以往中国出版史教材和著作主要以朝代为纲的叙述模式，未尝试寻找如出版技术等新的研究切入点;内容丰富，涉及面太广，以致缺少严格意义上出版史的特色;出版学学科的前期理论准备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版史研究的深入等。即便如此，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推动我国出版学理论体系建构与编辑史、出版史、印刷史、思想史等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

书名：《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著者：[美]包筠雅

译者：饶佳荣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阅读人：欧阳敏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于出版概念，主要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所谓两要素说，是根据复制与发行来界定出版概念;所谓三要素说，是根据编辑、复制与发行来界定出版概念。两者均强调发行的重要性。书籍发行，其实就是书籍交易。在近现代出版史研究领域，发行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在古代出版史研究领域中，对发行及书商的研究相对薄弱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古代出版业完整、详细的营业记录，账本以及书信都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在古代出版史著作中，有关书籍形制的内容普遍比较翔实，而关于书籍交易的内容则普遍比较粗略。

历史研究普遍面临着的两个难题：史料的匮乏和思想的匮乏。这两个难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唯有立足于翔实的第一手史料，研究者才能既在历史土壤中扎下深根，培养鲜活的历史现场感，又能张开思想的羽翼，以历史资源俯瞰当下及未来。西方书籍史研究领域一般将作者（著述）史、阅读史和出版史作为书籍史的三个分支领域，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贸交易》，绝非广义上的书籍史专著，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出版史专著，因为该书将书籍发行作为考察重心。笔者认为，该书在史料和思想方面均取得了绝佳的成绩，堪称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领域的标杆。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族谱、现存的四堡印刷书及口述史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资料。包筠雅运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1993—2004年期间，她在四堡进行了共计约8个月的蹲点调查，跟邹氏和马氏宗族的成员90多次访谈。这些人不是住在20世纪早期四堡图书出版、贸易所在地，就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早期图书出版、经销商的后代。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印刷所用原材料的来源、协调邹氏和马氏书坊之间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分店的创建过程、分店与四堡总部之间的关系、刊印的书籍、运输网络等。

在思想方面，包筠雅运用翔实的史料论证了以四堡为代表的坊刻，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作为形塑民众封建心态的文化基础设施而存在。二分法是人们看待事物的一种普遍方法，如果将二分法用于分析出版的社会功能，那么出版的功能可以分为“求定”和“求知”。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200多年的时间里，四堡书商只是重编或增补旧书，他们传播了一种稳定而保守的大众文本文化。显然，四堡出版的功能主要是“求定”，即通过书籍传播使人们凝聚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自然是符合宗法社会内在要求的共同体。个人及社会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依照“惯例”行动和运行，体现的就是“求定”意志。四堡坊刻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求知”意志则是追求知识的快速迭代更新，这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承担这项功能的主要是近现代的进步出版业。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发展，保守与进步常常处于辩证之中。

书名：《理想在潮头：给青年编辑》

著者：陈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时间：2021年

阅读人：邓香莲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与文化系党支部书记、系主任）

陈昕先生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总裁。这本书记录了陈昕如何从小编辑到大出版家，浓缩了陈昕四十年的职业生涯经验，是一个不可复刻的时代故事，也是一份硬核又实用的职业指南。陈昕经历了出版最好的年代，也经历了出版的困顿和光怪陆离，从青涩的一线编辑，到中国当代出版事业中绕不过去的名字。在刚入行任职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干事之际，陈昕就接待过赵家璧、胡道静、钱君匋、刘哲民等老出版家，对出版工作有了最初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后因参与重大出版项目，又受到了夏征农、王元化、罗竹风、马飞海、宋原放、巢峰等出版界、文化界领导同志的影响，矢志不移地坚守纯粹的出版理想和追求，从事出版工作四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担任过上海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和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策划选题三四百种，获得过各种奖项和荣誉。回沪后，陈昕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兼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与郭志坤、张宝妮等凝聚成动力强劲、效率超常的“火车头”，并把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成了文化高原。1999年，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陈昕担任党委书记、总裁，直至2015年初退出领导岗位，主持集团工作十六年。

陈昕把自己经历的四十年职业生涯划分为三个年代：“高兴的年代”“管理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并从内容、技术和资本三个维度来观察出版业，认为内容是根本，技术是手段，而资本是重要的推动力。陈昕在该书中探讨了中国出版业的几个问题，包括：出版社的类型选择与企业改制、集团化及其资源配置、内容产业与文化创新、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打造、数字化建设与数字产品、以及区域分工与联合及改善出版生态环境等，并分析了组建出版集团的模式、路径和原则。

他是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出版人，投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乘风破浪，直至成为时代的引领者。这本书是一个出版家的分享，与抱有同样理想的出版人、所有的内容从业者及读者共勉。他写给青年编辑朋友的文字，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值得编辑出版青年学人一读。

书名：《走向未来的出版》

著者：佘江涛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阅读人：秦洁雯讲师、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文学院）

新时期，对于出版业的发展走向，学界业界异常关注，且有诸多探讨。对行业未来的思考，是引导整个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一直关注佘江涛老师的公眾号“佘江涛的江和涛”，佘老师对出版行业的观察和探索常常引人思考，并予以理念上的冲击。《走向未来的出版》收录了该公众号中的部分文章。

《走向未来的出版》借助工业设计理论，以对当前出版业态和出版文化的思考建立系统性，角度新颖、见解独到。该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提出借助工业设计理念重塑出版社。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此观点，并明确：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本质不是出版物的高质量，而是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作者将出版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体系考量，确立了坚持“小产业、真功夫、大事业”的出版价值观，和树立“垂直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出版世界观的出版理念。作者从出版业顶层设计视角以出版理念和制度化的系统方法论指导出版行为，为现代出版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可行的思路。二是基于“互联网+”进行出版新生态的思考。该书从建立出版发展的新生态、出版行为的集体性、出版管理的整体角度出发，对出版相关环节创新的可能、存在的危与机、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展开探讨。作者身处出版业最前沿，对出版业不乏专业认识，更有独具匠心的思考，相关理念的输出让人震撼。同时，我们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对出版的热爱和三十多年从业以来不休止的思考。三是基于出版发展趋势的出版业价值回归。该书的第三部分看似走向未来出版的思路，包括平台化、出版社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出版人出版意识的开放，然其实质是基于出版业未来发展趋势对出版业独特价值的回归。即便面临疫情、电商、阅读变革等多方面的影响，出版业的独特价值仍是出版业走向未来的中枢，回归出版业独特价值，出版业才能登高行远。

此外，该书在语言表述方面亦有亮点。虽然是公众号文章结集而成的著作，但是该书语言少有抒情，直击要点，简洁明快。虽然是关于传统出版业的观察，但在内容上集中于行业热点和痛点，在语言上超脱了关于传统出版业的语言表述，将行业语言、学术语言与公众号文章的强吸引力融于一体，表述灵动新颖，可读性强，体现出对未来出版的全新表达。

书名：《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7版）》

著者：[美]罗杰· R.霍克

译者：白学军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阅读人：李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最近几年来，我阅读了一些心理学的教材和入门专著，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霍克的《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受到环境、生理因素和已有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揭示心理活动的特点及规律就显得非常困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慨。幸运的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他人，也更好地了解自己。但对于初接触者来说，不少的心理学专业文献过于艰涩难懂，大量的心灵鸡汤文章又具有极强的误导性。本书的最大特点恰恰就在于填补了心理学学术文献和科普文章之间的沟壑，作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心理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40项研究。

从整体的谋篇布局来看，本书分为十个专题：“生物学与人类行为”“知觉与意识”“学习和条件反射”“智力、认知和记忆”“人的发展”“情绪和动机”“人格”“精神病理学”“心理治疗”和“社会心理学”。这些专题较为全面地覆盖了心理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每个专题选取了四项研究，具体案例在不同版本中可能稍有不同。以我自己最感兴趣的“社会心理学”专题为例，在第七版中，作者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更换了之前拉皮尔的“态度和行为研究”，其他三个案例（“从众的力量”“旁观者冷漠效应”和“电击服从实验”）则保持不变。这些案例无疑都是心理学历史上的著名研究，而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也体现了作者对这些经典案例的重新认识。

从案例的具体写法来看，每项研究作者都遵循相同的写作框架，包括如下内容：基本信息、研究背景、理论命题或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和结果、讨论和结论、相关研究及近期应用。我特别欣赏作者的这种写法，使得我们在读完之后对这些理论和研究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我记得若干年前自己刚开始接触传播学的时候，对相关的学科理论总是一知半解。在阅读了洛厄里和德弗勒德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后，茅塞顿开，获益颇多。同样地，在我这两三年中接触相关心理学的教材和专著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心理学研究的认知，让我学会以一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历史研究和经典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受众和读者分析是我们从事传播学和出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我们试图去研究用户行为的时候，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而霍克的这本书可能就是我们打开心理学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书名：《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

著者：[英]弗兰克·富里迪

译者：徐弢，李思凡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阅读人：于文，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学院）

这是一部有关阅读研究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作者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回顾了两千年来西方世界数百位思想家和研究者对阅读（reading）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经典论述和研究观点，学科领域涵盖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乃至医学。之所以要做如此全面细致的思想史梳理，是因为作者意在对当下社会以“舍本逐末”的方式应对阅读危机提出批评，首先就要对这些有关“阅读”的种种理解和态度进行历史梳理。

在作者看来，当下社会对阅读的看法表现为两派看似截然对立实则本质相同的立场和观点。激进派从印刷媒介的缺陷及其对知识生产的压抑和扭曲出发，对印刷文化的限制性、支配性进行批判，进而贬低印刷文化甚至将其视为“谷腾堡暂歇期”，将写作阅读视为一种非自然反人性的知识交流形式，而对复兴口语传统的数字媒介及其新读写能力大加赞赏;相对于激进派的欢呼，保守派则对数字媒介带来的阅读危机忧心忡忡。信息泛滥过载、内容质量泥沙俱下、注意力和专注力丧失、经典阅读衰微以及各种阅读病征的增加，都成为数字媒介侵蚀阅读文化的明证。工具化、功利化的读写能力成为学校和社会规训的重点，甚至成为治疗的对象。而当作者将“阅读”置于具体的历史阶段和情境之中，我们会发现“阅读”数千年来一直备受争议。上述观点和做法都不是新事物，在文字、印刷术的产生还是印刷工业、互联网的兴起之时都曾以不同形式存在过。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过度关注阅读的技术层面和媒介属性，而忽略了内容和意义。因此，作者着力于“阅读”和“读写能力”的区分，不仅仅是辨析概念的，而是要纠正当下社会对閱读的认识误区。正是将“阅读”矮化为工具性的读写能力和平平无奇的媒介素养，才会出现阅读病征治疗、以卫生运动方式推广阅读等看似合理但本末倒置的异化现象。

作者在此基础上呼吁当代社会重建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的阅读文化，并呼吁读者通过发展自身判断力来体验阅读的真正价值和力量。这个阅读传统是印刷革命、人文主义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并在与阅读危险论的斗争中逐步实现崇高化，成为现代人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最主要方式。所以作者特别强调不能片面夸大作者在意义阐释上的权威，这实际上放弃了对读者判断力的培养和阅读的真谛。

书名：《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

著者：[澳]罗伯特·哈桑

译者：张宁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阅读人：郭晶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正在书堆旁静静地坐着，书桌前摆放着一块14英寸的LED显示屏，屏幕上显示着你正在阅读的书籍扫描件以及下节课会用到的幻灯片。你思考着如何回复友人共进晚餐的邀约，而上一刻你还在盘算着购物网站的优惠信息。这种场景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我们已回忆不起自何时起，我们在信息洪流中的软弱正日益变成一种病态，即“慢性注意力分散”。

哈桑在本书中将书写、阅读及其他媒介技术的时间性问题再次揭示出来，并将注意力分散视为被高速信息网络宰制的读写实践转换的结果。作为技术的书写，曾通过语词将社会中的现象固定下来。读写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将知识与文化从口语时代“彻底的开放性”中固定下来的潜力。这种潜力被印刷复制技术激发出来，随着识字率的攀升而释放出巨大威力，即“时间、知识的文化关系更加统一”。

而此刻，身处由比特连结的现代社会的我们，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网络化，这个网络的基础是快速流动的信息”。面对日益严峻的信息过载，“我们比以往读得更多、写得更多”，但“对读写的过程的控制却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少”。知识的形式或经验现实的表达变得“超级中介化”，人在被迫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放弃了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愿景，向时间与速度缴械投降。在印刷资本主义之后，我们正欢呼着迎接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回到开头提到的场景，匆匆点开各类推送，思考着晚餐吃什么以及网购怎么买更优惠的我们，是否意识到读写习惯的数字化导致的慢性注意力分散呢？哈桑基本形成了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也是一种技术哲学与传播政治經济学的交叉视角，这无疑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议题，启发我们重新思考阅读与书写的诸多问题。学术研究方面，尽管数据资料越来越触手可及，但速度与效率裹挟了思想的启蒙;个人处境方面，超载的信息逼迫着我们改变自身的读写实践，将被书写、被刊印的“事实”认为就是经验事实，“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书名：《从零构建知识图谱：技术、方法与案例》

著者：邵浩，张凯，李方圆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阅读人：刘鲲翔副编审（机械工业出版社数字技术研发中心）

机械工业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从零构建知识图谱：技术、方法与案例》是一本结合工业实践将知识图谱落地的入门指南。

首先该书开宗明义指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红利逐渐消失，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连接主义流派人工智能技术逐步触碰到天花板，理论突破也越来越难，而在认知智能层面，基于统计概率的深度学习模型仍然无法真正显现与人类类似的推理和理解能力。因此人工智能符号主义流派的知识图谱技术越来越受到学术和产业领域的关注。本人作为技术出身的出版行业数字出版的从业者，对知识图谱等新技术的发展及在出版行业的应用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从行业角度来讲，在大数据、5G、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中，唯有知识图谱技术与出版行业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它能够使文字形式的知识内容的表达和传播变得更加人性和智能。

由于掌握知识图谱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这使很多非技术出身的出版从业者面对这一实现智慧出版的利器望而却步。目前已出版的知识图谱的书籍内容要么聚焦讨论高深的算法，要么专注于金融、医疗等热点专业领域，都不太适合出版行业从业者站在知识内容出版的视角进行阅读学习。《从零构建知识图谱：技术、方法与案例》一书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

其作者都是长期深耕于知识图谱领域的奋战在各行业一线的研究员和工程师。该书从实践出发，高屋建瓴又浅显易懂地阐述了知识图谱相关的基础知识，同时对知识图谱的相关工具、构建步骤和应用实践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手把手的讲解，以便类似于出版编辑等非技术出身的人员快速上手和领域应用。以笔者所在的单位为例，通过运用该书中知识图谱构建的方法、工具、流程等知识，结合专业编辑的领域知识，快速构建起了若干个细分领域的知识图谱，实现了初步知识的语义智能检索和可视化表达，为下一步实现知识问答、推理决策等高级功能打下了基础。

谷歌人工智能著名专家塞巴斯蒂安·特伦曾经说过：“虽然还没人提及，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更像是一门人文学科。其本质，在于尝试理解人类的智能与认知。”如果说知识图谱技术是连接计算机科学这一自然学科和出版这一人文学科的一扇大门，那么《从零构建知识图谱：技术、方法与案例》一书就是打开这扇门的一把钥匙。

书名：《智能原理》

著者：杨学山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阅读人：易龙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

机器智能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的目光都聚焦到以算法等为核心要素的人工智能上头，甚至笃信它将引导我们进入智能社会。《智能原理》一书则抛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让我们重新思索智能的本质。作者在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百科全书》中的定义基础上给“智能”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主体适应、改变、选择环境的各类行为能力，并从主体性、功能和信息三大核心要素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出发对智能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书中通过平行叙述的方式对生物智能和非生物智能的差异进行比较的同时，也试图寻找两者共同的基础，进而超越物种界限构建融通的智能理论。与我们的惯常认识不同，作者从单细胞生物和奠定现代计算机基础体系的“冯·诺依曼结构”等原始系统出发，再到最高生物智能的人类和当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对比分析后得出，即便是最原始的生命体也具有智能的特征，而具有自我主体性的非生物智能体却到如今尚未诞生。作者也指出，算法虽然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但算法本身并不能产生非生物智能体，因而不是智能的主要构件。这些论述让我们对生物智能体心存敬畏的同时，也对人工智能抱持理性乐观的态度。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通过论证智能的基础是信息，智能的主要逻辑是语义逻辑的观点，尝试构建基于语义和智能任务流程的智能计算架构，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智能原理》这本书以跨学科的视角和历史进化的眼光来思考了“智能”这样一个既时髦又传统的概念，也分析了“信息”在智能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让我们重新理解“信息”之于智能社会的意义。需要讨论的是，当科学家已经可以利用青蛙皮肤细胞制成微型活体机器人，该机器人可以感知环境、治愈疾病，并为自己提供能量，这种机器人应当判定为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这是否意味着生物智能与非生物智能之间的界限开始消融？

书名：《传媒的四种理论》

著者：[美]弗雷德里克· S.西伯特

[美]西奥多·彼得森

[美]威尔伯·施拉姆

译者：戴鑫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

阅读人：刘玲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如今，时代的更迭与技术的变迁已然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媒介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尤其在互联网、移动媒介、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备受青睐的当下，媒介更表现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渐趋深入且密切的关系，日益成为社会的“神经”与“血脉”。然而，时代与技术的发展也给媒介带来不可避免的挑战，网络环境下的媒介失范与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仍较普遍，如何重新审视媒介，深入厘清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就有众多学者就此展开探讨，其中由弗雷德里克· 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所著的《传媒的四种理论》（1956年出版）可以说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虽篇幅不大，但视野开阔，论述精辟，在一定程度上为媒介及其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与思考范式。作者基于广博的历史文化背景，沿着时代发展变迁的逻辑脉络，从传媒事业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层面深刻剖析媒介的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分别探讨其主要内涵、理论来源以及具体原则、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此外，作者还采用比较分析法对四种理论彼此之间的演化与修正关系进行深入思辨，提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乃是较老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社会责任理论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并着重阐释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媒介规制与社会责任等问题，也使得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得以广受认可与传播，意义深远重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分析相关理论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主观偏见，在阐释四种理论演化及其彼此關系时缺乏足够充分的现实观照等。

无论怎样，从书中所述四种理论看，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总是有某种形式的管制机制对媒介及其传播施加一定程度规范与监督。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人在合理借鉴相关理论的同时，更应结合我国社会制度与具体国情，与时俱进，深入完善媒介与社会关系，赓续社会“神经”与“血脉”。

书名：《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著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译者：邓建国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阅读人：王一鸣讲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故乡，诞生于此的传播学天然地禀赋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传统，约翰·杜翰姆·彼得斯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却直截了当地打破了这个传统。如同他所推崇的两位传播学先驱，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彼得斯的著作拒绝连续性书写和教科书式表达，常常因晦涩难懂“使读者感到恼怒、灰心”，给人如坠云雾、不可捉摸之感。但书中闪耀的智慧火花（全书充斥着立论清奇、发人深省的观点）和人文主义色彩（全书融宗教、哲学、文学、历史、政治于一炉），如特尔斐神谕一般使人心醉神摇。书名中的“对空言说”近年来甚至成为国内传播学界的流行词汇，此四字也正是该书论证的主旨：即如同对着空中说话，“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本书的另一个中译版译作“交流的无奈”。

彼得斯开宗明义，“一切试图实现交流的努力都蕴含着怪诞”，“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放弃不切实际的交流梦想”。他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传播观念讲起，紧接着驳斥了奥古斯丁和洛克认为“交流需要克服肉体的障碍以实现心灵之间的融合”的观点，继而阐述了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关于“撒播”的交流观，最后援引人与机器、与非人类生灵以及外星人交流的例子，佐证“交流的不可能性”。彼得斯不无调侃地写道：“搜寻地外智能项目恐怕是20世纪末期对交流—包括交流的失败—进行得最持久的研究。”尽管人类从未放弃对外星生命的探索，但迄今为止我们收到的一切宇宙信号都来自数十光年之久，意味着接收者的此时已是发送者的彼时，即交流是不同步的。他略带揶揄地说：“寻找地外智能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末招魂术业已知道的东西：远距离交流和与死者的交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

但假如读者简单地认为该书只是为了证明“交流之不可能”，那么显然就没能理解彼得斯的“良苦用心”。在他看来，交流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因为其“不可能”而变得“不必要”，相反，交流是人类“最美妙的境界”，尽管他说人与人之间存在分歧和隔膜，“我们永远无法共享彼此的生存状态”（试联想“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交流可以“建立一个人人共同栖息的和平王国”;尽管他说“我们永远无力发掘和了解世界上其他一切生灵的内心世界”，但是交流可以认识这些生灵的“他者特性”，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它们（试联系美国经验学派关于传播的工具性、目的性的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彼得斯关于交流的本质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实用主义、超越了文明和种族，与中国文化中最为温厚、隽永的传统遥相契合，那就是“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大概就是该书的核心价值所在。

书名：《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

著者：王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阅读人：王鹏飞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推荐这部书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与学术进路的问题。作为研究生或青年学人，若以学术研究为职业，则不论成就大小，在一定时段之后，总会面临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转向的问题。王笛教授的《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一书，用横跨四十年的11篇论文，记录了他从四川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到负笈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最终成长为知名历史学家的学术历程。正如作者所言，通过书中篇什，“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和发展轨迹”。这种转型轨迹，对于每一个青年学人来说，既能产生代入之感，也有不少借鉴之处。

该书所收论文，虽然多为历史领域，但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的方法旅行，横跨量化与质化研究，兼顾数据统计与文本分析，同时还有社会学的观照，视野算得上宏阔。作者的每一次研究转向，都辅之以当时的论文，其中的探索与创见、不足与生涩，皆呈现于前。这种度人金针式的呈现，不但从内容上有助于对出版学的思考，从方法论养成上也别具启发意义。

王笛的学术生涯，身处中美两种学术环境，坚持使用中英双语写作。一些篇什也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和转化，这种努力会通中西的尝试，也是需要提及的。其所得所失，都足以让我们思考，在数字化盛行、元宇宙热议的当下，作为当代学子，如何延续传统;立身社会科学，如何避免空疏;个人学术生活，如何避免割裂。通过该书，相信每位读者都能有所会心，有所感悟。

书名：《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

著者：[美]亨利·詹金斯

[日]伊藤瑞子

[美]丹娜·博伊德

译者：高芳芳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阅读人：陈洁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兼副总经理）

当研究领域对应的产业日新月异时，当严谨学术遇到相关热词频出时，作为理论研究者和业界关注者，既要熟悉产业同时仍须不忘阅读理论书籍。当研读传播学经典时，会发现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en）从技术史角度阐释移动阅读时代社群网络的到来，而另一位美国媒介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则更是将社群互动之过程作为研究重点。詹金斯早在1992年出版的《文本偷猎者》（Textual Poachers）一书中就提出了参与式文化，是粉丝文化的代表学者。这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不同于其他专著式的研究论著，而是将学术作为一种对话，集结感性与理性，以跨学科对谈的形式聚焦共同的问题域，激发数字世界的产生、文化、游戏、社会认同相关的学术思考。

该书的三位对谈人学术背景不同、代际也不相同，但对于新兴数字媒介社会及文化意涵的共同关注和兴趣，使他们的学术道路有了交集。亨利·詹金斯教授有着“21世纪的麦克卢汉”之称，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比较研究中心，在文化研究、受众研究方面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麦克阿瑟基金会数字媒体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伊藤瑞子（MizukoIto）则是位著名的人类学家，主要关注数字媒体带给社会关系、社会认同和社群的改变。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则是来自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研究美国社会化网络，先后担任过雅虎和谷歌的研究员。

书中关注互联网时代参与文化的重要话题，开篇提到参与式媒介平台、参与与抗拒、向更具参与性的文化前行、风险在何处、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等话题，第二部分则是将青年人作为一个独特群体进行深入探讨，因为这一群体往往最早使用移动、社交和游戏等媒体。接着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涉及数字鸿沟与参与差距、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等内容。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则关注在当今的教育和媒介素养培养中参与文化意味着什么，着重思考了资本、流行文化与网络媒体生态之间的复杂互动。

正如书名《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一样，该书实则是三位研究者身体力行实践参与文化，读者在阅读中实则也共同加入了这种学术对话场域中，共同探索互联网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实现了参与的胜利。社群网络的参与行为，对内容生产主体带来深刻影响。社群网络通过参与汇聚成社群意志，如何使用户有效参与生产创作和意义共建，成为数字出版发展值得审视的问题。

书名：《概念的历史分量》

著者：方维规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阅读人：吴赟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内核。如果不对制约认知的概念形式进行深入探究，学术研究便可能遭遇深层次的困惑。《概念的历史分量》是方维规教授集二十年之功力完成的一部概念史研究著作。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概念和词汇，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该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即“大概念”进行了探究和解析，以“概念史”方法对近现代中国的“世界”意识和“国际”观念，“文明”“文化”观的形成与传播，“民族”“政党”“民主”“经济”“知识分子”等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嬗变，进行了翔实的知识考古，以结构性的目光来理解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

概念史研究源自欧美，这一研究在东亚和中国学界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颇为关注的一种学术方法。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科塞雷克指出，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当为解读现代化做出贡献。科塞雷克试图以四个范畴来界定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即语言的民主化、政治化、可意识形态化和概念内涵的时代化，并在具体研究中测验这四个维度。概念史研究并非除了挖掘史料而别无他求，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便无论点可言。纯粹的史料堆积绝非概念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惟其如此，方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文本和语境。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之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这就是该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近年来，编辑与出版学、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学人进行了学科名词的审定和规范化研究工作，“概念史”方法当成为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对学科、行业的一些不可替代的、富有“整合力”的基本概念应进行深入的考证和辨析。

除《概念的历史分量》这本代表作之外，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人可以结合方维规教授的《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黄兴涛教授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及孙江教授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进行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