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高校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路径探索

李莉，程军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0030）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带来了国内国际局势的巨大动荡和变化。随着疫情防控进入了常态化，世界和中国进入了“人类与新冠病毒共同生存”的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迄今为止已逐渐构成研究社会治理和相当一部分学术问题的特定语境。”[1]同样，后疫情时代也成为当前我们研究、考察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问题的特定背景。对于新闻传播领域而言，在这个疫情不断反复及长期延续的特定时代，随着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以及个人健康等问题成为社会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健康传播的价值和重要性得以凸显，同时也将高校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上了日程。

一、后疫情时代高校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应对现阶段疫情防控及公共卫生危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需要。美国学者弗雷特·罗杰斯1994 年将健康传播定义为“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2]。健康传播的效果和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及长期延续，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作为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我国的健康传播系统在此次疫情中经受住严峻考验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其一，系统、高效的公共卫生传播体系还未形成，应对疫情舆情的快速响应机制还不能完全满足抗疫、防疫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流动的需要；其二，疫情讯息传播的公信度和权威性不足，各种媒体上（尤其是自媒体）常常充斥着大量虚假不实或未经检验的健康信息，像双黄连口服液、板蓝根、维C 泡腾片、烧酒等都一度被误传为防疫神药，在误导民众的同时自然无法获得民众的信任；其三，缺乏有影响力的健康传播领域的意见领袖，抗疫、防疫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仅仅集中在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等少数几个权威医护工作者身上，新闻传播工作者的健康信息传播和舆情引导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四，专业医疗机构提供、发布的疫情信息和防疫知识往往专业性过强，超出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和医学知识范畴，影响了健康信息的传播效果和价值实现。这些问题和不足从根本上都可以归因于高水平、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严重缺乏，因为“在后疫情时代的当下，人民健康必须要以系统、全面、内涵化的健康传播实际应用为主，以疾病治疗为辅的策略保障人民健康的可持续性。”[3]可以说，高水平、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匮乏，不仅影响了疫情时代我国政府公共卫生舆情应对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发挥效果，而且在后疫情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是制约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最大短板。因此，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和长期化的背景下，高校必须加快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为应对现阶段疫情防控及公共卫生危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2.应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积极推进老龄化社会建设的需要。随着世界范围的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水平的标志。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 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64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8.70%；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超1.9 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3.5%。[4]预计到2040 年，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20%，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本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比例将高达30%～4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5]

从以上数据来看，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已经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今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不可改变的大背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随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促进老年人养老服务、健康服务”[6]，把有效提高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推进“积极老龄化”社会的建设作为应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问题的关键举措。要全面、有效地提高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需要让他们具备基本的卫生常识和保健知识并逐步获得正确的健康理念及良好的健康素养，而大众媒体和健康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健康传播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无法满足老年群体对健康信息的强烈需求，这是“健康老龄化”的严重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传统媒体仍然是大多数老年群体获得健康信息、提升健康素养的主要渠道，而新媒体健康传播的渠道因老年群体新媒介素养不足而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其二，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传播领域乱象丛生，传播者唯利是图，虚假信息泛滥，伪劣药品横行，甚至很多大众媒体一度成为向老年人推销伪劣保健品和假药的“乐园”，大大降低了健康传播及媒体在老年人心目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其三，各级专业医疗机构的健康传播也不尽如人意，不仅信息传播门槛高，超过多数老年人的理解能力，而且传播范围小，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对老年群体的实际价值有限。新冠疫情的暴发及长期延续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让许多老年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遭遇了诸多不便及各种困境，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目前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背景下，面对在疫情中遭受伤害最大、同时也是接触疫情讯息和健康信息难度最大的老年群体，如何通过有效的疫情信息传播来减少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和伤害，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通过有效加强健康信息的精准传播来逐步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大量健康传播人才的参与，这对高校加快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迫切要求。

3.响应国家“健康中国”战略，提高总体人口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需要。“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7]人口的良好身体素质和较高健康水平是一个国家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根据国新办2021 年8 月发表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民众的健康状况已得到稳步改善，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然而，衡量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不仅要通过可利用的医疗卫生资源、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性等硬件，同时还要以民众的健康素养这一关键的软件指标作为重要依据。可以说，要增进我国的全民健康，首先就要提高民众的健康素养，使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大众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而要整体上提高大众的健康素养，针对大众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传播就变得尤为重要。早在200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健康、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公众合理营养，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9]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速“以治病为重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内涵转变，倡导“预防先于治疗”的健康理念，为当前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传播指明了方向。2020 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和长期延续对大众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持续性威胁，促使大众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和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持续上升，在卫生、防疫和保健意识方面也相应地得到增强，使大众整体的健康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然而，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民众的健康素养还比较低（2019 年为19.17%），远远达不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具体来看，其一，在知识和理念方面，大众获取医疗健康知识的渠道和途径还严重不足，相当比例的民众还不具备基本的医疗保健知识和正确的健康意识，没有树立起“预防先于治疗”的健康理念，从而使得“被动治病”这一传统的个体健康维护方式并未得到根本转变；其二，在生活和行动方面，像合理搭配膳食、适量运动、限制烟酒摄入、保持心理平衡等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健康生活方式还没有被大众广泛接受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其三，在技能方面，我国公众在甄别虚假健康信息、自我保健以及自护自救的技能和能力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通过健康传播工作者加强大众健康教育和健康信息的传播，向民众灌输基本的医疗保健知识，宣传正确的健康理念，倡导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教授基本的自我防护、保健和急救技能，提升全民的整体健康素养，就成为当前媒体的重要任务。同样，这也需要大量的健康传播人才参与其中。

4.顺应当前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专业化趋势，拓宽高校新闻人才培养路径的需要。当前，传媒业内部行业细分的趋势日益明显，新闻报道的专业化、垂直化程度不断加深，只具有单纯新闻传播学背景的新闻人才已难以满足各个专业领域新闻报道的需要，业界对高层次、专家型的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有学者指出，“随着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媒介及信息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正在由曾经的应用型、应急型人才转变为专家型、复合型人才。”[10]为了满足传媒市场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国内许多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专业）加强了对专业化、垂直化的高端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设置了财经、法制、科技、体育等方向的新闻传播硕、博士点，其中也包括健康传播方向学位点的增设。2017 年，北京大学就在国内率先设置了健康传播专业的硕士点，由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医学部联合进行健康传播高端人才的培养。时至今日，新冠疫情的暴发让国内外新闻界都认识到了新闻工作者医学、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和健康信息传播的重要价值。在疫情防控长期化、常态化的背景下，各高校必须大力加强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满足当前国家、社会、行业对此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让健康传播人才培养成为当前高校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一个新方向和学科增长点，有助于突破新闻传播学科的固有藩篱和传统边界，进一步拓宽高校新闻人才培养的路径和方向。可见，高校加强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不仅能够为目前国内相对陈旧、固化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和教育格局注入新鲜血液，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专业化道路做出示范，同时也能够打通新闻传播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之间的联结通道，为新闻传播学科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广大民众做出表率。

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作为服务于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除了要具备普通新闻传播人才的常规素质和能力之外，还需要重点培养以下四种素质和能力。

1.具有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的能力结构。作为带有鲜明跨学科、跨行业特点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从业者，健康传播人才必须具备包括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公共卫生学和流行病学、信息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在内的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多元化的能力构成。具体来说，健康传播人才的知识结构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板块：医学、卫生、健康方面的基础知识，这往往需要系统化的医科专业的学习或培训才能获得；新闻传播学知识，包括新闻传播知识和（新）媒介技术知识，一般通过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课程学习来获得；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性人文学科（如文、史、哲、艺术、美学等）和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基础知识，可以通过大学本科通识课程的学习来获得；医学和人文社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跨学科知识，包括像医学人文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传播学和健康信息数据分析等新兴交叉学科，这些知识的专业性、融合性程度较高，一般在本科学习阶段很难做到登堂入室，需要通过在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全面掌握。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健康传播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的塑造不是将这些来源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生硬、机械地拼凑、堆积而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杂家”，而要通过一种创造性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消化能力将这些分散的跨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融会贯通，形成各知识板块之间的相互协同、有效互补，最终实现学生的学识、视野和能力的实质性提高。

2.具有医者仁心的博爱情怀和对大众健康负责、为大众健康服务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传媒是一种“社会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新闻媒体工作者正是从这一传媒价值观中获得了崇高的公众服务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未来，是从事新闻传播事业，这一职业最大的特点是公益性，故责任感是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前提。”[11]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公众与社会对媒体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对媒体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作为专门从事公共卫生、大众健康领域报道和传播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健康传播人才一方面既要具备新闻媒体工作者“为大众健康服务”的公共意识、“对大众健康负责”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致力于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又要拥有医疗工作者“医者仁心”的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实际上，后者作为医疗行业普遍遵奉的价值观，与媒体的普遍价值观不仅可以互相兼容，而且从根本上是相通的。法国当代学者克劳德-让·贝特朗在《媒体职业道德规范与责任体系》一书指出，医疗行业的传统价值观，像“承担义务”“富于同情心”“廉正诚实”“值得信赖”“尽职尽责”“积极参与社会的改良”等，也同样适用于当代媒体行业。[12]尽管二者的服务对象和领域不同（媒体主要服务于公众的精神、文化领域，而医生主要服务于公众的身体和健康领域），服务方式和手段也不一样，但他们在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和进步、提高人类福祉的职业目标以及服务于公众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上则是相通的、一致的。正是二者之间的这种共通性、相似性，才使得他们可以在健康传播从业者身上得到完美融合。

3.具有明辨是非、对新闻事实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批判思维的缺乏，一直以来是我国本科教育的最大不足之一。[13]同样，这一问题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中也相当严重。然而，批判思维能力又恰恰是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必备素质之一，“对学生而言，新闻传播教育最核心的莫过于批判思维——它能帮助每个个体甄别信息、辨别善恶。”[14]如果新闻工作者盲从、盲信权威，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缺乏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会严重影响新闻舆论的引导力和媒体的公信力，从而让媒体的引导大众、社会服务功能和效率大打折扣。尤其对于从事公共卫生和健康传播的媒体工作者而言，如果缺乏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会将这种负面影响进一步放大。健康传播面向不确定的社会大众（相当一部分是病人、患者）进行传播，如果对医疗、健康信息来源（尤其是自认为权威的来源）不加质疑、不加甄别地接受，对于各种网上风传的未经验证的各种虚假信息、谣言也无选择地接受并加以广泛传播，可能会带来损害公众健康、危害公众生命安全、引起集体焦虑甚至社会恐慌等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次疫情暴发及延续期间，不少媒体从业者在对互联网上流行的关于疫情的报道、科普类文章（如连花清瘟胶囊、双黄连口服液可预防新冠，如过于夸大新冠的后遗症等），在缺乏验证和审核的情况下就不负责地进行了转发、扩散传播，成为疫情期间虚假新闻、不实消息乃至谣言泛滥的助推者，给民众造成损害、损失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要求我们媒体工作者必须加强自己的卫生健康知识和科学素养，要充分运用成熟的理性和职业敏感，在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细致分析、小心求证的基础上练就一双能够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确保疫情时期健康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4.具有将专业医学知识和健康信息进行通俗化表达的能力。在我国，健康传播的受众群体一部分是普通大众，他们不具备医学专业的背景知识。因此让他们理解、接受那些充满医学术语和科学名词、专业化很高的医学知识和健康信息是非常困难的。这次疫情期间，许多专业医疗机构所发布的疫情信息和防疫知识的文章正是由于内容过于专业化、学术化而严重影响了其传播效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健康传播的现状和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决定了未来从事健康传播的媒体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跟踪、了解、掌握前沿医学知识和健康信息的能力，还要具备将这些专业化、理论化程度较高的医学科技成果进行通俗化、大众化表达的能力和推广普及的本领。对于一般新闻工作者而言，良好的人文修养、出色的叙事能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是必备的职业能力和素养，而对于健康传播从业者而言，只拥有这些能力还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学会做好一名“翻译”，能够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把枯燥、艰深、难懂的医学成果“翻译”“白话”成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且具有一定趣味性和可读性的语言文字，让“冷冰冰”的医学知识变得有温度、有人情，让“干巴巴”的科学道理变得可亲近、易理解，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对于健康传播从业者而言，似乎这种涉及医学科普、科技推广的文字表达能力（笔力）相对前述的几种能力是较为具体甚至是细枝末节的功夫，然而这种能力却是沟通健康报道和普通受众的重要桥梁，是健康传播效果能否最终达成、落实的关键能力，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我们所列举的关于健康传播人才必须具备崭新的知识、素养和能力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牢牢建基于一般新闻传播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后者知识、能力、素养结构的质的提升，或者可以说是新闻传播人才必备的基础、常规的素养和能力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具体化、专业化的应用、延伸与深化。因此，这也是我们建议把高校的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定位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并适合在研究生阶段进行和实施的原因所在。

三、后疫情时代高校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

1.采用跨学科、跨院校的协同培养模式。健康传播人才需要“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而这种既“博”又“专”的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培养仅靠单个院系、单个学科、单个专业的师资往往是难以完成的。近年来，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双一流高校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2018 年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就指出，“制定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探索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机制”，进一步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15]在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不少国内一流高校已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比如，北京大学建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以此为依托“逐步完善以中心为主体、以交叉为特色、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生跨学科培养体系，向社会输出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16]；浙江大学也启动了“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的建设，不断推进学科交叉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显然，这种以学科交叉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机制特别适用于需要跨学科知识能力结构的高层次、专家型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具体来说，其一，在专业设置方面，国内高校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应以专业硕士培养为基本形式，通过本研（跨专业）结合（如医学专业与传播学专业的结合）或本硕连读等培养方式，采用5～7 年学制，以实现高层次、专家型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其二，在教育理念方面，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应当秉持“博专”型人才教育理念，强调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并重，在本科学习阶段强调“博”，根据《新文科建设宣言》“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17]的精神，一定程度上淡化新闻传播学各专业之间的区分，鼓励、支持学生打破专业藩篱，在扎牢学科专业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博采众长，形成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融会贯通的综合素质；在硕士阶段强调“专”，重点培养学生健康传播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打造其不可替代的专业核心技能和素养。其三，在生源方面，应以招收本科专业为新闻传播学和医学的毕业生为主，同时增加医学本科毕业生的招生比例，以促进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跨专业”优势自然形成。其四，在办学模式方面，应当积极采用新闻传播学院与医学院合作培养的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自身拥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等）在本校内部就可以实现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式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对于自身没有医学院的大多数高校，可以通过让新闻传播学院与同城市的医科大学或医学院进行校际合作、跨校联合，通过课程、师资和硬件资源的互通共享，实现跨学科、跨院校的联合人才培养。

2.打造学科交叉式的弹性课程体系，塑造学生的跨学科知识、能力结构。从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学科始终在尝试与其他学科不断进行交叉、融合，以提高新闻传播专业的应用性和专业人才的适用性，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市场需要。这种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得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课程体系也不断得以扩容和丰富。上世纪80～90 年代，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一种常态；世纪之交，随着国内媒体行业的垂直化、细分化发展，新闻传播学科与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体育学等）交叉融合成为新趋势，高校也不断开拓出专业化新闻人才的培养路径和方向（如财经新闻、法制新闻、时政新闻、体育新闻等专业方向）；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 年以后，随着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院校开始尝试将新闻传播学科与数字技术、大数据科学、新媒体技术交叉，开设了数据新闻、网络与新媒体、数字新媒体等专业培养方向；近来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延续，促使新闻传播学科加强了与医学、卫生学、健康学的联结、交叉，进一步拓展学科的边界并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健康传播。

按照健康传播人才“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的跨学科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要因材施教，在健康传播的人才培养大框架下根据不同本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方便他们根据各自学科背景自主选择所需课程，使他们既能够全面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又能根据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来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具体来说，其一，作为健康传播专业的学生，无论具有何种本科专业背景，都需要学习如医学伦理学、医学人文学、医学心理学、健康信息数据分析等由医学和人文社会学科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兴跨学科课程，以此作为健康传播专业硕士的专业基础和核心课程。其二，对于医学本科专业的毕业生，要为他们设计打造新闻传播学知识和（新）媒介传播技能方面的专业课程体系，同时考虑到他们文科素养的不足，适当增加通识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课程比例。其三，对于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的毕业生，要着重为他们设计系统性的医学、卫生学、健康学、流行病学等方面的专业课程体系，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在课程设计上（包括课程的实际教学和教材选择上）要在保证这些课程的专业性基础之上强调基础性和普及性。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专业硕士的学制和学时限制（一般为2年），无论是新闻传播学方面还是医学方面的专业课程体系，都无法做到像本科阶段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那样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这就需要课程体系的设计者在充分研究这两个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作一番精简、提炼和萃取的工夫，突出重点，浓缩精华，既能保证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获取和核心能力的塑造，又能适应本专业的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课程体系都需要学生将其所学各学科的知识、技能进行融会贯通并内化为一种实践能力，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形成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专业核心能力和素养。例如前文所述的健康传播人才必须具备的“明辨是非，对新闻事实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这一能力，就要求学生一方面要具备扎实的科学、医学素养，才能在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中判断出真假、明辨出是非；另一方面还要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拥有扎实的人文、社科素养，才能训练出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才不会在垃圾泛滥的信息海洋中迷失。同样，像“将医学知识、健康信息进行通俗化表达的能力”也需要学生把所掌握的医学、健康知识和媒体传播技能、文字表达能力进行充分地融会贯通，才能真正转化为一种得心应手的实际能力和素养。

3.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强化职业理想和价值观教育。虽然职业理想教育和价值观方面的课程在医学专业和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体系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和比例，但总的来说，存在课程数量少、教学时间短、课程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达到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在健康传播专业研究生课堂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18]，就成为进一步丰富职业理想教育内涵，提升职业理想和价值观教育效果的有效方式。具体来说，其一，健康传播人才由于兼具医务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因此需要接受双重职业理想教育。当然，由于医疗行业与媒体行业的职业理想和价值观（如公众服务精神、社会责任感等）的高度相通性、相似性，这种对学生的双重职业理想教育在教学实践中可以熔于一炉，把关切、提高大众（身体）健康水平的公共服务精神自然延伸、扩展为提升大众（精神）健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其二，要在本科阶段的职业理想教育基础上，以跨学科的新兴交叉课程为重点，深入挖掘各门专业核心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元素。比如，在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中结合医疗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具体的伦理困境和难题，引导学生深入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培养学生“大慈恻隐之心”（孙思邈语）的仁爱精神、对患者视人犹己的广泛同情心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命价值观；在医学人文学课程中挖掘医学实践的人文内涵，结合当前典型的医患关系案例的具体分析，提升学生（与患者和大众）的沟通、共情能力，培育他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人文素养，强化其服务公众、为公众健康负责的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其三，要结合疫情期间逆行而上的先进医务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感人事迹，把灾难转化为教材，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和勇于坚守媒体责任、对大众健康负责、为国担当和为民奉献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融入课堂教学中，做到“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8]。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健康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当中，一方面加强了学生的职业理想、人文素养、家国情怀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我国高校健康传播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和创新特质。

4.借鉴国外健康传播教育教学资源培养健康传播人才。尽管我们强调高校健康传播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但这不妨碍对健康传播人才的国际性视野的培养。后疫情时代的健康传播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从国家立场和国家利益出发，采用全球视角和国际化语言，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传播中国疫情治理的成功经验，利用高质量、特色鲜明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在国际健康传播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然，这需要国内高校在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利用国外发达国家的健康传播教育模式与教学资源。与美国、欧洲等健康传播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健康传播人才培养在培养体系和课程的系统性、培养模式的成熟性、师资结构的合理性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性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在美国，从1970 年以来已有300 多所高校开设了健康教育与传播专业的系统课程并授予学士学位，20 多所大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本—硕—博一体的健康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另外，在欧洲发达国家也都设有专门的全国健康教育机构，其中德国最早在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并将健康教育列为医学院必修课。[19]借鉴、利用国外健康传播教育教学资源，其一，要全方位借鉴国外健康传播教育的先进经验和成熟模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借鉴其打破校内院系和学科、专业界限，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互通以及校内培养与校外密切合作、深度融合的“双师”培养制度，在专业设置上要借鉴其本科、本—硕、本—硕—博这种高度灵活、有弹性的多层次、多梯级培养体制，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要借鉴其跨学科、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课程体系。其二，要拓展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国际培养路径。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尝试国际化健康传播人才的协同培养模式，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等模式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健康传播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充分利用国际化网络学习平台，把国外优质的健康传播教育领域的课程资源引入到专业教学和学科建设过程中，提升专业课程的国际化元素；加强高校健康传播专业师生和相关人员的国际交流，增加专业教师、学生赴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强化专业师资和专业教学的国际化特色。其三，国内高校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式加强对国外健康传播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例如，可以采用直接引进的方式吸引国外知名健康传播学者来华给师生授课并指导学科、专业建设，拓展师生的国际学术视野；也可以采用柔性引进的方式邀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外健康传播学者来华举办系列的常规性专业讲座，传授国际先进学科理念和健康传播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可以采用引入国际校外实践导师的形式，邀请国外健康传播业内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对学生的实践性课程和专业实习进行指导，在拓宽学生的国际性视野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对于应对现阶段的疫情防控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进国家“健康中国”战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是顺应当前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专业化趋势，拓宽高校新闻人才培养路径的需要。后疫情时代的高层次健康传播人才除了要具备普通新闻传播人才的常规素质和能力之外，还需要加强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医者仁心的博爱情怀、质疑精神和批判思维以及将专业医学知识和健康信息进行通俗化表达的能力的培养。新冠疫情的长期延续引发了大众对健康问题的热切关注和对健康信息的迫切需求，高等教育领域新文科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的稳步推进以及国外高校健康传播教育的发展经验，都为我国高校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带来了绝佳的发展契机。基于此，高校健康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围绕“高等教育强国”的总方针，以提升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借鉴、引进国外健康传播教育的先进模式和经验，以新文科的“高举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面旗帜”为精神指引，以“学科交叉与科际融合”为基本方法，以课程思政建设为重要助力，通过采用跨学科、跨院校的协同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设计打造学科交叉型的课程体系，同时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加强职业理想和价值观教育，培养出“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的高层次、应用型、专家型健康传播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