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先生的思想遗产与图书馆的现代化*

□昝涛

今天，为什么要强调现代化以及相关研究？简单说，这实际上与中国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紧密相关。2021年7月，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2]之后，国内学界出现了多场围绕着现代化主题的讨论。因此，今天我们讨论图书馆的现代化，正是契合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当前，在西方更流行的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批评，那是他们的学术话语，甚至成了某种政治正确，而我们还是要继续探讨和坚持现代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上，如何来理解这种错位？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荣渠先生(1927—1996年)是中国学术界探讨和研究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问题的重要史学家与思想家。今天，重新回顾罗先生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思考各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有重要参考意义。

1 “现代化”的语境问题

从学理上来讲，“现代化”这个概念，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早已过时。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中有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学派与“现代化范式”(Modernization Paradigm)，这种现代化，被认为是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其最重要的认识论框架是“传统”与“现代”的两分[3-6]。一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性范式。之后，在越战危机等重大历史背景下，伴随着西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转向，现代化理论式微，逐渐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沦为边缘，甚至成为一个不受学者们待见的事物，有些经典现代化研究的作品，也开始被作为错误范式的代表来看待。因此，从学理上说，我们当下在讨论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意识到是有一个错位的。

但另一方面，现代化这个问题，对中国学界和思想界来说，并不是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引进，而是有中国自身的发展语境和脉络。罗荣渠先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不能等同，不是一回事儿，更不是、也不应该是照搬照抄西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二三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和其他先进人士，就已经开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认真地思考现代化问题了[7][3](第九章)。

罗荣渠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和范式，与中国的历史、实践相结合，致力于将其“中国化”。他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区别开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罗先生是在出国访问期间注意到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罗先生自觉地进行学术创新的努力，也就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实践道路，对西方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放在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中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8]。罗先生研究世界历史，一贯的主导思路就是“中国化”，而不是“化中国”[3](9)。这对我们今天某些盲目崇西媚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不啻为一个警醒。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要走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然是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的，适应了现阶段尤其是“百年未有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土性语境的。同样地，我们讲图书馆的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知道和了解这个中国语境，简单来说，它是中国本位的，也是第三世界本位的，而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2 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的界定

罗先生对于现代化的定义，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3](17)

由上可知，罗先生将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并特别强调工业化。从发展的眼光看，在19世纪马克思的时代、在20世纪中期、从20世纪后期直到21世纪，工业化的内容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以技术的角度看，从蒸汽时代到电气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使得工业化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罗先生其实已经初步看到了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一些成果。实际上，在他晚年的一些讨论中，甚至包括对图书馆的一些讨论当中，都涉及了这些相关的信息。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问题系统地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畴。所以，我们看到，罗先生讲的现代化，是一个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全球性转变过程，而且，他认为工业主义要渗透进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会引起相应的变化。

由于工业化的内容在不断变化，那么，对工业主义的理解，自然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以往，对工业主义有各种视角的解释，有人说，工业主义就是以工厂制度、以产业为基础的组织管理等运营方式。但如果是说将这些东西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我想，可能还是比较狭隘的，这也可能是罗先生没有完全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但是，这一探索也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罗先生的意思应该指的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各个领域的变化，都是由工业主义带来的。今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飞速发展，不但使得生产制造能力出现了质的飞跃，也使得对社会和个人的管理能力出现了更大的飞跃。这些问题和趋势是罗先生探讨工业化与工业主义时还不明晰的，但仍然应该内含于他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范畴之内。不管如何，可以看得出来，罗先生对现代化的理解，实际上是有一个生产力标准的，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认识论的。

罗先生对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有非常清醒的、理智的认识。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工业化的实现。罗先生指出，现代化并不就是一个完美的事物，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类总有一天要超越它。我们现在已然很清楚，现代化当然不是完美的，各种发展危机和“异化”等现象的出现，向现代化提出了挑战，各种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在西方层出不穷，有人甚至宣布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死亡[9]。 罗先生的原话是：“现代化决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如果以为只要按现行的即使不是很高的增长率稳定增长，再过几个世纪全人类就将进入极乐世界或至福千年，那就是被西方流行过的想入非非的现代化理论催眠了。自由派理论忽视或掩饰了现代化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因此是非历史的假想。事实上，从历史趋势来看，这些负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弱，而是日益增长，这是不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还不能解决的新问题。”[3](160)

罗先生同样指出，狭义上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方的现代化研究里，非常强调西式自由主义版本的现代化。所谓自由主义版本的现代化，就是认为，建立在民主制度、自由贸易等基础之上的所谓自由主义秩序。这其实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那么，落后国家怎样来搞现代化？落后国家的民族独立革命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其实，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此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法。因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是不符合西方的所谓标准的，不符合他们定义的经典现代化，所以，相应地会有一些定语出现，比如，威权主义的现代化、专制政权指导下的现代化、国家引导/干预的现代化……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下，这些定义中虽然有现代化，但其实本身就内含了某种道义性批判。罗先生定义的现代化，是第三世界立场的，他说，现代化不可能都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落后国家可以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以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罗先生所界定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也就是说，原有的那些将中国的变革视为与西方不一样的途径、但又不能被西方的理论所解释的现象，在过去只是被视为例外和特殊，而在罗先生这里，是把它视为一个正当的过程，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采取的一些高效途径。西方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几次重要革命关注甚少，而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则勾勒出中国历史的自身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这样一个进程[3](254-255)。可以看出，罗先生提出的历史解释范式，不同于西方史家的解释，也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史，那不是革命史观的取代者或对立者，也不是去革命化。罗先生在《现代化新论》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即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3](197-203)。 但是，这种表述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眼中，似乎是在为一个强国家传统进行辩护，这当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过去的“现代化范式”和现在的各种“后学”都形成了垄断性、宰制性的话语霸权，所以，今天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暗含着一个内在的需求，就是要为中国人的“活法儿”建立一种“说法儿”，也就是为中国走过以及将要走的现代化道路寻找“合道性”。当年，罗先生并未有意识地要去与西方争什么话语权，但今天看来，却含有这样的意义。

3 图书馆的现代化

按照罗先生的界定，现代化首先是工业技术的进步，而后发现代化国家所追求的赶超型现代化，要想提高效率，很大程度上就要借助国家的力量，而不能坐等现代化的自然发展。在我们的图书馆建设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的。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的建设为例，这些年来，笔者也多次参与过北大图书馆数据库购买论证的会议。简单来讲，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在电子数据库资料建设方面，几乎已经直逼世界一流大学了。回想一下，十年前，学者们出国的时候，多数还要复印各种资料，甚至很多书也要复印，时间、金钱与精力都耗费甚大，如今，既有各种免费的、高清的电子书可以下载，又有海量的电子数据库可以使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了。这里面自然离不开国家资源的投入。以笔者从事的中东研究领域来说，北京大学图书馆购买和引进的涉及中东研究的档案数据资料，在国内应该是最多的。如此快速的变化，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生的。还有很多内容，我们尚来不及熟悉。如果我们将数字化、信息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图书馆现代化方面，赶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这必将引起社会科学的变革。

罗先生在他的晚年(1994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展望21世纪史学的一点浮想》，其中，他讲了一个在当时很新的现象，根据罗先生在我国台湾与香港所见，那里的史学工作者已经把《二十四史》输入电脑，只要按动键钮就可以迅速检索出当中关于某个典故、语词、人物事件的全部资料，其功效是多少位皓首穷经的学者加在一起也无法比拟的[10]。当然，在今天的图书馆，这种服务都算是“小儿科”了。但即便如此，也能够感受到罗先生求新求变的那种积极精神，大家不要忘记，罗先生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但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保守主义”的气质。在新的技术手段面前，他做出了前瞻性的展望，他认为，新的科学研究的手段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他当时就很了解，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他们是运用计量的方法和统计模型等手段，独辟蹊径，在美国的经济史研究当中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罗先生提到，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进入史学的领域。

从图书馆现代化的角度说，不是硬件、数据资料多了，就足够了。罗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漫谈图书馆》的文章，大概是在图书馆的某个座谈会上讲过的。今天读来，仍然有很多启示。他把自己与各种图书馆、旧书店打交道的经历和思考都写了下来。在我们的图书馆硬件和内容凭后发优势飞速现代化的今天，的确应该要停下来看一看，在不久之前，我们的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当然，像罗先生这种早就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的经历、记录和感想仍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罗先生文中提到，改革开放了，出国也容易了，他去访问过很多欧美国家的著名图书馆。比如，在访问英国期间，他想去大英图书馆，但只带了一个护照，自认肯定是进不去的，但没想到，在门口填了一张表，人家就给他临时制作了一个彩印的快照，然后就有了借书证。罗先生提到，当时英国的经济情况不好，但那些公立图书馆、博物馆等场所的接待，对外国人也是免费的，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震动。所以，他回国后提到，发达国家到处都是这种免费提供给全民的文化设施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帮助很大。

罗先生提到成功人士卡耐基，他小时候很穷，看不起书，结果永远都记得有一位上校自己捐出来400册图书给公众开放，让大家免费借阅，卡耐基当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受到了自我教育，之后，发了大财的卡耐基在美国不知道建了多少图书馆。罗先生在文中还引了一句很令人感慨的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时，罗先生是用这个话来祝愿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以后也应该看到跟当时世界上其他图书馆的差距。他说，社会的变化使图书馆不仅是治学之地，也是进行社会教育的大好场所，在这个方面他也希望北京大学图书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11]。这是罗先生在1992年时写下的，看得出来，作为一个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其实是细致入微的。

另外，专业化服务，其实也是图书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罗先生提到，在他所访问过的一所国外大学的图书馆中，竟然有退休的著名教授在那里义务为大家服务，介绍自己专业领域的图书资料的情况和使用方法。近些年，因为做外国研究，笔者也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国外的一些图书馆。每到一所学校访学，第一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往往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邀请方会安排系里的一位教授带着去参观他们的图书馆或资料室，涉及可能用到的专业领域的东西，会有专家一一讲解，同时也会有一个图书馆员专门陪同。比如，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时的经历。当时给我讲解资料情况的，是东京大学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讲席教授秋葉淳，他是国际知名学者。东洋文化研究所那个规模比较小的资料室所收藏的奥斯曼-土耳其文的资料，是我们国内任何一所图书馆都没法比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多年积累收藏的文献资料，其实是东京大学的学者一代代积攒下来的，秋葉淳教授还专门介绍了哪些资料是谁在什么时代从土耳其带回来的。从历史条件来说，我们的确存在差距，尤其是在某个学术领域的差距。这些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资料，也讲述着某一个学科方向的发展史，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历程。从一个小型图书馆的发展角度来说，这就是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的现代化问题，就不只是比拼数量和硬件那么简单了。今天，从后发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东京大学几代奥斯曼-土耳其学者积累的那些资料，我们今天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松地获得大部分电子版。但这个后发优势，未见得就是万能的，因为，只有置身于那个地方，才有可能建立起对某个领域的整体感，这是隔着电脑屏幕靠电子检索难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学者要研究某个领域时，首先需要具备的感觉和意识。“检索的时代”可能会使罗先生一直不屑为之的“抄书”变得更加容易，但学术与思想是不是就变得更加深刻或更加发展了？这个却很难说。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的现代化能为学术的发展做什么？这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深思。

回过头来说，专业化和学科化的服务应该是图书馆现代化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说到底，技术是要为人服务的。现代化不应只满足于各种“进步”和效率，而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意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与进步，这样的一种意识还是要有的。这也就涉及如何处理图书馆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涉及如何做好图书馆服务的专业化和学科化的问题。

4 结语：时代意识与使命感

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受教育的历史学者，罗荣渠先生在北京大学受到的是系统的史学训练。罗先生去世前不久，曾留下一份自述，他讲到，自己自年轻时就对宏观历史研究感兴趣，在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时，罗先生就“重视理论的引导与对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总体上说，罗先生的学术风格是，“涉猎的面很广，杂七杂八，但也打下了宽广的基础，使我最后走上了开拓宏观历史研究的道路。”[8](2)

所以说，罗先生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历史学家。他是把现代化研究作为一个宏观世界史的方向来考虑和定位的。实际上，罗先生本来是可以在传统史学的道路走下去、“成名成家”的。为什么在好不容易迎来了学术春天的时刻，他非要以知天命之年去做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通信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罗先生说的四个字：看破红尘。意思是说，如果自己想“成名成家”并不难，他也知道怎么搞，可是，对于“文革”刚刚结束的时期，罗先生说，如果只想着自己做学问成名成家的话，就有些对不起这个时代，他认为应该去做一些宏大的工作[12]。从他的通信，我们可以看出，罗先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使命有很清楚的认识。这可能是他最终投身于宏观历史研究、特别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原因。

2017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召开了关于纪念罗荣渠先生诞辰90周年的会议，近期还出版了一个文集，其中，北京大学前副校长郝斌老师有一段回忆，他提到，当年历史学系主任田余庆先生和罗先生相交甚厚，因此和同事都劝过罗先生，还是回来好好干好自己的老本行。但是，据说罗先生只回答了一句话：曾经沧海难为水[13]。可以说，一个人如何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使命感，实际上和他的时代意识是紧密相关的。

罗先生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也有它的时代性，是与中国当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的。我们今天讨论现代化问题，包括图书馆的现代化问题，也需要具备当下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现代化范式影响下的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已经让位于或转型为广义上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最近，教育部正在征求新的学科目录意见，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交叉学科门类”里边新设了一个一级学科，叫“区域国别学”。如果“区域国别学”能够成为一个新兴的一级学科，那么，从图书馆服务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可能也得随着这种变化而进行“现代化”，这也是一个适应新变化、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命题。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董正华教授的教导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