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入梦去，白马驮经来

林硕

东汉永平年间，朝廷派遣蔡愔等人西行求法，负籍而还。至于此间因果，与一个金人、一匹白马息息相关。金人，自然是佛陀释迦摩尼。白马却不是《西游记》中的“小白龙”。事情的缘起，还要从汉明帝的一个梦说起。

根据南朝慧皎的《高僧传》和北朝魏收所著《魏书·释老志》记载，在距今1950多年前的东汉永平年间，再具体点就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做了个神奇的梦：一位“金人”飘飘来至殿庭，身长足有一丈六（“丈六金身”），项背日月光明，异常耀目。翌日，刘庄迫不及待地向群臣求解。一代文宗傅毅略带神秘地说：“陛下，这个金人与众不同，绝非凡人。”闻听此言，汉明帝心生疑窦：“金人不是凡人，还是仙人不成？”看着皇帝脸上浮现出来的狐疑之态，傅毅答道：“这金人来自西方，乃是号称‘佛’的得道者，又被人们称为佛陀，能飞行于虚空，可谓神通广大！”此言一出，不仅汉明帝听得一头雾水，在场诸公亦面面相觑，浑然不知其所言。因为在公元一世纪的汉朝，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佛陀及其思想。

东汉永平八年（公元65年），为了满足好奇心，汉明帝决定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王遵等13人（一说18人），沿着丝绸之路西行，目的是把“金人”请到洛阳来，此即中西交通史料中著名的“永平求法”。故而，蔡愔又被誉为“西天取经第一人”。怀揣谕旨的蔡愔等人不敢耽误，一路风餐露宿，终于抵达大月氏国。

月氏人原本在我国河西走廊放牧为生，公元前二世纪被匈奴人逼迫西迁至中亚，分为贵霜、休密、双靡、肸顿、高附等五部，合称“五翕侯”。至公元一世纪初叶，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es，又译迦德菲塞斯一世）渐次统一各部，进而成功征服印度北部的廣袤地域，建立了“贵霜帝国”。

蔡愔等人抵达大月氏之际，时值贵霜帝国的鼎盛期，迦德菲塞斯一世在历史上更是以笃信佛教著称。因此，蔡愔很快就寻访到两位来自中天竺的沙门——迦摄摩腾与竺法兰，邀请他们“东游中土”。沙门（梵语Sramana）原本是婆罗门教以外其他教派所有出家修行者的总称，传入中土后，成为对佛教僧人的专用称谓，即“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四十二章经·出家证果》）。

为了弘扬佛法，迦摄摩腾和竺法兰欣然同意。同时，为了让汉明帝能够目睹“金人”真容，蔡愔还专程携带了“释迦立像”，连同经卷一起还朝。可是，从大月氏到国都洛阳路程遥远，沿途黄沙漫漫、荒漠砾石，全凭使团成员背负经卷无疑会影响行进速度。于是，本文开篇的那匹白马出现了，它的职责并非载人，而是专司驮经之职。在明代画师丁云鹏所绘的《白马驮经图》中，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蔡愔以及迦摄摩腾、竺法兰等人的“万里东归之旅”。

“白马驮经”之说流布甚广，以此为题材的画作不胜枚举，最著名的莫过于晚明宫廷画师丁云鹏的《白马驮经图》。

明代中前期，君主对宗教领域的统治基本上延续着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三教合一”政策：主要推崇以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均处于辅助地位。到了万历初年，以慈圣皇太后李氏自诩“九莲圣母菩萨”下凡为契机，日渐式微的佛教重新焕发出生机，明皇室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兴建、修缮了许多寺庙，如京师慈寿寺、当阳玉泉寺、长治资福寺、潞城慈光寺、五台山大文殊寺和大宝塔院寺等，正所谓“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佛教绘画随之再度兴起，其中又以丁云鹏最负盛名。

丁云鹏，字南羽，徽州休宁人（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号圣华居士，擅长进行宗教题材的艺术创作，尤其是以折芦描和铁线描等白描技法描画佛陀、菩萨以及罗汉的形象，创作有《释迦牟尼图》《五相观音》《十八罗汉图》等。细观丁云鹏的画作，落笔于丝发之间，眉睫意态毕具，神采奕奕，功力不在位列“明四家”的仇英之下（“明四家”又称“吴门四家”，另三位为沈周、文徵明、唐寅）。因此，丁云鹏得到了“画佛圣手”的美誉。清人胡书农在《国朝院画录》中称“（云鹏）其法本宋人，与梁唐壁画之以奇诡擅能者流派自别”。清代宫廷画师丁观鹏与丁云鹏同宗，善释道画，揣摩后者笔法绘制了《无量寿佛图》《宝相观音图》以及《法界源流图》，乾隆皇帝在《题观鹏白描十六罗汉卷》中盛赞：“观鹏此日之云鹏，又复氏族同为丁。疑是三生黑白业，解与净土傅真形”，足见丁南羽绘画技法之精妙，弘历亦叹为观止。

明天启五年（1625年）丁云鹏绘制《白马驮经图》之时，已届78岁高龄。《白马驮经图》图轴为纸本设色，长130.9厘米，宽54.5厘米，现庋藏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款为“乙丑秋日奉佛弟子丁云鹏拜写”，下钤“丁云鹏印（白文方印）”和“南羽（白文方印）”。此外，在图轴四周尚钤有11枚鉴藏印，按顺时针方向分别是：“太上皇帝（朱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圆印）”“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方印）”“秘殿珠林（朱文方印）”“秘殿新编（朱文圆印）”“珠林重定（白文方印）”“宜子孙（白文方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方印）”“乾清宫鉴藏宝（朱文方印）”“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以及“乾隆鉴赏（白文圆印）”。

《白马驮经图》里共绘有七人一马，如前所述取材于蔡愔西天取经的历史典故。画面上的白马居于全图核心位置，马背上的红色经箱格外显眼。整幅画作的构图以白马和参天大树为轴心展开布局，带有明显的吴门画派印记。图中白马前后有使团随员，分别负责引导、牵马、挑担;稍远处有站立者三人，均为僧侣形象，其中无疑有迦摄摩腾、竺法兰两位，但第三人是谁尚存较大争议。按照常理，“永平求法”的主角郎中蔡愔应该出现在画面当中，然而从现存文献来看，没有任何史料载明他曾遁入空门。于是，第三位僧人的身份至今成谜。

无论蔡愔是否出现在《白马驮经图》中，他在真实的历史中最终率领取经团队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朝廷。汉明帝见到不远万里前来的高僧大德，听二人将佛陀得道的故事娓娓道来，颇感震撼。随后，汉明帝命宫廷画师绘制佛像悬挂于清凉台、显节陵，又将所得经书收藏进皇室文献馆兰台石室。同时，为感谢迦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特赐建寺院给他们居住，允许佛教信仰在民间传播，“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彼时汉明帝所赐之寺，位于洛阳城西阳门（西雍门）外三里的御道以南（《洛阳伽蓝记·城西》），后因“白马驮经”之说广为流传，遂称“白马寺”。迦摄摩腾、竺法兰在寺内合译出中国第一部汉文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最终亦在此圆寂。

（明）丁云鹏：《白马驮经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永平求法”的主角蔡愔将两位沙门和佛经请回中土，这件事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第一次中外文明交流高潮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蔡愔并非最初接触到佛教的中国人。早在西汉末年，确切地讲是汉哀帝刘欣在位期间，就已经有位国人于因缘际会中了解到一些佛教知识，这个人的名字叫景廬（张岱《夜航船》中写作“景虑”），巧合之处在于，向景廬传授佛经的人也来自大月氏，名叫伊存。

据《魏略·西戎传》记载，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作为“大月氏王使”的伊存抵达当时西汉的都城长安，遇到当时身为博士弟子的景廬，向他“口授《浮屠经》”。“浮屠”，即梵文Buddha，是“佛陀”的早期译法。不过，“伊存授经”所传的仅仅是些基本释教常识，加之伊存本系使者而非沙门，佛学修为有限，因此他的行为影响也有限，在西汉末期只能算是泛起了点点水波。也正因为此，当汉明帝询问群臣“金人”的身份时，满朝文武除傅毅外，无一人知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佛教在汉代的“低流传”状况。

到了迦摄摩腾、竺法竺在白马寺从事译经活动并传播释法，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此为契机，大量佛教经典和造像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州，不仅使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而且将“希腊化时期”（指从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止的一段中近东历史时期，其间地中海东部逐渐受希腊文明影响形成新的特点）以犍陀罗艺术为代表的技法引入中国，将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明交流推向了高潮。

如今的洛阳白马寺，以“祖庭”和“释源”著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鉴于白马寺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在佛教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各方名士纷至沓来。1939年，老舍先生在这里揮毫写下《白马寺》，只用寥寥数语便将千年宝刹因梦而来的历史娓娓道来：“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磐，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