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经验与女性意识
——对《封锁》的一种解读

⊙傅亦多［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封锁》于1943 年11 月发表在《天地》杂志第二期，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讲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某天突然遭遇封锁，电车上一对陌生男女陷入爱河，封锁结束后却当作无事发生的故事。在对这篇小说的解读中，有论者从“常”与“非常”、“封锁”与“日常”的二元角度，将主人公吕宗桢、吴翠远之间的“恋爱”归为真情的流露，并指认日常状态造成了人性的禁锢这一事实；只有处于封锁这种非常态的时候，人性才能自由地抒发。针对这种解读，有学者认为小说中的二元对立并非那么清晰，吕宗桢和吴翠远行为的根源在于对人生“结实的真实”的发现，这“使人把捉住了一些实在的贴身的东西”，进而落笔在张爱玲对战争的思考上。这种观点固然突破了前者的思维框架，但在对文本的解读上仍存在尚待开掘之处。本文认为，《封锁》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关注的地方。首先，不同于张爱玲其他作品中对“传奇的情节”的追求，《封锁》在情节上显得较为单纯平实。这使得小说中的其他因素，如作用于人物动作、心理、整体氛围等方面的技巧凸显出来，并成为丰富文本意蕴的重要部分。由此，在结构情节与人物设置层面上，可对这篇小说作“女性主义式”的解读。其次，关于香港之战和上海沦陷这一历史背景对张爱玲的影响，若是将《封锁》与散文《烬余录》进行互文阅读，或能略窥一二。张爱玲对战争的感受并不如同她所说的那般“不相干”。在叙述经历之外，《烬余录》包含着对人存在状态的严肃思考和批判，尽管这种文化反思没有在其他散文中深入下去，也没转化入其他小说中，却为我们考察战争对张爱玲的影响提供了材料。

一

在分析20 世纪40 年代小说的总体风貌时，范智红指出“故事性”的凸显是该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这和新文学的内部发展、历史变革中文艺功能的变化以及不同作家对各自阅读群体的定位有关。作为身在沦陷区、需要靠稿费来供给生活的作家，张爱玲对她的读者群有着清晰的认识，即那些既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文化消费需求，且有经济能力购买书籍和杂志的上海市民。对于这类读者而言，作为一种生活的消遣，小说的情节能否吸引人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赢得大众的青睐，张爱玲对小说的情节（故事性）有着深刻的自觉。“写小说应当是一个故事”，这不仅是对傅雷“主题论”批评的自我辩护，更是张爱玲自身对小说写作的体认。在短篇小说集《传奇》里，尽管每篇风格、情调各异，但在故事的编排、情节冲突的设置上大都展现出“奇”的特征。然而，和《传奇》中的其他作品相比，《封锁》在情节构造方面算不上波澜曲折。与被金钱和情欲折磨至变态、不惜毁掉儿子女儿姻缘的曹七巧及离异后再谋求婚姻、因港战和纨绔子弟结婚的白流苏相比，《封锁》在故事情节上其实并没那么“传奇”。试想在今日太平无战事的时代，封闭凝滞的空间，或长或短的行程，陌生男女之间萌发或深或浅的情愫，也并非奇事。正是由于故事性的削弱，《封锁》文本形态中的其他要素便凸显了出来。

如果对小说的主干部分进行细读则不难发现，对人物的动作、语言与心理的描写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些描写一部分和作为中心情节的“恋爱”有关，另一部分则像闲笔。在这篇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小说里，同样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张爱玲对吴翠远和吕宗桢的写法并不一致。对小说情节的推动和对人物内心的呈现，构成了贯穿故事的一显一隐的两条脉络，这取代了一般故事中的核心矛盾和冲突。具体到文中，就情节事实而言，吕宗桢是二人关系中起推动作用的人。在对话层面上，绝大部分是吕宗桢引起话题，吴翠远回答。若是对小说加以梳理，可以依照对宗桢的动作描写，串联起小说前半部分的发展脉络。相比之下，翠远则显示出被动性和面目模糊，远不如张爱玲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一样个性鲜明。除却翠远的家庭、职业与她面对的职场困境与婚恋困境之外，读者对于人物内在的性格部分，几乎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很难概括出任何具体的特点。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好”：“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这样的“无个性”的女性人物在张爱玲的人物序列里并不多见。对于一个特别善于塑造人物形象性格，尤其是女性性格的女作家而言，为什么单单在《封锁》中这样设置女主人公？这种模糊的描述，还体现在翠远的外貌上：

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

然而，这与其看成是翠远的外貌描写，不如说是对其外貌的评价，包含了作家的主观色彩。“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模棱两可”“仿佛怕得罪了谁”，这些形容不是对人物外貌或性格的实在描述，而更像是诉诸感觉的模糊印象。对翠远“无个性”“无特点”的描述，同样出现在吕宗桢那里：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

从“像没有款式的牙膏”到“白描牡丹花”，这固然体现出宗桢从不怎么喜欢到逐渐喜欢这一心理感觉的转变。但这些近乎写意的细节本身并非是描写翠远，而是表现宗桢内心感受的变化。翠远作为主要人物，并不具有自足性。读者需要通过并不客观的隐含作者和吕宗桢的眼光来观察翠远，这其间始终隔着一层纸。这样的安排并非是张爱玲无意为之，同是对女性外貌的描写，可对比《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现在，这一类的“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她的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

通过这段话，读者在脑海里至少能大致勾勒出薇龙的样貌，因为这是贴着人物形貌的实写。反观《封锁》，读者并无法获得对翠远更具体的想象，只能通过隐含作者和吕宗桢的视角来把握这一人物。问题在于，纵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她们大多性格鲜明，外貌各异，为何只有《封锁》的女主人公面目模糊、“没有款式”？本文认为，《封锁》对人物的构造，倾注了张爱玲的性别观照，这也使得《封锁》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在二人的关系中，吕宗桢是绝对主导者，是他开始了这段封锁中的恋情，也由他结束。小说对他多处详细的动作描写绝非是松散、絮叨的闲笔。二人的交谈中，宗桢是大多数对话的发起者，这并不是作者无心的安排。“恋爱”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桢与被动的、静止的翠远，恰好对应着现实中实存的性别秩序。然而，以上对人物动作与心理的分析于张爱玲的性别观念而言，并不构成有力的说明。作者或许只是依据可能发生的现实事件来创作一篇故事——小说只是把一般恋爱中真实的性别处境如实写了出来。

《封锁》中最具性别症候意味的，不是既有的性别关系在人物构造上的显现，即并非只是对可能现实的再次演绎，而是在此基础之上，翠远作为男性主导秩序下的“客体”，对外部世界有着无比敏锐的感知能力，这正是作为男性的吕宗桢所匮乏的。文中若干处关于翠远的心理描写都十分精彩，构成了翠远自我意识的重要表征：

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

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潜移默化所致。

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

小说中翠远的每一次心理感受，都与宗桢的行为一一对应。宗桢的行为（外部）与翠远的感受（内部）构成了有趣的呼应。更有意味的是在封锁解除之后的一段描写：

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的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此处的“活”和“死”，当然不是指实际意义的“生存”和“死亡”，而毋宁指向观察主体敏锐和强烈的感受能力。这种感知力背后指向的是主体内部深刻的孤独以及身处急剧变动时代之中的“惘惘”之感。尽管翠远在形象与性格上模糊，却拥有感受与思考的能力。在这一层面上，小说中一些游离于主干情节的细节意义便凸显出来，它们都是翠远主体意识的证明。如翠远在改卷的时候，发现给了学生A 的原因是被他当作“见多识广的人”对待；邻座孩子的脚底心抵在她的腿上柔软而坚硬的感觉；对于宗桢摘下眼镜这一行为感到的秽亵……虽然吕宗桢在故事的发展层面占主导，但就“封锁”中的状态而言，文中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关于他感情、思维或知觉方面的表述。相比之下，翠远作为女性显然更为“高级”。这不是指她的家庭出身和职业，而是指她的感受力——而这背后是一个处于动乱时代中的孤独的女性主体。在女性的感受（内部）与男性的行为（外部）之间，形成了参差的错位。

对人物意识状态的把握还可以延续到小说的结尾部分，收入《传奇》后，张爱玲把原来的结尾删去。这样的改动引发了几个问题：第一，结尾两段对小说的主题是否有影响？第二，在删改之前，小说为什么以吕宗桢的行为和思想状态结尾，而不以翠远结尾？在此，有必要对结尾两段进行重读：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饭……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巢里去了。

这一系列不厌其烦的动作描写，呈现出吕宗桢封锁结束后妥帖稳当、富有规律和秩序的世俗生活。然而，喜爱日常生活及其中的物质性的张爱玲，在此并不是在欣赏笔下的人物。黑暗中的乌壳虫和封锁期间的人构成明显的参照性，它们只能被动地对环境做出反应。如此结尾，作家意在讽刺像吕宗桢这样庸俗无聊、以自我为中心的、千篇一律的男子，他们白天上班、傍晚回家吃太太做的饭——过这种生活不需要任何思考与反省，即便是在随时可能被封锁的战时状态中。因此，在整个封锁过程中，翠远对于他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这和在性别结构中女性之于男性的关系具有同构性。所以在封锁结束之后，他只记得自己所谓“温柔”的“慷慨激昂”的言辞，而对翠远的情绪和心理没有丝毫感知能力，甚至已经忘记了她的脸。此外，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在读者意料之外的心理活动，显得蠢钝自大，感受力贫弱，像虫子一样低等：这样的人正是千万拥有完整家庭、体面工作中的普通男性中的一个。从情节上看，作为被动的一方，这段“恋爱”在翠远发现吕宗桢回到座位上后，已经宣告了结束。因此，依照人物的内部逻辑，读者不难想象翠远在封锁后，一定会回归她的日常生活。如果再描写封锁后的翠远，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都是一种累赘。

从文学典型的角度而言，虽然翠远在小说中面目模糊，但却具有张爱玲其他女性角色所不具备的普遍性：她们出身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自身聪明上进，甚至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然而，她们在现实中依旧要面临“找一个有钱女婿”的问题。对女性婚恋问题的关注是张爱玲一以贯之的，这不应理解为作家局限在男女之间的小事，而与她对“真实”的理解有关。所谓普遍性，并非仅在文学层面上。如果对张爱玲小说的人物谱系进行爬梳，可以发现翠远的身份非常接近于作者本人，无论是小说里申大学生对“没出过洋”的抱怨，还是她与作者同为知识女性的身份。试想，张爱玲为什么不把女主人公安排为尚未踏足社会的女学生（葛薇龙），或是一个寂寞的旧式中产家庭主妇（曹七巧）？《封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小说和张爱玲自身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小说里沦陷时期的封锁引发的只是一场不痛不痒的恋爱。因此，有理由认为，《封锁》对张爱玲本人的意义较其他作品不同；对人物吴翠远，也不仅出于单纯的性别观照，还包含着深切的理解与自我经验的投射。

二

“思想”无疑是解读《封锁》的关键词之一，但这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抽象名词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包含着作者对人的根底与存在状态的发问。一般而言，在面对市民群体、讲求故事性的小说中出现此类词汇，必然会延宕故事的推进，从而增加某种严肃的意味。“思想”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封锁的开始，电车上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空虚，都心照不宣地寻找某些能“看”的东西。第二次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在吕宗桢回到房间后，他发现一只乌壳虫一动不动地待在地板上。这句话中连续出现了三个“思想”，显得别有意味：

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作为一个用词挑剔的作家，张爱玲使用“思想”一词并非随意为之。具体到小说的语境，以上两句话都由隐含作者所说，在文中具有“评论”的性质。从“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到“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在语义层面上有明显的推进意味，强化了“思想”与“痛苦”二者之间的关联。第一处的评论对象是电车上的乘客；第二处表面上是在说一动不动的乌壳虫，其实在暗讽主人公吕宗桢。有意味的是，“思想”是理解翠远的关键。经上文分析，小说中虽然对她内在的性格部分着墨极少，却有大量关于人物感受的段落。对于吕宗桢和整个上海而言，“封锁”无异于打了个盹，作了一场白日梦。但对吴翠远而言，这是“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明目的斗争”。“郑重”与“认真”是针对人物的，这种“骚动”与“斗争”对以男性为主导的战争与历史而言，显得“轻微”且“未有明目”。

和《封锁》相呼应的是，“思想”一词同样出现在了《烬余录》里。《烬余录》是张爱玲唯一一篇正面叙述香港之战的散文，最能直接体现作家关于战争的思考与感受。文章的标题取自清代张烺所撰写的同名实录，后者详细记载了明清之际巴蜀地区所遭受的战争浩劫。张爱玲借此为篇名，既是对前代战乱历史的回溯，也是对自身战争经验的整理。在《烬余录》中，张爱玲记录了自己在香港躲空袭的经历：

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原始的荒凉”既是对电车的感受，也是张爱玲对战争造成的威胁与动荡的非常之感。从这个角度看，《封锁》中的电车便显得非同寻常，它直接来源于张爱玲的切身体会。因此，有理由认为，将自身经验转化为小说，是写作《封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是触及战争背景，《倾城之恋》中香港之战的作用则更戏剧化。古代的战争与故事中的战争相呼应，有解构、戏仿的意味，艺术成分要大于现实成分。相比之下，《封锁》更像为了自己而写，其中融汇了有关战争的时感以及对个人存在和未来命运的凄惶之情，属于“自己的文章”。关于战争的感受，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尽管“不舒服”“抱怨”，但“到底还是睡着了”，这和鲁迅著名的“铁屋子”比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睡着了”和“打破铁屋子”，构成一正一反两种态度。此外，在文中记录的几件小事里，张爱玲并不避讳地表露自己参加守城工作的“不尽职”、对病人的冷漠和厌烦以及寻找“吃”的乐趣。仿佛作者在战争中的最大感受，是对“我们”“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孤独”的发现。其实这很符合大众读者对张爱玲的印象，即便是战争、生死这种大事，也表现得“精致”与“冷漠”，仿佛可以超然于历史动荡之外。

然而，作家实际上并没有如她自己描述的那样畏葸与麻木。张爱玲经历香港之战时正是港大的在读学生，接触最多的是和她一样的青年人。对由于缺少工作和娱乐而结婚的青年人，她评论道：

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事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论述的重心不在“刮去浮皮”后露出的底子，而落在“青年的悲剧”上。可见，强调思想和精神对人的重要性以及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行动力，才是张爱玲的着意所在。“饮食男女”这些“踏实的东西”，在她那里并不作为“结实的底子”得到肯定，反而更接近于“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这似乎并不符合读者对张爱玲的一般印象。张爱玲所关注的事并非和战争“不相干”，相反，她触及战争中人的存在方式这一根本问题。作为高等学府里的学生，在战争中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靠无聊的消遣打发大把的青春，被保守的选择限制住了的人生是悲哀的。然而，在认定了人性的悲剧外，张爱玲并无改造人性之志。作为一个自我定位为通俗小说的作家，张爱玲的笔触只到这里。

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傅雷用“细腻娇嫩的气息”来形容《封锁》中“微妙而尴尬的氛围”，并对张爱玲写作中“技巧”的过度使用提出批评。“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那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古董。”其实，张爱玲本人对这种氛围未必有多大兴趣，即使是在小说中有意营造，也更多出于迎合市民读者阅读趣味的需要，而非来自个人写作旨趣。正如上文分析，《封锁》的重心不在“传奇的情节”，即不在讲述了什么故事，而在于传达男女小事包裹之下的“时感”。那些穿插在文中看似游离的细节，易被读者当作闲笔的、于核心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的部分，即“故事”之外剩下的内容，才是作者寄托幽微之处。

三

作为读者，我们见证了“张爱玲热”已经持续三十余年，且仍未有消减之势。经过电影、电视剧乃至无数媒体的演绎，在大众眼里，张爱玲似乎成为专写男女之事的言情小说家、沪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作家的名字也越来越像一个被赋予了刻板所指的符号。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20 世纪90 年代的“张爱玲热”一方面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另一方面也与包含着美好现代化想象的中产阶级文化合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某种“选择”与“误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更好地理解张爱玲，在对现有的认识框架、感觉结构进行爬梳的基础上，也亟须对作品的“形式”意义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分析。

①余斌：《张爱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倪文尖：《张爱玲的“背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③ 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④⑰⑲⑳㉑㉒ 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第178页，第50页，第48页，第59页，第58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⑯ 张爱玲：《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第334页，第337页，第340页，第135页，第338页，第339页，第342页，第343页，第344页，第345页。

⑮ “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见张爱玲：《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页。

⑱ 作者说临时医院中的病人“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见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㉓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2期。

㉔ 董丽敏：《“上海想象”:“中产阶级”+“怀旧”政治?——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上海”的一种反思》，《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