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谷中徘徊的世界经济（上）

江瑞平

身处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已被推到了十字路口，且始终未能重回正常轨道，而到2020年遭受新冠疫灾冲击后，更是被推到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目前虽已显现“补偿式”反弹态势，但因面对诸多“两难选择”，只能在低谷中徘徊不前、摇摆不定。

防控疫情还是恢复经济 时至今日，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意蔓延，一些国家甚至到了近乎失控的状态。防控疫情依然是全球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只能减少人员流动，这样物流也会受到阻碍，由此导致生产链条断裂，引发严重经济衰退。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骤降至-3.1%，创下战后最严重衰退纪录。其中发达经济体更降至-4.5%，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和英国，更分别达到-10.8%和-9.8%。经济衰退导致失业剧增、收入骤减、贫困加重，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因此人们期待能尽快恢复经济。于是就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之间，形成了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许多国家都深受其苦：一会儿优先防控疫情，不得不先把经济问题放在一边;一会儿优先恢复经济，又导致疫情反弹。如此在“收紧”与“放松”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是“两难选择”造成的“双重苦难”，许多国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促进增长还是健全财政 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步入回升不久，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陷入金融危機与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成为回归正常增长轨道的最大阻碍，从而导致与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渐行渐远。疫情暴发后，在纾困政策耗费大量财力、经济萎缩导致税收锐减的同时，不得不采取紧急对策以刺激经济复苏，由此导致本已十分严峻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既将以往健全财政的努力付诸东流，又使未来健全财政的路途更加艰难。由此形成促进增长抑或健全财政的“两难选择”。2020年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分别攀升至15.8%、10.1%、7.2%和12.4%，远远超出国际公认警戒线（3%）。另一警戒线——累计公共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也达到60%，超出一倍以上，发达经济体更是平均达到126%。财政危机进一步深化，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增加就业还是抑制通胀 疫情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全面停摆，引发严重失业问题。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两位数，4月份竟高达14.8%。为刺激增长、增加就业，不得不连续推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且规模空前。但由此又引发了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如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2021年5月攀升至5%以上，欧盟正逼近4%，俄罗斯已突破7%，巴西更是逼近两位数。更加严重的是，此次通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所致，加重了市场供求错配，而恢复供给能力则需更长时日。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在走向“补偿式”回升的进程中，宏观政策正面临“菲利普斯式”两难困境——增加就业需要扩张而抑制通胀则该紧缩，运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回归实体还是数字转型 数字转型是世界经济在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变化趋向，势不可挡且不可逆转。目前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复苏，数字治理都功不可没。但数字经济又往往与虚拟经济结伴而行，过度虚拟化极有可能诱发严重泡沫化，损害经济有机体健康循环和稳定运行，甚至有观点认为，2008/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其直接后果之一。于是，回归实体又被提上了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优化的重要议程。正确选择应该是努力形成强化实体与数字转型的相互支撑、良性互动，但现实中又常常会面临着相互脱节甚至背离的风险，由此也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回升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选择的难度。

专注回升还是绿色发展 全力防控疫情，尽快恢复经济，无疑是全球面临的当务之急。但疫情造成的深重生命健康危机，也再一次警示人类，必须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进，应对气候变化也变得越来越刻不容缓。但气候行动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发展。于是，在优先复苏经济与注重绿色发展之间，一定程度上也是“两难”。正确选项显然是兼顾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这本身也是全球性议题，更是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令人欣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上，《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正式发布，给刻不容缓的绿色复苏带来一抹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