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的澳大利亚南海政策

单天雷

南海是大国战略博弈与竞斗的前沿地带，是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三重国家战略利益所系之地。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兼具对华政策与海洋安全政策的双重定位，是探究近年来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影响的重要考察对象，也是澳大利亚在海洋安全领域积极布局的行动前沿。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逐渐将不断崛起的中国视为针对目标与遏制对象，并且自美国以“转向亚太”进而“扩展印太”的方式全面介入南海事务以来，澳大利亚对此议题的态度也逐渐从“局外中立”演变为“倾向性中立”直至“实质性放弃中立”，进而积极追随美国在涉南海事务的外交领域“逢中必反”政策，在安全领域强化对华多元军事行动，并在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几乎完全沦为美国在南海的“遏华马前卒”。2021年9月，“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即为澳大利亚强化海洋安全力量建设、提升海上威慑能力、巩固美澳同盟军事合作、推进印太架构更新以及进一步制衡中国的最新实践动态。鉴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印太局势变动产生的诸多影响，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与研判具有十分紧迫且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印太视域下澳大利亚对南海的地缘战略定位

自“印太”概念与战略实践逐渐起势以来，南海在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布局、地缘安全框架与地缘经济体系中的定位逐渐清晰：地处印太战略弧的“枢轴地带”，扮演着国土安全“前沿缓冲区”的角色，同时承载着对其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海上生命线”。上述导向正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

（一）地缘政治定位：印太战略弧的枢轴区

澳大利亚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重点关注“亚太”地区，“印太”一词尚未出现；而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印太”一词则被频繁提及达58次之多——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已经在地缘战略思维与目标上从令其“无所适从”的“亚太”成功转向了强化自身角色与定位的“印太”，即“一个新的、通过东南亚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印太战略弧开始出现”。①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Canberra,2013,p.7.质言之，如果说2009年版《国防白皮书》表明了澳大利亚对所谓的“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保持着兴趣与关注度，那么2013年版《国际白皮书》提及“印太地区”则是这一取向的逻辑延伸，其战略重点已投射为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东北亚的一条弧线。南海地区自然在这条战略弧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依据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南海地处“内新月区外部地带”，是通往世界地缘政治轴心区域——“心脏地带”的门户，也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②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著，刘俞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因此，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南海是澳大利亚“印太”概念所界定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枢轴”，在地缘政治方面拥有至关重要的利益，③“South China Sea”,Lowy Institute,http://www.lowyinstitute.org/issues/south-china-sea.即从印度及其周边海域到南太平洋的广泛地区，其“安全稳定对澳大利亚而言最为关键”④李泽：《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9页。。在中英文双重语境中，“枢轴”一词均有“中心、支点以及运转中枢”之意，也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南海在澳大利亚地缘政治认知中的重要地位：地处印太地区的地理中心，并随着世界主要大国势力的汇聚其重要性不断提升，已成为撬动地区乃至全球秩序变动的支点地带以及牵动、调动地缘政治各行为体博弈互动的枢纽。

鉴于此，南海被界定为“印太战略弧的枢轴区”，反映了其在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整体布局中已逐渐成为地缘政治布局之重心。伴随着2017年美国版“印太战略”的提出以及2019年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未雨绸缪、伙伴关系深化与网络化区域建设》的正式出炉，以美澳同盟为对外战略实践基础的澳大利亚进一步提升了南海的地缘政治定位。2020年，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2020国防战略更新》，将“印太战略弧”进一步明确为覆盖“从印度洋东北部到东南亚再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地区，即澳大利亚的“周边地带”，更是其“直接战略利益”所在地。①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Canberra,2020,p.21.南海就此拥有了牵动澳大利亚直接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影响。

（二）地缘安全定位：国土安全的前沿缓冲区

就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与地缘安全而言，既有的国内外研究多倾向于构建“同心圆结构”的解释模型对其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层次与地理区位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如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认为，澳大利亚的第三环国家利益为“避免‘海上东南亚’②依据怀特对“海上东南亚”这一概念范围的界定，“海上东南亚”几乎等同于南海。地区被敌对势力控制，或避免敌国进入、利用此海域的军事基地”，这对于保卫第一环内的国土安全至关重要；③Hugh White,“Strategic Interests in Australian Defence Policy:Som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Security Challenges,Vol.4,No.2,2008,pp.63-79.中国学者许少民则认为，澳大利亚的第二环安全利益，是维护包括东南亚在内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④许少民：《国家利益、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重置》，《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72页。南海自然被括于其中。因为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尖端”的地理位置，使其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稳定受到的严重侵蚀非常敏感，⑤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Our near abroad: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Canberra,2011,p.32.这一范围既包括南太诸岛国，也意指岛礁广泛分布的南海地区。不论在澳方战略界还是中国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本土及其北部岛屿群的安全是其地缘安全体系的核心构成，在战时将发挥出动态预警与前沿防卫的重要作用。因此，南海作为其“国土安全北部前沿缓冲区”的重要地位及存在性意义不言而喻。

“前沿缓冲”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英国在澳的长期殖民实践以及美澳同盟的长期存在，为其注入了“前沿防御”的战略偏好与地缘安全实践传统，形成了帝国文化最直接、最显著的后果——“前哨”心态。⑥许善品、张涛：《战略文化、战略偏好与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疑惧》，《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3期，第73页。“前哨”心态直接催生“前哨”实践，突出表现为广泛积极地推进海外军事存在与远洋军事部署。纵观澳大利亚在“盎格鲁-撒克逊同盟体系”下的海外军事实践可以发现，将军事力量前出推进至安全威胁来源国或潜在安全威胁来源国的周边地带，成为澳大利亚感知地缘安全威胁后的重要应对举措。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几乎参与了全部美国主导下涉及全球安全秩序变动与整合的重大军事行动，充分展现出澳大利亚对“前哨部署”的重视。目前，南海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前沿缓冲-前哨部署”的实践场域之一；其二，海洋安全战略被澳大利亚视为其国家战略利益的基石。①吴志成：《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第72页。近年来，伴随着南海问题热度的不断抬升，澳大利亚借由对美国所谓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支持，推动自身海上力量在南海频频开展活动，与域内国家的海洋防务交流也日渐热络，南海已成为其依托于美澳同盟与“印太战略”而进行“海权展示”的重要平台。鉴于此，就地缘安全而言，当前阶段澳大利亚赋予了南海以“前哨部署”与“海权展示”的重要定位。

（三）地缘经济定位：经贸生命线的承载区

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发达、科技实力较为雄厚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以及孤悬于海洋之上、独占单一大陆的地理位势，决定了澳大利亚对外贸的极度依赖与重视。当前，东盟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十年稳居澳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第一大出口市场的位置；东北亚域内国家和地区大多为其铁矿石、农副产品与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重要海外市场，如日本、中国、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从2016至2019年持续占据其天然气出口目的地前四甲的位置；②Department of Industry,Science,Energy and Resources,Australian Petroleum Statistics,Issue 294,Canberra,2021,p.57.在南亚，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成员国，印度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为澳大利亚提供了经贸合作的机会和潜力，③凌胜利、王彦飞：《木桶效应：“印太”视域下的印澳合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60页。澳印之间的经贸往来近年来也实现了较快发展，印度自2017年以来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五大出口国。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战略石油储备严重不足的国家，澳大利亚高度依赖海外原油进口。马来西亚是其原油进口第一大国，新加坡是第一大成品油进口来源国，同为南海沿岸国家的文莱、印度尼西亚长期位居澳大利亚前十大原油进口国之列，2020-2021财年进口自马来西亚的原油更是达到了5347.7千万公升。④Department of Industry,Science,Energy and Resources,Australian Petroleum Statistics,Issue 299,Canberra,2021,p.54.

因此，高度依赖东亚市场且极度重视油气进出口的澳大利亚十分看重其北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南海，陷入动荡不安的南海将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进而对其国内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早在2015年，澳大利亚经过南海航线的贸易量占据其对外贸易总量的60%，与中日韩三国及东盟十国间的贸易量占据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①“Australian Military Fli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ValueWalk,December 17,2015,http://www.valuewalk.com/2015/12/australian-military-flies-over-the-south-china-sea/.澳大利亚对中日韩长期保持巨量顺差贸易，这对增加其外汇储备与提升其经济增长率具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将南海航线称为澳大利亚的“海上生命线”名副其实，南海也自然成为其“经贸生命线的承载区”，而澳大利亚外交部确定的国家利益范围不仅指“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东北亚的弧形地带”，同时也包括“这一地区的海上通道”。②“Australia’s Trade at a Glance”,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June 2015,http://dfat.gov.au/trade/resources/trade-at-a-glance/Pages/default.aspx.

澳大利亚还积极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组织，主导建立经贸合作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及随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澳新-东盟”自贸区、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均出现了其活跃的身影，充分展现了澳大利亚对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的广泛嵌套。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命脉以及多边经济外交活动的开展均在印太地区汇聚。因此，在其看来，“南海航行自由”、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争端等热点议题以及就此展开的国家间博弈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对地区国家间推进市场开放、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而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开放型的多边经济体系产生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③“Australia-Japan-ASEAN:Strengthening the Cor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March 22,2019,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australia-japan-asean-strengtheningthe-core-of-the-indo-pacific.

二、印太视域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与变动

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印太话语”不断成型，印太视域下的对外战略的架构与内容也渐趋清晰，南海则成为澳大利亚推进“印太”由虚转实、虚实结合的重要场域。伴随着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愈演愈烈，澳大利亚的外交与防务部门及机构以“文攻武压”的实践方式配合美国不断“搅局”南海，④于镭、赵少峰：《澳美同盟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蜕变》，《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第131页。在该议题领域可以清晰地发现二者立场的高度一致。因此，近年来，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及其行动的特征呈现为在积极倒向并追随美国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外交表态模式化”与“安全活动实质化”。

（一）外交指向：逢中必反趋势逐步明晰

与印太视域下的对外战略逐渐成型相伴随的是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政策与立场的质变与退化，这一时间节点可以定位到2016年，即菲律宾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前后。以此事件为转折点，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取向开始不断滑向公开放弃中立、积极介入争端与选边站队美国的负面立场，较之于美国印太伙伴关系网络与联盟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国，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卖力声援、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异常明显。具体而言，其在南海问题上外交立场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实质性放弃在南海“航行自由”上所持的中立立场，不断展现出对美国亦步亦趋的跟随态度；其二，无端攻击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正常建设与开发活动，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历史性权利。在不断发声支持美国立场的同时，积极更新出台国内政策文件与报告加以配合。

2016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访华前夕公然宣称：“希望中国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澳大利亚支持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并在与中方会晤时将重申澳希继续维护南海地区海空、军民航行自由”。①《外交部回应“澳大利亚希望中方停止南海岛礁建设”》，环球网，2016年2月16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TRX9。此番言论不仅严重破坏了两国会谈前的友好氛围，更意味着澳大利亚在有关南海“航行自由”这一议题领域的立场开始大幅度转向美国，这成为其改变中立立场的标志性信号。在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于2016年7月出炉后，毕晓普再次发表声明，称“仲裁结果对双方而言都是最终的且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必须接受并停止在争议水域建设人工岛，无视裁决将被视为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付出巨大声誉成本”。②“Julie Bishop Gets Frosty Reception from China over Australia’s Stance on South China Sea”,The Age,February 17,2016,http://www.theage.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news/julie-bishop-gets-frosty-reception-fromchina-over-australias-stance-on -south-china-sea-20160216-gmvx73.html.随后，在当年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日澳三国外长发表了关于“南海仲裁案结果”的声明，要求“当事国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结果”并“反对任何增加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③《王毅驳美日澳涉南海声明：和平维护者还是搅局者？！》，新华网，2016年7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7/26/c_1119285424.htm。此举表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逐步公开表达对中国政策及行动的反对与抵制，强化其维护所谓“因中国崛起而破坏的地区秩序”的取向，在南海问题上“逢中必反”的苗头开始显露。

2017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新一期的《外交政策白皮书》，延续了此前借“南海仲裁案”之势否定中国立场与关切的趋势，进一步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正常的维权固权行为展开批评——“我们已敦促所有声索方不要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呼吁停止填海造地和建设活动。澳大利亚尤其关注中国空前的步伐和规模的活动”。④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Opportunity,Security,Strength,Canberra,2017,pp.46-47.2019年12月初，澳大利亚在“第六次印尼——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议联合声明”中“对南海的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以及“对争议地区继续军事化表示关切”；此外还强调《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订立“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或国际法规定的国家权利，并支持现有的包容性区域架构”。①“Joint Statement on the Sixth Indonesia-Australia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s 2+2 Meeting”,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ecember 6,2019,https://www.dfat.gov.au/news/media/Pages/jointstatement-on-the-sixth-indonesia-australia-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s-2x2-meeting.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在与南海争端当事国开展双边外交时不遗余力地针对、反对中国，借关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之名行扩大南海问题国际化并趁乱谋势之实。

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罔顾事实宣布“中国南海主张非法”，美国南海政策立场进一步退化，中美就此展开的竞斗进一步激化，澳大利亚对中国南海立场的否定也更加明确、频繁与肆无忌惮，进一步滑向“逢中必反”的深渊。2021年7月12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发表了所谓的“纪念南海仲裁五周年”的讲话，继续坚持“中国对南海长期历史实践中确立的‘历史性权利’或‘海洋权益’的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一致，是无效的”，并且继续“呼吁仲裁各方遵守仲裁庭的裁决”，②“Marking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l Award”,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July 12,2021,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marking-5thanniversary-south-china-sea-arbitral-award.完全沦为美国遏华话语的复读机与传声筒。2021年11月，因菲律宾补给船非法进入我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中国海警船依法依规全程值守并监视，却被澳大利亚曲解为“中国海警封锁并用水炮对付菲律宾船只”，声明“对在南海危险或胁迫使用海岸警卫队船只等破坏稳定的行动表示关切”，并再次援引“南海仲裁案”的错误裁定内容，即“中国对仁爱礁附近海域（菲称第二托马斯浅滩）的任何权利都没有法律依据”。③“Recent incid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November 22,2021,https://www.dfat.gov.au/news/media-release/recent-incidents-south-china-sea.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在外交表态上逐渐呈现出“模式化”的特征，即追随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逢中必反”，同时逐步建立起在法理上否定中国合理合法主张的外交话语体系，并利用一切外交场合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机会不断加以强化。

（二）安全动态：多元军事活动频繁开展

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带的军事与安全活动十分活跃，其海空武装力量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多元行动”成为澳大利亚南海安全政策的首要特征，其军事活动也在实践中不断迈向“实质化”。具体而言，“多元化”涵盖了层次多样的安全实践，主要体现为军舰巡航与军事演习的频繁开展，以及对美国主导下小多边安全合作体系的积极参与。

1.军舰巡航

随着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在内容与频度上渐趋强化，澳大利亚也追随美国执行了多次相关任务。2019年5月27日，澳大利亚海军“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帕拉玛特号”与“纽卡斯尔号”护卫舰以及“成功号”综合补给舰在参加2019年度“印度-太平洋挺进”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前后，于南海开展两次过境航行，中国海军舰艇全程紧密跟随。进入2020年以来，美国海军接连爆发聚集性疫情，一段时间内用于西太平洋海域部署的海上力量几乎捉襟见肘，而美国选择了与战略收缩相反的路径——强化舰机巡航中国南海、东海乃至中国近海海空的力度、频度，并于7月开始派遣两大航母打击群，同时纠集一众盟友在南海及西太相关海域开展意在威慑中国的大规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其中，澳大利亚派遣“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霍巴特号”驱逐舰、“斯图尔特号”与“阿兰达号”护卫舰以及“天狼星号”补给舰等五艘各型舰只参演，在经过南海前往演习区域时逼近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范围内，在与负责监视、驱离的中国海军舰艇发生对峙后驶离。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压力下，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正逐步靠近美国的标准、满足美国的要求，以“切香肠”的方式逼近中国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的底线。

2.联合军演

自“南海仲裁案”闹剧爆发以来，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在南海域内及周边举行的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2017年与2019年，澳大利亚两度参加“印太奋进”演习，在演训之余到访印太多国港口，尤以东南亚国家为重。其拓展海洋力量活动范围、强化在区域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议题上的存在感与发言权的目的一望而知；2018年5月，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美菲两国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在2019年正式成为该军演的固定参演国；2018年10月，澳大利亚与其他四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五国防御协议”的框架下在南海举行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2019年度美国主导下开展的亚太军事演习中，澳大利亚参与次数达16次之多，与日本并列亚太国家榜首。①《2019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0年3月28日，http://www.scspi.org/zh/yjbg/1585362708。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未阻挡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开展军事活动、参加军事演习的步伐，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其强化安全前出与动态防卫的实践态势。2020年4月，澳大利亚海军“帕拉马塔号”护卫舰与美国海军三艘水面舰艇在我国“海洋地质8号”科考船作业地点附近海域举行演习（九段线以内）；2020年7月，随着中印陆上边界冲突再起，印度首次向澳大利亚发出参加美日印“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邀请，澳大利亚也于11月派遣“巴拉纳特号”护卫舰正式参与该演习。此举标志着“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海上联合制华行动迈出了重要一步。2021年7月，由美澳主导、多国参与的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拉开帷幕，演习地点被设置在昆士兰外海及澳大利亚北部海域，剑指南海的意味十分强烈；8月，澳大利亚派遣“瓦拉蒙格号”护卫舰再次参加当年度“马拉巴尔”军演，第一阶段的演习地点也从前一年的孟加拉湾转移到了菲律宾海，距离南海近在咫尺，这也是11月由日本主导、美澳加德四国参与的“Annualex-2021”多边海上联合演习的地点；10月，澳大利亚“澳新军团级”护卫舰“巴拉纳特号”与“天狼星号”补给舰再次参加“海上伙伴关系演习”（MPX），与美英日三国在东印度洋海域开展联合演训。

澳大利亚围绕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参演的联合军事演习，既有发挥主动性扩展在“南海航行自由”等相关议题领域的影响力之目的，又有追随美国绑定美澳同盟（军演大多由美国主导）进而巩固印太四国及所谓的“民主多边安全伙伴体系”战略合作之意图，借以实现对中国所谓“日益改变南海地区、东亚区域及全球事务现状”的防范与对冲。

3.小多边合作

中美战略竞争的演化在使得南海成为竞斗前沿之一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围绕南海问题以及针对中国构建的以安全议题为主要导向的小多边合作体系，这也成为澳大利亚更新同盟及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表现。

“小多边主义”是指数量尽可能少的国家成员根据议题的不同而以灵活的方式汇集在一起，既不受正式条约的约束也不会形成“机制化”的规则和长期承诺，而是力图发挥一种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功能，借此应对特定的挑战和问题以弥补现有机制的不足。①王联合：《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针对南海问题的联盟新样式》，《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第108页。近年来，美国积极推进“小多边主义”理论更新与“小多边合作”的实践创新。如坎贝尔与杜如松曾指出，美国在建立伙伴关系时需要灵活和创新，应改变构建针对每个问题的“大联盟”的传统做法，寻求专注于个别问题的特定与特设机构或机制，例如英国提议的“民主十国集团”（D-10）。在贸易、技术、供应链和标准等问题上建立此类“小联盟”尤为必要且紧迫。②Kurt Campbell,Rush Doshi,“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January 17,2021,https://en.annabaa.org/politics/1225.2017年以来，美国不断推进针对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QUAD”就是重要表现之一，澳大利亚作为印太地区的关键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美日澳三国也经常以共同体的形式在众多演习中集体亮相，通过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多元军事合作，联合遏制日益崛起的中国海上力量，力图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③张根海、王颖：《“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美印日澳组合对南海安全的导向性分析》，《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97页。

自美国“印太战略”正式提出并付诸实践以来，针对南海问题最受关注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布局，就是2021年9月正式成立的“AUKUS”。该联盟在“安全底色”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定位为“水下安全联盟”，意在延续2020年美军在南海地区大量使用核潜艇替代航空母舰执行威慑巡航任务的趋势，①《2020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1年3月12日，第8页。赋予三国掌握以南海为中心的“印太水下控制权”的行动与威慑能力。澳大利亚认为，“AUKUS”将深化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关系，提升联合行动能力和相互配合程度，尤其是在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及水下作战等领域；“AUKUS”是其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表现，将促进三国间国防相关科学、技术、产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深层次整合，其首要合作计划便是通过构建美英澳三边合作项目使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获得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艇。②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AUKUS: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Canberra,2021,p.1.虽然美英澳在宣布“AUKUS”时没有提及中国，但“购买核动力潜艇是该协议的核心内容，而此举正是针对所谓的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③“‘Permissible’ Chinese Military Spending,Aukus,and the security dilemma”,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October 15,2021,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permissible-chinesemilitary-spending-aukus-and-the-security-dilemma/.由此可见，小多边安全合作作为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不断推动其南海制华军事活动走向具体化、实质化，甚至带来同盟合作架构与内容的质变式更新。

三、印太视域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变动的解释路径：体系环境-行为反馈

近年来，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与变动深受三大体系环境因素的影响，即印太地区秩序的剧烈变动尤其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开展对华竞争与遏制强度的持续升级以及东盟因自身发展与域内外大国的重视而呈现出中心地位愈发清晰的趋势。这些体系环境要素引发了澳大利亚不同的行为反馈：恐慌、追随与拉拢，将进一步形塑其当下与未来的南海政策。

（一）印太地区秩序变动-恐慌

孤悬于南半球、独占单一大陆且面对两洋作战压力与来自北方威胁的地缘特征，导致澳大利亚具有超乎一般国家的被抛弃、被遗忘的安全敏感度，也决定了其对“稳定且安全的国际秩序”的深切依赖。因此，澳大利亚战略界分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行为，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战略文化等方面与自身迥异的大国是否会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产生颠覆性冲击。正如澳大利亚外交部在2017年版《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所言，“当前印太地区正在经历一场与其之前的经济转型一样深刻的战略转型，没有任何长期外交政策目标比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且不损害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更重要”。①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Opportunity,Security,Strength,Canberra,2017,p.37.其言外之意是，中国崛起所引发的秩序转型已经从经济领域向全方位领域扩展，澳大利亚将捍卫现有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澳大利亚看来，当前触发并推动印太秩序转型与变动的第一大变量，是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即对自身国家利益将遭受何种影响存疑，进而产生了对华恐慌不安的战略情绪，这直接决定了其南海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体而言，对中国崛起与印太秩序变动的恐慌感，深刻影响了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导向，即地缘政治考量压倒了两国间庞大地缘经济利益。为此“甚至准备以牺牲地缘经济利益为代价尽快将印太由概念落实为战略”。②许善品：《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8期，第62页。

进一步而言，牵涉理念、经贸与安全之争的南海问题的持续蔓延，是印太地区秩序变动过程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因此，不论是议题广泛度、大国博弈烈度抑或地缘战略位置，南海都毫无疑问地“处于权力转移的中心位置”。③钟飞腾：《理解美国南海政策转变的三个维度——霸权衰落、权力转移与美国国内政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第74页。南海地区作为澳大利亚地缘安全布局中的“前沿缓冲区”，在频繁表达安全关切的同时增加在此地的预防性活动，已成为其应对印太地区秩序变动的重要表现。在“中国带来机遇”向“中国引发恐慌”乃至“中国形成威胁”与“中国推动对抗”的对外战略话语质变过程中，南海成了这一取向的重要试验场：它被澳大利亚置于国际秩序变动的认知框架下，即因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进取型政策实践导致地区安全与稳定程度不断下行，这种恐慌直接来自其所建构的中国挑战、改变印太地区现行秩序的“单向度镜子意象”感知度的持续上升。此外，在印太秩序变动的大变局中，澳大利亚在恐慌与无所适从之余，还积极借助地区中等强国之地位介入南海纷争，趁乱谋势以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④冯雷、喻常森：《论澳大利亚的南海战略目标及政策选择》，《国际观察》，2016年第6期，第132页。在与南海问题相关国的接触与互动中，澳大利亚试图通过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相关议题进程，以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同盟体系为基石，提升存在感与影响力以对冲、销蚀所谓的因中国崛起引发秩序变动而产生的恐慌与焦虑感。

（二）美国对华竞争升级-追随

纵观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的对外交往史，在主导国家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其一直倾向于支持守成国，只有当权力出现根本性转移时才会重新确立新的追随对象并与之建立联盟。⑤Hugh White,“Power Shift:Rethinking Australia’s Place in the Asian Century”,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5,No.1,2011,p.88.二战爆发前英国“体系主导国”地位的名存实亡并未引发澳大利亚摆脱英联邦自治领身份、挣脱英澳同盟束缚的行为，而是在经历二战中英国背信弃义，置澳大利亚国家安全于不顾的伤害后才正式“转投”美国。1951年《美澳新安全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美澳军事政治同盟的诞生，而此时的美国早已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阵营与西方同盟体系的中心国，澳大利亚在战略与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亦步亦趋也就此开始。此后，澳大利亚虽然也经历过国际秩序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期”，但“变化的世界、不变的对美追随”是其对外战略实践的真实写照。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澳大利亚在身份归属与情感认知上表现得徘徊与无所适从，正如亨廷顿所言，“澳大利亚作为古怪者不能入内（亚洲）”，①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因此欲融入亚洲而不得的澳大利亚在转向“印太”的过程中找到了身份与价值观再建构的机遇。2017年，被日澳两国倡导、宣传并沿用多年的“印太”概念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所采用，意在布局对华全面竞争与遏制的美版“印太战略”正式出炉，而这给予了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边缘地带性质的澳大利亚大幅提升其战略意义的时机。②邱涛：《“印太战略”框架下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研究——安全焦虑与“中等强国”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3期，第114页。澳大利亚在美国印太架构内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成为与日本“北锚”身份遥相呼应的“南锚”。伴随着近年来澳大利亚感知印太地区秩序变动，尤其是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正当维权卫权行动引发其战略恐慌与焦虑后，作为非对称同盟体系中弱势一方，其继续选择追随美国以避免“被抛弃”的“收益考量”压倒了中美直接爆发冲突进而导致“被牵连”的“风险预期”。所以，在对华战略竞争进入“印太时代”后，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追随日甚一日，如在所谓的间谍审查、网络通信安全、疫情溯源以及中国内政等敏感领域开展对中国的挑衅与舆论攻击，积极充当为美国摇旗呐喊的“造势急先锋”，在充分证明澳大利亚的“站队与追随”已不言而喻之余，也暴露出了中澳强劲的经贸利益纽带不足以遏止澳方一再做出伤害中国国家利益行为的现实。在特朗普政府通过反建制操作大肆破坏现行国际秩序之时，澳大利亚尚且在南海等涉华议题上遵守美国的遏华战略原则；在拜登政府极力修复“特朗普创伤”、强化并更新同盟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当下，澳大利亚在各领域的对美追随将有增无减。

（三）东盟中心地位强化-拉拢

近年来，伴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太”战略的提出与铺展，身处印太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区位优势与地缘战略价值不断凸显。除在南海地区开展直接战略博弈的中美两国外，作为“QUAD”重要成员国的日本与印度也在不断深化与东盟国家间的联络与合作，“东盟中心地位”因各大国“拉拢外交”的开展而不断得到强化。2016年，东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双边贸易合作伙伴；东南亚经济体拥有亚洲第三大劳动力和人口总和，并且该地区的大多数经济体仍有提高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澳大利亚认为，东南亚发挥着印太地区战略竞争的“纽带作用”，这既考验该地区的凝聚力，也凸显了东盟在召集东亚峰会等地区战略论坛方面的核心作用；在印太地区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反应与反馈十分重要；①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Opportunity,Security,Strength, Canberra,2017,pp.31,43.在战略、经济和外交上，它们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具有深远意义。②“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https://www.dfat.gov.au/international-relations/regional-architecture/asean.鉴于此，澳大利亚也对东盟国家开始了拉拢行动，意在确保其在安全、经济和发展等议题领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

在澳大利亚看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接触有助于帮助该地区摆脱所谓的“中国控制”，其目标被设定为引导东南亚地区国家向“日益繁荣、外向型、稳定和富有弹性”的方向发展，促进与东南亚各国广泛的国防与安全接触，尤其是加大对其海上安全建设能力的投入。③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Opportunity,Security,Strength,Canberra,2017,pp.44,47.在安全领域，尤其是在南海地区，澳大利亚虽未指明中国“通过一系列胁迫活动来追求其战略利益”，而是使用了含糊其词的“一些国家”来指代，但其认为“南海地区关于领土主张和建立新军事设施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军事或（强制性）准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频繁”。④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Canberra,2020,p.12.因此，澳大利亚国防部计划在印度洋和南海的关键航路上强化海上监视巡逻力度，同时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海事及海洋安全合作。

进入2020年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并未放缓与东盟间的合作进程，而是在政治交往、经济发展与疫苗提供等方面继续提升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2020年11月，澳大利亚和东盟同意将领导人会议升级为年度峰会，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紧密度；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了一项既有合作框架外的价值5亿美元的复苏计划，以支持东南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安全领域的恢复；此外还承诺提供6.232亿美元用于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疫苗获取和卫生安全。⑤“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https://www.dfat.gov.au/international-relations/regional-architecture/asean.2021年10月27日，“第一届东盟——澳大利亚峰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莫里森总理强调了对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作用的大力支持，宣布将于明年年中再提供至少1000万剂疫苗，并提出了《致力于东盟未来的澳大利亚》倡议，承诺将提供1.24亿澳元，支持东盟应对包括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反恐、打击跨国犯罪、能源安全和超低排放技术、循环经济、海洋等领域的新挑战。①《东盟峰会：澳大利亚十分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作用》,Vietnam+,2021年10月28日,https://zh.vietnamplus.vn/%E4%B8%9C%E7%9B%9F%E5%B3%B0%E4%BC%9A%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8D%81%E5%88%86%E6%94%AF%E6%8C%81%E4%B8%9C%E7%9B%9F%E5%9C%A8%E5%8D%B0%E5%A4%AA%E5%9C%B0%E5%8C%BA%E7%9A%84%E6%A0%B8%E5%BF%83%E4%BD%9C%E7%94%A8/149985.vnp。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峰会上，澳大利亚先于中国与东盟将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意在缓解“AUKUS”的成立在东南亚地区引发的担忧，②“ASEAN inks new strategic pact with Australia”,ABS-CBN,October 27,2021,https://news.abs-cbn.com/over seas/10/27/21/asean-inks-new-strategic-pact-with-australia.更是澳大利亚同中国争夺并抵消对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拉拢东盟这一行为指向的鲜明展现。

四、印太视域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未来走向

在短中期的未来，澳大利亚将在“印太战略”、美澳同盟以及多边主义的多重视角下，在南海议题上继续固化反华取向，在南海领域延伸对华军事威慑，以及不遗余力地强化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只要体系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动，澳大利亚的行为反馈模式便会固化并持续下去。

（一）印太语境下的南海：固化反华取向

在美国正式从“亚太”转向“印太”后，澳大利亚在战略认知、地区归属与国家认同等方面似乎也获得了新生，即摆脱了此前长期纠结于“拥抱亚洲”与“寻找西方”之间的迷茫无措，直接登堂入室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成员之一。相伴于地位提升而生的是，澳大利亚在地区热点问题与国际重大事务上的发声与行动日渐频仍，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领域频频释放存在感与主动性。因此，在澳大利亚的印太实践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叠加共振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会继续借助南海问题提高反华声量，在政治投机中谋取风险收益。而与其地位提升相背离的是，虽然澳大利亚在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和南海问题上扮演着马前卒的角色，但与同中国存在巨大且难以根解的陆上领土争议问题的印度以及同中国存在历史认知、岛屿领海争端以及东亚主导权地位争夺的日本相比，澳大利亚在“QUAD”中所拥有的直接刺痛、牵制中国的“高级政治”底牌少之又少，因此其只能通过以所谓“争端第三方”和“重要域外国家”的身份在南海争端议题上大放厥词，以获得来自美国的政治与安全“杠杆权益”，“AUKUS”即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霸权体系收缩之下的“去杠杆化”进而使得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权重增加的例证。所以，尽管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下因反华动作频频而遭遇来自中国的制裁打击，但在现行国际结构下的澳大利亚几乎无法也并不愿脱离美国，难以在南海问题上持中立甚至友华态度，而是在持续否定中国正当主张与合法权益上不遗余力。

在短中期的未来，澳大利亚将持续推进以规锁与遏制中国为根本目标、以“QUAD”为主要抓手、以海洋安全合作与海上联合行动为核心领域的“小多边安全体系”的参与和构建，逐步落实“南海对华小包围圈”与“印太对华大包围圈”的双重构想。在牢牢绑定在美国同盟战车的基础上，在国际力量对比与关系格局未发生根本性的转移或转变之前，将南海问题进一步打造为反华重要阵地，以捍卫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修复后的荫蔽以及美国的羽翼下重获国家安全感。

（二）美澳同盟下的南海：延伸军事威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对华军事威慑程度与频度有增无减。澳大利亚在战略安全层面开始从主要为同盟作战积蓄防御力量向在周边地区实施常规威慑的角色转变。①刘琳：《南海形势及发展趋势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3页。同样在2020年，澳国防部已经含沙射影地将“（中国）在南海地区推进的军事化行动”正式界定为“胁迫行为”，②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Canberra,2020,p.5.较之于2016年的立场与话语再次出现大幅度后退。在今后十年，“直接利益区”将成为澳军事力量的主要投送和优先运用地带，重点是与其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两南地区”——南太平洋和南海。③肖欢：《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调整及对印太安全形势的影响》，《外语学刊》，2021年第1期，第56页。近年来，面对中国与南太岛国间正当、互利、双赢的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视此地为澳版“门罗主义”禁脔区的澳大利亚产生了警觉与抵触心理，因此扩展在南海地区军事活动的内容、范围与频次，在澳大利亚看来是对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势力渗透南太”的反制。

受此影响，美澳两国在同盟框架下的安全对话、军事训练与防务合作逐渐走强。在2020年7月举行的美澳“2+2会谈”中，美澳宣布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建立军事燃料补给基地，为在该地区开展行动的美军舰机提供保障，支持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印太地区开展制华海空军事行动。④陈弘：《首鼠两端的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世界知识》，2020年第17期，第63页。关岛与迪戈加西亚群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关键据点，对钳制中国挺进两洋的战略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几乎无法克服与南海相距甚远的先天地理缺陷。近年来，美澳同盟着力打造位于澳北部的达尔文港基地，并将战略轰炸机在此地进行常规部署，意在使其在未来补足西面迪戈加西亚群岛与东面关岛的中间地带缺陷，在围绕南海开展军事行动时以“三叉戟”的形式相互策应、互为后方，同时形成战略联动，扼守中国海军的海上交通要道，进而强化对华海空军事威慑的效力。此外，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宣布将与美国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对抗正在开发类似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而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可以成为美军在南海方向关键的导弹基地。①“Australia ‘binds to US chariot’ by developing hypersonic missiles”,Global Times,December 2,2020,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8774.shtml.同时，在“AUKUS”框架内澳大利亚会在未来拥有核潜艇的现实可能会促使其在派遣水面舰艇巡航南海之余也派遣核潜艇执行此类任务，以期成为除美国外在南海地区开展对华军事威慑活动的重要力量。

鉴于此，结合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防部力推的“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以及堪培拉在《2020国防战略更新》中着力渲染的“集体威慑战略”，预计在短中期的未来美澳同盟内部的安全战略耦合度将达到更高水平，从而为美国在“一体化框架”内进一步整合包括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建造核潜艇等具有改变战略天平意义的军事合作奠定重要基础，“为反击所谓的中国‘灰色地带胁迫’以及为高强度冲突做准备”，②Jane Hardy,“Integrated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Advancing 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Alliance”,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and Pacific Forum,October 2021,p.1.进而实现在南海方向上延伸对华军事威慑的战略企图。

（三）多边视角下的南海：勾连各方介入

自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出台以来，“美国退居二线、盟友走向前台”逐渐成为其运作同盟体系的重要特征，并将在未来持续存在。澳大利亚一贯秉承与“拥有相同看法的伙伴国家”合作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外交传统。③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 as a middle power:Fighting or fanning the flames of Asia? Canberra,2015,pp.1-6.因此，面对发挥“同盟框架内自主性”的契机，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将强化与东盟国家间的沟通与协作，并以此为契机凸显自身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存在感与影响力。未来，澳大利亚将继续通过外交声援、军事支持、对外投资以及经贸合作等多重手段强化同东南亚国家间的多边关系纽带，提升自身在域内国家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加强南海争端各当事国海军实力以及军事投射能力的建设，意在借南海争端当事国之手强化对中国军力扩展及南海岛礁建设等行动的制衡，在迎合、支持美国南海遏华行动的同时加强本国的介入力度。目前，澳大利亚已将南海问题同对华战略深度绑定，提升域内中小国家的战略地位以“联合制华”将成为其未来对外战略布局调整的重要表现。

除东南亚国家外，澳大利亚还将勾连除美国外的“QUAD”核心成员日本及印度，在某一重大事件节点上共同就南海问题发声并在南海海域频繁开展军事互动与合作，剑指中国。目前，“QUAD”成员国已经在合作议题上将重点置于“高政治”领域——南海，④刘阿明：《“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第97页。如澳印已签署了《后勤相互支援约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实施约定》，以扩大联合军演和交往活动的范围和复杂程度；日本政府也计划尽快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在未来将为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和联合军演铺平道路。由此，不能排除在未来澳大利亚连同日本与印度实现在南海地区的常态化部署，进而打造针对南海与中国的“澳日印”小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可能性。此外，面对近年来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频繁活动，如法国于2021年4月在孟加拉湾主导举行了“拉彼鲁斯”演习且印度参演，澳大利亚很有可能积极参与其中并借军演之机直接推进“QUAD+”模式的定期化与机制化进程，同时邀请南海域内国家参与演习，进而直接涉足南海。①傅梦孜、陈子楠：《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调整方向与限度》，《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第51页。澳大利亚伙同多方介入南海问题，将在客观上造成“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地理范畴与机制化程度的扩大与深化，②齐皓：《印太战略视角下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特点与前景》，《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72页。使地区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压力将不断累积，中澳关系也将愈发难以转圜。

五、结语

澳大利亚对南海的关注及其政策实践，绝非以保障各国在南海真正的“航行自由”权利为指向，也绝非以伸张所谓东南亚某争端当事国的权益为目标，更绝非以捍卫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底线，而是在“印太战略”与美澳同盟双重强化的态势下趁乱捞取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进而保障其所想当然认为的在“印太时代”属于澳大利亚应有的国际地位及其所深陷于其中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鉴于此，澳大利亚在未来将继续挑战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安全与发展权益，并在实践中不断滑向“实质化”与“模式化”反华、制华与遏华的深渊，这将是近年来澳方一意孤行恶化双边关系的集中表现与缩影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