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城市流动人口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朱 琳，王筱婧

（1.北方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宁夏教育杂志社，宁夏 银川750002）

2021年，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转为消除相对贫困和个体贫困。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有超过4.93亿人处于 “人户分离” 状态，约占人口总数的35%，其中3.76亿人口属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数量十年间增长了70%。流动人口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受教育水平、生活习惯、经济资本、社会资源等的影响，流动人口之间以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均存在一定的收入差异，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城市贫困及流动人口收入差异

John R等通过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迁移之后，由于对环境的不适应，或者受自身能力等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就业困难，容易成为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城市的贫困率[1]。英国贫困学家Peter Townsend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权利获得角度解释了相对贫困的成因，即贫困人口一般很难获得享有正常生活水平的权利，同时也缺乏参与正常生活的机会，正是这些权利的缺失使他们更容易陷于贫困状态[2]。我国学界有关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康晓光认为，贫困主要包括制度贫困、区域贫困和阶层贫困，其中阶层贫困是因为健康、文化、生产要素以及社会关系导致的贫困[3]。王德文、蔡昉认为，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会遭受更多的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其致贫和返贫的风险更大[4]。胡波、陈虹指出，流动人口收入的性别差异明显，一般男性收入要高于女性，并且婚姻状况也会间接影响女性收入[5]。

（二）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及减贫策略研究

阿马蒂亚·森从 “可行能力” 视角将贫困的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人类贫困，并指出贫困会导致机会被剥夺，进而使人们能力低下，无法获得商品，最终无法正常生活[6]。韩嘉玲、张妍指出，城市流动人口权益的缺失是其致贫根源[7]。杨舸认为，消除制度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提升制度的普惠性，是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关键[8]。马伟华指出，文化水平、生存技能、传统文化都是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资源获得的重要因素[9]。王意如指出，年龄、性别、学历、流动时间、婚姻状况、流入的地区及单位性质等均对流动人口的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10]。

既往研究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以及收入差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缩小城市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以及防止返贫提供了良好借鉴，但仍存在可供深入研究的空间。第一，针对宏观的反贫困战略研究较多，而对促进稳定增收的工作经验和制度成效的总结略显不足，尤其缺乏对后扶贫时代城市如何巩固脱贫成果的制度设计。第二，由于城市流动人口增收制度的供给不足，已有研究对流动人口作为市场主体的研究深度不够。鉴于此，本文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综合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宏观影响和微观特征，进一步明晰差异发生的根源；同时，引入劳动力要素的社会性差异，即考虑婚姻及户籍状况的影响，以便更精确地分离出不同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所导致的收入差异。

二、数据来源及人口特征分析

宁夏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地区，东邻陕西省，西部和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南部与甘肃省相连。随着西部大开发构建新格局、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步伐的加快，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未来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不但引起了区内人口向首府银川市聚集，同时也吸引了区外其他省份人口的流入。但是受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一定的收入差异，其中低收入人群逐渐成为城市贫困边缘人口，增加了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无论从生存还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他们都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有研究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已经达到28.87%[11]。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2018年宁夏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开展。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积极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要求部署，以流入地为主，在固定监测点抽取若干街道和村（居委会），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展开调查，总计调查流入人口3 000人。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将未就业的流动人口进行剔除，仅选择就业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共有2 190个有效样本，选取原则符合研究严谨和信息齐全的要求。

（二）人口学特征及职业特征描述

通过分年龄组观察，流动人口中的男性人口比例略高，中青年和壮年依然是主力军，20～49岁的流动人口比例最大，占55.66%，50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比较小，为11.63%，其中25～34岁的流动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口，流动人口年轻态特征明显，他们是就业的中坚力量。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人们对教育的重视，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升，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大多接受过初中教育，具有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占一定比例，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最多，占36.9%，有15.2%的流动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还有近11.2%的流动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

从就业流动人口身份看，自营劳动者的比例超过40%，这表明流动人口有较高的创业热情。从职业类型看，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服务行业，占76.9%，但是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不高，仅为6.32%。从行业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就业面相对较广、入职门槛较低的行业，如批发零售、农林牧渔、服务、建筑，以及住宿餐饮等，这些行业往往用人需求较大，且对职业技能的要求较低。就业人口中超过一半（64.8%）的人签订了就业合同，其中有近一半的人签订的是有固定期限的合同。

（三）流动人口的收入状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1.月平均收入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受调查人群的月平均收入为5 405.91元，中位数为5 000元，收入差距较大，最大值为50 000元，最小值为0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标准，低收入群体（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占13.35%，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2 000～5 000元）占62.16%，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上）占24.49%。从月平均收入看，中低收入群体比例最高，为75.51%。

2.男性收入水平高于女性。在受调查样本中，男性占51.03%，月平均收入为4 574.02元，标准差为8 271.35；女性占48.97%，月平均收入为3 000.59元，标准差为5 448.07。男性的月平均收入比女性高1 573.43元，但是男性收入的离散性也高于女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高收入人群中，男性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则逐渐减小。

3.青壮年流动人口收入较高。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37.48岁，中位数为35岁。流动人口以中青年为主，其中，月平均收入最高的年龄组是21～40岁，为4 363.4元。20岁以下以及21～40岁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呈现增长态势，从41～50岁的年龄组到61岁以上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不断减少。

4.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8年，即整体受教育水平相当于初中或者高中一年级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为4 180元，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水平的流动人口收入均未达到平均水平；初中文化水平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为4 239.14元。就业流动人口中，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占15.6%，其月平均收入在所有流动人口中最高，达到4 766.35元。

5.非农业户口月平均收入较高。从收入的户口性质来看，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数占总流动人口的85.10%，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收入上存在较明显差异。数据分析显示，流动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月平均收入为3 770.40元，非农业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则为4 845.40元，二者相差1 074.90元，非农业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比农业人口高28.51%。

6.已婚人口平均收入高于未婚人口。调查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为7.1%，其月平均收入为3 377.90元；已婚人口比例为92.40%，其月平均收入为3 973.10元。已婚人口中，再婚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最大，达到4 027.69元，已婚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高出未婚人口600多元。

三、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及修正

明瑟收入模型由著名经济学家Mincer提出，该函数主要用于分析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经验等投入要素的回报，方程为：ln（y）=a+bx1+c1x2+c2x22+μ，其中ln（y）表示收入的对数，x1表示受教育年限，x2表示年龄，μ为随机扰动项。明瑟收入模型具有简单实用、应用广泛等特征。根据研究需要，国内外学者对该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

基于该模型进行的研究成果颇多，如马疆华采用明瑟模型对天津市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进行研究，证实婚姻状况对男性影响较大[12]。何忍星采用实证调查数据对标准明瑟收入方程及其扩展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年数、性别都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13]。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研究的需要，对明瑟收入模型进行了适当改进，增加性别、户籍以及婚姻状况变量，呈现的模型如下：

式中，lnincome为个人月平均收入的对数，age为年龄，gender为性别，register为户籍，marriage为婚姻状况，edu为受教育程度，μ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及赋值说明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具体参数取值范围如下。

1.工资水平是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流动人口月工资的对数，在问卷中，该题的表述为 “你个人上个月就业纯收入” 。

2.依据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工资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14]，所以，本文取年龄的平方项加入模型中，假设年龄的平方与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3.职场中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根据本调查统计分析结果，在工资收入中，男性流动人口收入水平要高于女性流动人口收入，设男性为1，女性为0。

4.受就业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在就业中一般处于优势地位，假设城镇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一般高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口，设城市户口为1，农村户口为0。

5.婚姻状况对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下所产生的收入差异显而易见，本研究假设婚姻状况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设已婚为1，单身为0。

6.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及以上（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高中、初中和初中以下（包括小学或者未上过学），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呈正相关，设大学及以上为3，高中为2，初中为1，初中以下为0。

（三）回归分析及结论

运用SPSS22.0软件进行定量分析，流动人口中年龄、户籍、婚姻、受教育程度与月平均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显示P（sig.）=0.000，远小于0.05，说明这几项因素与月平均收入存在显著关系；另外，性别与月平均收入的显著性水平P（sig.）=0.012，也小于0.05，表明性别与月平均收入也存在显著关系。拟合方程为：

年龄变量对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影响比较显著，依据分析结果，回归系数为-1.27 E-04，年龄与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具有负相关关系。由于年龄对流动人口的身体素质、工作效率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较大影响，继而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和从业范围，即中青年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要高于老年人口，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体力和学习能力方面的优势，所以更容易获得收入的提高。

性别因素对就业特征和收入差异的影响较大，回归系数为0.058，根据计量经济相关原理，（e0.058-1）×100%=5.97%，即男性工资水平高于女性5.97%。首先，这可能受生理条件的限制，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以及自身条件等原因，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在该行业，女性的整体就业和收入水平都不高。其次，许多女性流动人口属于家属随迁，加上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缺乏合适的就业机会，所以全职主妇占一定比例，也造成该群体的收入水平整体较低。

户籍因素回归系数为0.169，这一系数显著高于性别因素。根据统计性歧视理论，由于雇主面临信息不对称，所以在选择雇工时往往根据一些个性化因素对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作出判断，从而进行雇佣决策，二者相差（e0.169-1）×100%=18.41%。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户籍人口在受教育机会、参与技能培训等方面均低于城市户籍人口，继而影响其求职机会的获得，以及在劳动力市场的福利待遇。相对来看，城市户籍人口的生活习惯和成长环境使他们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和农村流动人口之间在职业培训的认知度以及接受程度方面亦存在一定差异，这也直接造成两个群体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以及收入的差异。

婚姻状况的系数为0.265，影响较明显，且已婚人口的收入比非婚人口高，即（e0.265-1）×100%=30.34%。数据显示，宁夏已婚流动人口的收入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未婚流动人口在调查人数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而已婚流动人口的占比一直在不断增加，二者之间的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已婚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高出未婚人口600多元。已婚流动人口担负着更大的责任，有更强的家庭责任感，他们面临诸如家庭开销、子女教育、买房按揭等许多压力，所以对工作有更强的主动性，并且工作更加认真负责，所以他们的收入比非婚人群更高更稳定。

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影响相对明显，系数为0.179，即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到城市中找到高工资工作的机会越高，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流动人口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具有较好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态度，接受各类专业技能培训也相对容易，在竞聘上岗时有明显优势。此外，基于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不仅导致代内收入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由于教育资本约束，还将带来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距，继而导致代际贫困传递。

四、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的对策建议

从微观层面看，就业及收入情况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自身发展和生活水平，而宏观层面则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建立正确的收入分配调整制度、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缩小人口收入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增强敬业意识和文化素质。首先，打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制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完善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为农村教育提供更多资源，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效益外溢，向城市输送更高素质的人口。其次，提升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素质，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机会，积极宣传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创业就业，提高就业技能和自信，提升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为促进流动人口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和物质支撑。

第二，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享有同等权利。首先，提高住房和医疗保障可及性。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 “借住房” 、就业场所或单位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的人较少，说明住房保障在该群体中普及率不高，而且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的参保率仅为7%。其次，使流动人口子女享有与城市同龄儿童同等的教育，按照 “就近入学” 原则，降低入学门槛，全面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再次，加快实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确保和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服务。最后，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帮扶力度，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流动人口维权意识，维护其合法权益，促进流动人口享受平等的薪资待遇。

第三，加强女性就业服务，完善女性流动人口培训政策。开展性别平等宣传，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减少就业的性别歧视，针对女性流动人口开展深入调查，了解其诉求，为她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多渠道促进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收入和社会地位。

第四，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扶持、金融扶持以及对口帮扶等政策，完善农村政策环境、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及转型，为返乡农民工创造条件，带动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更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