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
—— 2021年话剧创作演出综述

■ 刘 平

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文化与旅游部组织“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百部优秀话剧展演”，全国的艺术院团也纷纷展示话剧创作的新成就，演出了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创作积累的一百部优秀剧目。10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武汉举办了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以“戏聚英雄城·礼赞新时代”为主题，演出了来自全国艺术院团的优秀戏剧作品三十多台，其中话剧十台。还有民营话剧社团演出的八台话剧。话剧舞台上可谓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线上线下结合，在艺术创作方面也有了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

一、以艺术传承革命传统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话剧舞台上演出了《香山之夜》《红色的起点》《黎明，1949》《前哨》等剧作，让观众重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那段轰轰烈烈的斗争历史，深入了解革命者在斗争年代中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香山之夜》（编剧李宝群，导演任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讲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夜晚（即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站在历史关头的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到南京解放的捷报，兴奋得彻夜未眠。而下野后的蒋介石接到南京沦陷的消息也寝食难安。此时此刻，二人开始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由此引发人们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历史规律的又一次明证。

《红色的起点》（编剧秧禾之文工作社，总导演田沁鑫，导演罗兰，中国国家话剧院）以“大事记”的视点，选择1919、1920、1921年为重点，以政论叙事的方式，满怀激情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历史。整个舞台像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讲述建党前后的历史故事、人物故事，还原那段令人难忘的恢宏壮丽的历史岁月，表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坚定信仰和人生追求，带领观众走进那段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时刻。

《黎明1949》（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描写在平津战役的大时代背景下，共产党开始了解放、接管北方大城市——津北城的战斗进程。在敌特破坏、民族资本家动摇观望、粮食短缺、金融混乱、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等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困局之中，以蔡瑾峰、凌毅、孟远、于澎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不惧牺牲，迎难而上，以卓越的智慧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困局，最终完成了津北城的和平过渡，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直播开国大典》（编剧田沁鑫、刘金妮、姜文良，导演田沁鑫，国家话剧院）描写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在1949年10月1日“直播”开国大典过程中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解放全国的战争尚未结束、敌对势力时刻都在伺机破坏的严峻形势下，全体播音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播音设备短缺、播音条件不足等种种困难，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坚定了全国人民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必胜信心。

《前哨》（编剧黄昌勇，导演马俊丰，上海戏剧学院）以当代青年的视角，讲述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维森、冯铿、殷夫在革命斗争中的感人故事。剧中采取“双线套嵌式”的戏中戏结构，让当代青年和历史上的同龄革命青年产生关联与对话，以这样的方式去表现不同时代的青年的人生选择和革命理想，对亲情、友情的态度，以及对爱情、幸福的理解。左联五烈士以为人类的解放、让大多数穷苦人过上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宁可抛弃阻碍自己理想实现的亲情，而选择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表现了他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觉醒到清醒到矢志不移，为革命、为大众而宁愿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的、乐观的革命精神。而与他们同龄的当代青年正是在追寻他们的历史足迹、解读他们的人生信念的过程中，受到了深深的启发，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及对理想追寻的目标。剧中描写鲁迅与五位青年作家的谈话，通过鲁迅对人生、革命与文学创作的理解，让青年作家明白了“要做革命文学，先要做革命人”的深刻道理，以及如何创作革命文学的诀窍，不仅对当时的青年们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今天的青年学子也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左联五烈士及一批革命青年为着自己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们的崇高理想并没有被毁灭，正如剧中所出现的那绚烂的桃花，直到今天依然开放，他们不朽的精神，永远昭示着后来人。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革命烈士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李子洲在1929》（编剧金海曙，导演韩杰，陕西榆林学院）描写了陕西革命播种者、1928年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子洲被捕后坚贞不屈，对党忠诚的故事。敌人在审讯中得不到李子洲的口供，叛徒想抓住李子洲的手在脱党书上按手印，他就用双手握着烧红的铁棍，把十指烫烂，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林基路》（编剧黄维若，导演廖向红，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讲述林基路、毛泽民、陈潭秋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迫害，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壮烈牺牲的事迹。

《雾中灯塔》（编剧李征，导演王晓鹰，四川宜宾话剧团）描写地下党李黎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事迹，表现了信仰与意志的较量，人格与人性的比拼。敌人伪造李黎的信，在报上刊登，谎称李黎是叛徒。李黎不为所动，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红军1343》（编剧杜邨，导演傅磊，福建人民艺术剧院）通过一个老红军的回忆，描写红军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国民党军医被俘后，被红军的精神所感动，主动为红军伤员治病。

这些作品不仅使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斗争历史，也增强了人们建设新中国、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与力量。

二、以艺术塑造英模人物

以艺术塑造英模人物，是2021年话剧创作的新突破。

英模人物是时代的楷模，他们的事迹值得写，他们的精神值得弘扬。然而有的描写英模人物的戏却不感人，不是英模人物的事迹不感人，而是描写英模人物的戏剧作品写得不感人，看描写英模人物的戏不如看写英模人物的报告文学感动。有的戏剧作品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生活，没思考；有内容，没思想；有人物，没形象。那么如何以艺术塑造英模人物？在这方面，《桂梅老师》的创作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山茶花开》和《金色的胡杨》等剧作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桂梅老师》（编剧王宝社，导演王宝社、常浩，云南省话剧院）在创作上的突破首先在于英模人物戏剧创作的观念变化。该剧根据“中国十大女杰”“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创作，但不是概念化地展现英模人物的好人好事，而是把英模人物还原为普通人，讲述她一生中真实感人的故事，写出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曲折的奋斗经历和复杂的情感，真实、可信、感人。

桂梅老师的事迹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她的行为展现一种高尚、纯洁的品格，观众能够看到她一颗“明亮”的心。她看到山区的女孩子辍学就感到“心痛”。她的梦想是靠教育改变女孩的命运，让大山里上不起学的“女孩免费读书”。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她就去募捐。有人说她是“骗子”，有人嘲笑她，朝她“吐口水”。她感到心酸、委屈，但她不在意，从不言放弃。因为她心里有“爱”，有理想目标。尽管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但她依然坚持。有人问她苦不苦？她说：“愿意做的事就不苦。”她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只要见了上不起学的孩子，见了就帮，能捞一个是一个。”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是充满着大爱之情和人性之美的金石之声！多年来，桂梅老师就是以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竭尽全力、百折不回的勇气，以忍受千般辛苦、万分羞辱的铮铮骨气和堂堂正气，“用她那柔弱带病的双肩托举起大山里多少女孩五彩斑斓的梦想”。让1804名贫困家庭的女孩子走出大山，走进了大学。而她自己也在奉献“爱心”的过程中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其次是敢于写矛盾，写英模人物的弱点，让英模人物形象更鲜活、更真实可信。有的描写英模人物的戏不敢写矛盾，担心“有损于英模形象”，一味地表现人物“高大上”。该剧不仅写了桂梅老师在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现实矛盾，也写了她自身的复杂情感，写出她由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不普通”英模的情感动力和思想根基，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英模”成长的真实过程。办学开始，学校条件差——没厕所、没食堂、没保安、没围墙。晚上女生上厕所，女老师前边陪着，男老师在后边打手电当保安。时间一长，老师们承受不了了，纷纷提出辞职。华坪女高成立不到三个月，十七个老师九个辞职。家长也逼着孩子退学。桂梅老师真的为难了。奋斗了七年，梦想瞬间破碎，她心里感到针扎般地“痛”，绝望之时她想到了“死”。是江姐的声音——“你想一死了之，就是临阵脱逃！”“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员在——阵地就在。”——警醒了桂梅老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突然，她在教师档案里发现了六名党员。她沉静而庄严地对六个党员教师说：“各位党员，免费女子高中能否办下去，就看我们怎么做了，请同志们跟我一起重温入党誓词——”以前在舞台上也看到过党员宣誓的情景，总感到有些硬贴上去的宣传味道。而这次桂梅老师带领老师们宣誓，让我感到是那样地激动，与整个剧情融合得是那样地恰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不仅驱散了压在桂梅老师心头的愁云，也激起了观众情感的浪花，震动着观众的心灵。该剧就是在矛盾的交织中展示了桂梅老师的执着爱心，在心灵的碰撞中揭示了她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山茶花开》（编剧步川，导演傅勇凡，江西省歌舞剧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扶贫干部唐猛的形象。在扶贫工作中唐猛书记的独特之处是：敢于担当，不怕批评、打击，用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决不盲目地追风赶潮。别的村搞扶贫是“项目到户，资金到人”，而他却“着眼于摆脱贫困的长效性”，带领村民搞“低产油茶林”项目，采取“公司加农户”模式。这样的模式收效慢，结果成了“后进”典型，被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督导组林处长劝他重新“算账”改“报表”。但他坚持“老老实实做人做事”，不在新报表上签字。他的努力最终赢得了村民的信赖和支持，茶岭村的扶贫工作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典型。唐猛书记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们的爱戴。林处长也深有感触——“乡亲们的欢笑让我读懂了你”。剧中塑造的唐猛书记形象，也成为扶贫干部中的“这一个”。

《金色的胡杨》（编剧李龙吟、陈思青，导演李利宏，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最感人的是对“最美村官”刘国忠情感的开掘。为了让村民尽快地脱贫致富，刘国忠常常牺牲自家的利益，因此跟儿子、女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他引进种彩椒的项目，可村民们担心失败不敢种，他就把自家的土地让给村民试种，如果失败了，后果他来承担。儿子立强想不通，愤而离家出走。为解决村民们的家庭困难，村里决定建幼儿园。但没有教师，他就动员女儿小芬放弃城里的教师工作。女儿不情愿，强烈抵触，指责父亲——“你咋就知道坑自己的孩子？”“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刘国忠感到心里像针扎一样——“丫头！爸对不住你！”面对女儿的指责，想想村里那些没人管的孩子，他“心里不好受”，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一个人跑到胡杨林里“反省”——“我这些孩子争气呀！都上了大学、中专。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也都有自己的孩子啦！过上好日子啦！我咋还把他们往苦日子上拉呀！”可是，“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了，村里的孩子还没过上啊！……得有人管啊！”一想到当年他一家从甘肃过来，村里老乡对他一家的照顾，送吃的、用的，帮他盖房子，他就觉得一定要把幼儿园建起来。此时，刘国忠那一段段发自心灵深处的独白，情真意切，透彻骨髓，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也感动了女儿。

这些作品没有空洞的口号，也没有概念式的“大道理”，有的是充满情感的语言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观众感到，这些人物似乎就在自己的身边，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表达的是一种纯洁、高尚的情怀。

三、以艺术展现生活内蕴

2021年话剧创作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现实题材的话剧创作上。

现实题材的戏难写，难就难在如何把生活变成艺术。有的戏虽然也写了生活，但因为缺乏对生活的思考，只是写出（照搬）一些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没有开掘出生活发生过程中的深层原因，没有把生活中的事件变为艺术创作中的故事，没有写出人物在行动过程中的深层心理和复杂的情感。尽管作品写的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因为没有把事件和人物转变为艺术创作，所以不感人。但话剧《长安第二碗》《八廓街北院》等作品的创作却给人一种惊喜。

《长安第二碗》（编剧陈彦、陈梦梵，西安话剧院）的感人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剧中以秦存根一家经营葫芦头泡馍的“长安第二碗”的重张、兴旺、歇业的传奇经历，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宏大主题，描写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的经济生活的改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个性发展与情感变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经济发展了，精神如何坚守？生活富裕了，人性如何完善？该剧的突出特点是：贴着生活写，贴着人物写，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生活）入手，透视其精神生活。通过现实生活中一件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小”事开掘出惊心动魄的“大”主题，直逼人的灵魂深处，写透了人性的善与恶。开场时人们吃不饱肚子，没有衣服穿，住着四面透风的牛毛毡棚。那时候尽管贫穷，人们尚能保持朴素的善良与人性。一位妇女带着襁褓中的双胞胎孩子，走到老秦家门口想讨一碗热水，结果秦存根端给她的是葫芦头泡馍的高汤。自家七个孩子（六个子女和一个收养的哑巴孤儿）却吃不饱饭，一个“锅盔”用秤分着吃。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秤盘上的那块锅盔，都希望自己的那份能够大一些。可是，看到父母亲的比自己的小，每个孩子又将自己的那块馍掰下一小块留给父母亲。看着“桌上剩下的一堆小馍块”，秦存根心里如针扎般难受——“不给他们弄碗饱饭，垒个窝，我秦存根死不瞑目哇！”

该剧的深刻之处在于透过生活的表象，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在不经意间给人们一种警醒。贫困年月里秦家人尚且能够聚拢在一起，可是，当全家人能够吃饱饭，住上新房之后，人心却离散了。儿女们自家的小日子过好了，可并不满足，而且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分房时的“挤矮子”就是触目惊心的实例。在秦存根夫妇的辛勤经营下，“长安第二碗”越来越红火，而且又开了两家分店。秦存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给孩子们“垒成了窝”，而且是盖了楼。他心里明白，儿女们“外面都有房”，但他还是想一家人“住在一块儿”“团团圆圆”。“八套单元八个人，六儿一女，还有路福。刚刚好！”然而，儿女们却不像他这么想。因为“八套房，大小还不一样”，朝向也有别，四南四北。为了得到一套“理想”的房子，儿女们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大嫂想出了一个主意——“挤矮子”。先是商量着把“外人”实际是“长安第二碗”的功臣——哑巴路福挤出去；然后又想把“二嫂”挤出去，理由是二哥因公牺牲20年了，二嫂又没有给老秦家留下一儿半女；再有就是老四，离家20年“杳无音信”……

看到这一切，秦存根感到无比地伤心痛苦——“贪婪哪！由那么一个裤子都不够穿、肚子都吃不饱的日子，到这样一个啥都不缺的日子，却啥都争成这样……挤矮子？我们都挤的是谁呀？我们都想把谁挤出这个家哪？谁是矮子？老实的？不会争，不会抢，不喊叫的？还有哑巴……都做得出啊！”无奈之下，他拿出保存40年的一个“精致的盒子”，儿女们以为是什么“宝贝”，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装的是40年前秦家那次分吃“锅盔馍”时，弟兄几个“相互让着”留给父母的那些“小馍块”。看到这些，儿女们惊呆了。此情此景，不但剧中人的心里难以平静，观众的心里也波涛汹涌起来。

通过人物形象扬善立德、培根铸魂，揭示道德、人性、善良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作品中塑造的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秦存根和花朝阳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秦存根老实本分、坚守传统，以德为本、为人忠厚，靠勤劳致富，生意红火。花朝阳心眼活泛，见风使舵，见钱眼开，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到头来“鸡飞蛋打，人财两空”。两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善的生长与恶的落荒，让观众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剧中那位两个孩子母亲的戏不多，却见证着人性的成长与永恒——滴水之恩，终生不忘。她一直感念在两个孩子饥饿时秦存根馈赠的那碗葫芦头泡馍高汤，不但自己不忘，还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忘。她不是剧中的主角，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活变化的见证，她的行动体现着深刻的寓意——延续善良，张扬人性，才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八廓街北院》（编剧次仁玉珍，导演吴旭、尼玛玉珍，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感人之处是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和对真善美的细腻描写。四十多年来，居住在拉萨八角街一个古老大院的居民和睦相处，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寻找致富之路。尤其是大院里的几个年轻人的人生道路选择，更体现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他们从追求国家职工的“铁饭碗”，到转变思想观念，自力更生做生意、搞旅游，多层面地开拓经济发展之路，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表现出最质朴、最温暖、最珍贵的民族亲情。如果说，剧作所演绎的是“同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的生动故事，而观众看戏时却分明地感到西藏人民“同唱一首歌，同心庆党恩”的激动心情和喜庆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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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大爱精神，让善良与爱心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让人性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放出灿烂的光彩，是该剧所要表达的精神实质。当普珠扎从其美拉手中接过被他“弄丢”了的传家宝贝——唐卡，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阿爸”时，不仅其美拉喜出望外、热泪盈眶，与儿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也让观众感受了一种释怀。父子俩多年来的怨恨与隔阂终于用爱心化解，每个人都为剧中人感到高兴。戏，就是以这种涓涓细流的仁爱之情，温暖了剧中人，也照亮了世间所有的人，让人们感受到爱的温馨与真情的舒畅。

《郁达夫·天真之笔》（编剧林蔚然，导演李伯男，浙江话剧团）通过郁达夫对爱情、婚姻的描写，写出他在情感方面的率真与真挚，表达了人物性格方面的真实与真诚，塑造出郁达夫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进而生发开来，折射出他在思想上的坚强与坚韧，为民众的事业、为民族大业敢于抗争、战斗不止、不怕牺牲的英雄情怀。从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反对尾崎行雄蔑视中国的狂妄言论，到1930年代与鲁迅交往，创办《大众文艺》的思想追求，再到参加抗战活动，他的人格与思想也在中华民族如火如荼的斗争洗礼中走向成熟，他的爱国精神也在同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中闪现出光辉。

《青松岭的好日子》（编剧孙德民，导演廖向红，承德话剧团）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与时俱进、永不停步、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农村的景象，看到了随着农村整体面貌的改善，人们的精神文明素质随之提升，用“办智慧农业”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新时代农村建设，创办“农业产业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看到了在脱贫致富奔小康道路上人们的观念变化和一代新人（秋歌和立春）的成长。

在情感的冲突中写人物，是该剧感动人的主要原因。秋歌从农业大学毕业后，以她的老师李保国为榜样，回家乡青松岭当村官，想不到她的满腔热情却遭到乡亲们的一盆“冷水”。秋歌回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县领导指示关闭污染严重的淀粉厂。由此与村民、老支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母亲也强烈反对她回来当村官。这让满怀兴奋之情的秋歌感到非常意外，她虽然没有就此打退堂鼓，但心里不免感到一丝“孤独”与“凄凉”，也逼迫她思考了很多。经过认真分析，她感到村民们反对关停淀粉厂，是担心这挣钱的门路没有了，好日子也就没有了。为此，她要在青松岭“办智慧农业”——用新思想开阔村民的思维，以高科技引领农村建设，在青松岭“建一个蔬菜种苗农业园”，以绿色发展的理念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她的想法得到老支书和立春的大力支持，并逐渐获得村民的认可，让他们看到了青松岭发展的新希望。

《春潮》（编剧赵潋，导演王晓鹰、王剑男，杭州市话剧团）描写在改革开放年代一个农民工成长为乡镇企业家的感人故事。因为叶庆山是农民出身，招收工人时被拒之门外，也被吃公家饭的人看不起。他不服输，决心走自己的路，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人家不要我，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办一个工厂好了！”他和几个好伙伴接手村里濒临倒闭的春风纺织厂，筚路蓝缕，生产出真丝面料，创办了乡镇企业。之后，他们靠着一股顽强的精神打开了销售门路。然而，叶庆山的行为也遭到某些人的嫉妒与刁难，甚至被诬陷关了起来。然而他并不服输。他就是以这样战天斗地的顽强韧劲，使工厂一步步发展兴盛起来。因为他整天忙于工作而忽略了对女儿叶小蕊的关爱，与女儿产生了情感冲突。他想女儿长大接自己的班，而女儿的志愿是学美术创作。他送女儿出国留学，强迫女儿学工商管理，为此与女儿造成了长久的情感隔阂。这种“隔阂”表面上是父女俩情趣、爱好的矛盾，实质上却是两种思想观念、理想追求和人生选择的冲突。当叶小蕊留学归国后，从父亲留下的日记中了解了父亲的理想追求和创业发展历程后，她似乎才真正了解并理解了父亲此前如此对待自己的一片苦心——“爸，你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故事？我是你生命的延续，我们有着一样骄傲的性格，因为这样的骄傲，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听懂对方说的话。我现在好像才开始真正了解你，可是你已经不在了。”这时，父亲的声音悠然响起——

“蕊蕊，爸爸和你都是在钱塘江边长大的孩子，千百年来，我们就是听着潮起潮落，繁衍生息的。这潮水在外人眼中是奇观，但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它是灾难。可是我们并没有被潮冲垮，我们战胜了它、驾驭了它！每一次潮声入耳，我们都当作战鼓齐鸣；每一次浪潮翻涌，我们都当作冲锋陷阵。面对这波涛汹涌，不要怕，那是机会、是挑战，面对这滔天大浪，不要怕，那是希望、是无限的可能！”这是两颗心灵的对话，是人间大爱的交流，是命运的交响，是生命的赓续。那浓浓的情感就如钱塘江波涛汹涌的“浪潮”迎面向观众“涌”来，让他们的心绪难以平静，浮想联翩……

《北上》（编剧津子围、李景阳、孙浩，总导演陈薪伊，导演孙辰兴、尤美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描写重大题材，是一段难写的历史。剧中描写建国初期，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茅盾、洪深等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从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由香港阿尔丹号货轮护送，与国民党特务在渡轮上展开暗杀与反暗杀的斗争。由此表达出一种深刻的寓意，即人心向背的问题，表明了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斗争中的威信力与影响力。陶家鑫对李济深说：“您耿耿忠心几十年，您是学生们的一杆大旗呀！您怎么能够背叛党国，投靠共产党呢？”李济深回答说：“你错了家鑫，我不是投靠，几十年苦苦求索，生死抉择，终于从共产党身上看到救国救民的希望！”因此，“北上不是一段旅程，北上是对光明的选择，北上是对道路的选择”。

《卜奎风云》（编剧张明媛，导演胡宗琪，齐齐哈尔话剧团）生动地展现了清王朝结束、民国兴起、军阀混战、日俄入侵三十年间卜奎城的历史画卷及波澜壮阔的关东风情，彰显了人性在人物成长过程中的伟大力量。尤其是收留两个孩子、教育两个孩子成人的事迹特别感人，写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人间正道是沧桑》（编剧姚远，导演胡宗琪，南京市话剧团）根据革命历史题材同名电视剧改编，展现了自1925年大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近代中国各界人士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事迹。国与家的矛盾冲突、血浓于水的亲情、革命理想与纯洁的爱情，很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并迫使他们做出选择。

《小城春秋》（编剧丁安武，导演李伯男，厦门歌舞剧院）描写厦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厦门抗日群众组织“厦联社”主要负责人吴坚和其他同志被捕入狱。为粉碎敌人集体屠杀革命人士的阴谋，吴坚带领狱中战友与狱外同志积极展开营救行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张謇传》（编剧罗周，导演李明华，南通艺术剧院话剧团）以张孝若为父亲张謇立传的视角，以超越时空父子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张謇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大魁天下之光耀，投身实业之艰辛，垦荒垦牧之坚韧，助力共和之高迈，致力公益之热忱……展现了张謇在风雨飘摇的乱世，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兴办教育、开办工厂、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歌颂了张謇作为民族企业家的丰功伟绩。

《右玉》（编剧马连伦、马晓倩，总导演王晓鹰，导演王剑男、杨慕辞，山西省话剧院）描写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干部群众为改变恶劣的环境，战风沙、斗风雪，在干旱荒漠里植树造林，用血汗收获了一片绿色。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塑造了唐汉元书记和黎老汉县长等鲜明的人物形象。

《热土》（编剧王俭，导演宫晓东，山西大同市歌舞剧院）描写扶贫路上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该剧以山西大同火山群为背景，以脱贫攻坚为主线，紧紧围绕种植发展黄花产业这一中心事件展开激烈的矛盾交锋。塑造出姚冰清、于建国、何有贵、郭晋生、梁子等性格鲜明、质朴感人的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脱贫攻坚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困难、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和奉献精神。全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质朴、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舞台美术恢弘大气，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

《东风——呼啸起》（编剧单学文，导演杨军，内蒙古阿拉善盟乌兰牧骑）描写为支援国家的导弹基地建设，内蒙古人民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集体搬迁远离故土的高尚情怀。

儿童剧《荡起双桨》（编剧王娟，导演李大海，济宁艺术剧院）塑造了一位年轻教师林一燕的形象。微山湖小学是一所船校，条件艰苦，没有老师愿意长久留下来教学生，有的老师待几个月拿了实习证明信就离开了。教学无法正常开展，学生们也因此变得失望、泄气、不求上进，学习成绩总是排在最后边。年轻的老师林一燕师范毕业后自愿来到微山湖小学，实现自己为家乡做贡献的理想。想不到，她满怀兴奋之情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却“恶作剧”给她难堪。她没有灰心，也没有放弃，而是仔细查找原因，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以自己的“爱心”去转变学生们的态度，以自己的“真诚”去温暖学生们那颗冷却的心，并用知识打开学生们的眼界，让学生们丢掉愚昧的观念，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鼓励他们“用眼睛仔细观察”“用耳朵用心倾听”“用嘴巴大胆发言”，逐步引导他们克服散漫、懒惰情绪和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使他们逐渐走上正轨,追赶先进，树立了“考全乡第一”的目标。学生们有了信心，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学校的面貌也发生了彻底变化。该剧描写了教师与学生互帮互学、共同成长，体现了一种新的现代教育理念，使得人物更真实，更亲切，更可亲可敬。导演的创新在于细腻地刻画人物；在舞台创作中营造人景合一的典型环境，如船校、湖水、芦苇、小船，再现了人物活动环境的真实；刻画了个性鲜明的多个人物形象，如林一燕、毛豆豆、张晓柔、王大富、于小飞等。

《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编剧冯俐，导演焦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第十七届戏剧节唯一一台儿童剧。通过小蝴蝶寻找妈妈的经历，让观众领略了神秘奇异的童话世界，新奇、变形、夸张，弘扬人性与爱心，给人们带来了温暖与童趣。当树叶间飞出无数小蝴蝶在舞台上漫舞时，不仅感动了在场的小观众，也让大观众心有所感，激情涌动。

《雾重庆》（重庆话剧院）和《报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经典复排剧目，几十年过去了，不仅经受住了时间检验，更是观众心中审美情感的存贮与永久记忆。

四、以艺术开创民营话剧新局面

民营话剧创作，因为经济和创作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常常以创作投资少、见效快的小剧场话剧为主，但2021年的民营创作出现了几台大型的舞台演出，且成绩突出，其中的《人世间》《汉将李陵》《活动变人形》《正阳书局》《开饭》等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世间》（编剧苑彬，导演杨佳音，北京一未文化公司和北京中演演出院线发展公司出品）的突出特点是描写故事细腻，思考生活深入，开掘内容深刻，塑造人物真实。该剧描写的是普通人生活，却越看越有味道；舞台演出是现实主义风格，却处处显示着新意。这“味道”就来自创作者通过对生活思考与提炼所展示出来的一种哲理意味；这“新意”就来自于导表演对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

在描写生活中思考生活，在琐碎描写中体现生活的韵味，是该剧艺术创作方面的突出特点。剧中描写以周秉昆为代表的众多普通市民的生活，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态度、理想追求与奋斗精神，诠释了做人的准则、为友的道义、为官的原则，以及读书与人生的关系。在思考生活中开掘内容的含义，在嬉笑怒骂中蕴涵着生活哲理，是该剧的又一特色。剧中在描写严酷的现实与曲折的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撕下人世间的层层伪装，揭示了生活的复杂与人性的变化无常，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个有理想追求、有情感热度、有人性情怀的真实的人物。

周秉昆“从年轻时就努力想有点儿思想”，想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出人头地。可他“这一辈子净赶上不顺的事”，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再苦再累我没混日子”。当他老了说出“我这辈子就像个空壳，到了什么都没干成”时，观众却被感动了。他们从周秉昆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体会到了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复杂的内心情感，恍惚间好像自己也同剧中人站到了一起，一生中的喜怒哀乐霎时间涌上心头，模糊了双眼，堵塞了喉咙……

接地气的鲜活语言，为该剧增添了艺术光彩。周家的父子和兄弟姐妹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但他们吵嘴不是为斗气，而是争辩人生之短长和为人处世之对错。周秉义负责危房改造项目，要弟弟周秉昆带头签字搬迁。周秉昆说：“签字可以，你得给国庆一套房。”周秉义认为弟弟是拿这件事显示自己“高尚”。周秉昆说：“我就是较劲，我想看看你有多高尚！”周秉义生气地说：“我想告诉你们，不要空口谈正义，正义不能架空现实。我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周秉昆反唇相讥：“我最不信这句话，老百姓上班迟到还扣钱呢，正义迟到，还叫正义吗！”每逢戏演到这里，观众席里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该剧就是通过人物形象塑造揭示生活的真谛，以细节的真实“直击心灵”，给观众一些感悟，一些启示，一些思考。

《汉将李陵》（编剧温大勇，导演梧桐，北京盛世亦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部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剧作，其深刻之处在于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深入思考。作者创作这个戏，“不想简单地臧否人物”，只是想客观地、历史地去描写人和事，把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去思考，在描写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中，写出人物情感的复杂，写出历史与时代的复杂。该剧把李陵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的人来写，把他的悲剧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去发现，去思考。毕竟，李陵的悲剧并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只是历史上这方面的一个代表。通过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让人们对于那个时代中的人和事进行深入的思考，给后人留下一些启示。

该剧的深刻之处，一是写出了普通人在历史车轮下的卑微与渺小。李陵的悲剧是历史的真实存在。那么，是谁让李陵成为了“降将”？李陵一家三代为大汉朝立下汗马功劳，公认的世代功臣。李陵的祖父李广身经百战而不死，叔父李敢冲锋陷阵如履平地，堂弟李禹好勇斗狠，欲入虎圈刺虎，“上壮之”——连皇上都钦佩他的蛮悍。李陵也曾亲率八百铁骑深入匈奴境地两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后从容而返。那么，像李陵这样一位忠勇之士为什么会投降匈奴？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说，是因“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司马迁的解释为“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即想寻找机会报答国家。《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述李陵的话说，他原本是要“奋大辱之积志，庶几曹柯之盟”。意思是说他有劫持单于、逼立和约的打算。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当世人的猜想的话，那么，李陵投降匈奴虽受到厚待，单于封他为右校王，但他对匈奴却没有什么建功立业之举。唯一一次带领三万兵马与汉军交战，还以“败北”结束，也可以看出李陵的复杂心态。

二是写出了血污之下的生命悲凉。人不如草芥，在封建皇权制约下人只不过是一枚棋子。需要时用之，不需要时弃之，道理就是封建统治者的一句话。不管他说的话对不对，都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法典”。

当然，李陵的悲剧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他太急于立功，太自负、太清高、太容易冲动，也没能摆正‘家’与‘国’的位置”（作者语）。加之他与汉武帝的宠臣贰师李广利的矛盾，为争功自带五千人马去杀敌，结果陷入匈奴大军包围。而真正造成李陵悲剧的原因，是汉武帝的用人唯亲的心态和听信谗言的暴君行为。匈奴大将卫律为留住李陵，用反间计在汉军中散布李陵为匈奴练兵的谣言，汉武帝偏听偏信，下令将李陵一家三百余口全部斩杀。这个消息对李陵构成致命一击。如果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出于不得已——“我李陵上负朝廷，下负将士”，“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与其等死，不如各自逃生吧”。但他虽悲哀却并未心死。但当他听到一家被杀的消息时，悲哀至极：“我李家代代为国守土御边，有何负汉，朝廷竟杀我满门老小……母亲、夫人，不肖李陵连累了你们……”他的心态也立时起了变化。此前，南方来的夫人唱《黄鹄歌》——“吾家卖我兮天一方，远托漠北兮匈奴郎。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思念汉地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他一听就感到心烦意乱，让人把唱此歌的夫人赶走。而此时，他却情不自禁地唱出了这支歌。他的一首诗中表达更为明确：“经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这是一部值得回味、值得思考的话剧。作者把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融入剧中，集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不仅写出了人在残酷的历史面前的命运多舛和复杂情感，而且赋予了人物形象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戏的结尾，李陵拒绝汉使任立政和好友苏武的劝说，执意不回汉朝而留在匈奴，不是他觉得匈奴有多好，而是哀伤至极的一个痛苦决定——“哀莫痛于心死，行莫丑于辱先。李陵可一辱，二辱，不可三辱！男儿宁肯葬身于蛮夷之中，不能再屈身北阙，令刀笔之吏舞其文墨！”然而，李陵的“心”真的能“死”吗？他留给后人的“寥寥数语”不正是郁结在内心中无法排解的、对那个时代的愤懑抗议，对自己的悲凉身世的无奈哀婉吗？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陵的悲剧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其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人物的再认识。

《活动变人形》（编剧温方伊，导演李伯男）根据著名作家王蒙的同名小说改编，从一个独特的艺术视角，概括了数十年间中国的历史风云变幻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人们生活上的动荡和精神上的变化，反映了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诸种矛盾，揭示了民族文化中的种种痼疾及其由此所产生的陈腐观念。

该剧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反映人的生活欲望与理想追求。比如倪吾诚的母亲的选择就是一种典型的心态。因为看到公爹参与光绪年间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自缢身亡，所以，丈夫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她不但不厌烦，反而庆幸，因为这样丈夫就不会重蹈公爹的覆辙，而能够保全家族平安。因此，她对付血气方刚、新思想激进的儿子倪吾诚的“绝招”也是引诱儿子“抽鸦片”。宁可让儿子成为一个“废人”也要阻挡他步入“险途”。以这种“丑陋”的“绝招”来保全家人的性命的选择，可见作为母亲的“良苦用心”及其复杂、悲凉的心态！

该剧通过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剖析，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人们求生的本能。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揭示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母亲的“绝招”并没有“消磨”掉倪吾诚的意志，也没有“圈”住他实现理想的行动。他留学归来在北平谋得大学讲师的职位，依然激情不减。但喝惯了洋墨水、满脑子西化思想的他，无法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融合，不用说他想改造社会的理想屡屡碰壁，使他痛苦万分，连自家的事情也处理不好，在治家育子方面常常与妻子发生冲突，与岳母的矛盾更是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最后只得屈辱地下跪道歉。在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倪吾诚也有自己的“制胜法宝”——以解腰带、脱裤子吓退恶语相向的女人们。而他自身在理想追求与自身惰性上的两面性，也是他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倪吾诚一方面想改造社会，教育别人；一方面却空谈哲学，不着实际。家里经济拮据，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却在外面吃馆子，花钱买智力玩具书“活动变人形”。家里人每天喝稀粥，他却奢侈地买奶油蛋糕，要孩子们过上文明高雅的生活而远离“龌龊”与“野蛮”，以致与妻子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剧作就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入木三分地解剖知识分子，突出主题的深刻寓意，展现出中国社会在进步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和艰难曲折的奋进历程。

《大徽班》（编剧姜斯轶，导演闫锐，北京集贤弘艺文化中心）以话剧的形式表现戏曲人——“徽班”进京的故事。剧中浓缩了“徽班”几百年的舞台记忆，反映了艺术创造和发展的历史规律，折射出戏曲艺人为戏搏命、以戏为命的人文精神。剧作的深刻之处是写出了金钱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做人”与“做戏”的关系。有钱的盐商以为有钱就能呼风唤雨，就能控制艺人的命运，实则是机关算尽反误了自家的性命；无钱的戏子看似卑微低贱，却能够通过艺术——创造真善美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甚至改变命运。在乾隆皇帝八十寿诞之时，诸徽班进京祝寿演出，每个戏班都想“在京城唱出名堂”。一旦唱响，随之而来的便是名利双收。因此便发生了同行争斗、互相拆台的现象。尤其是背后的戏班的财东们，更是挖空心思诋毁别家戏班，以让自己的戏班胜出。剧中描写的以高凤岐为班主的“凤鸣班”和以李云仙为班主的“祥云班”就陷入了这样的竞争漩涡。但艺人们的争斗与戏班财东的争斗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财东们是暗地里“使坏”陷害，艺人们却是以“艺”赢人，台上见高低。因此，当祥云班的财东万鼎芬想阴谋陷害高凤岐时，李云仙极力反对——“我李云仙是唱戏的，有道是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台下阴人的事，我不做”“凭本事赢人光明正大”。由此，才有了高凤岐与李云仙从“争斗”走向“相知”“相敬”“相帮”“相融”的结果。这种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和道德上的正直、义气，不仅展示了艺人们“做戏”的“风骨”，体现着艺术创造精神，也成为孕育徽班日后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是该剧感人的原因所在。

《开饭》（编剧黄盈、张婷，导演黄盈）从普通百姓的餐桌入手，通过一家人七十年间的七顿饭反映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音乐剧《速记员》（编剧张然，导演谢昱缇，北京九维文化传媒公司）以地下党员沈安娜的故事为素材创作，她是蒋介石身边最受信赖的速记员，从1938年起，她利用职务之便源源不断地把国民党高层的会议情报传给延安的领导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这些作品的创作与演出可以看到民营话剧的发展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练逐步走向成熟。

回望2021年话剧创作与舞台演出，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有些作品仍然存在一些题材同质化和艺术质量不高的问题。那么如何保证作品思想倾向积极向上，并进一步提升艺术质量，就是今后的艺术创作值得重视和改进、提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