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闪耀

金云凤

日子总是不吝地流淌出记忆中的美好。光阴的青藤上，永远长满爱的颜色。离开学校已经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那些教过我的老师，心中似有火苗一簇，星光万点。

很小的时候，我在村里的一所小学启蒙。学校位于同村的另一个大队，曲曲折折，要走好几条羊肠小道才到。盖着瓦片的两排校舍均只有一层，斑驳的砖红色围墙外，是各家各户的农田，有油菜、水稻，还有红薯和土豆。有时上课时，偶尔能听见田间地头的几声吆喝和农人间爽朗的谈笑声。我的启蒙老师姓刘，她是学校里最年长的一位老师，教我们语文和数学。她满头花白的头发，戴一副老花镜，看起来慈爱又严厉。她在领大家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求学生用手指着书上的字读，一个标点都不能落。我记得她带我们读“棉花”二字时，就因为我的手指不小心开了个小差，没有指准位置，她就停下来，严厉地批评我，并让我回去叫家长。我的学校离家步行大约三十分钟的样子，沿途还有不少人家养着凶恶的狗和会啄人的鸡。我记不得是怎么走回家的，又是怎么把妈妈叫到学校里来的，只记得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刘老师领读的时候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与放松。刘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当然更加不敢怠慢，我常常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罩儿灯下写到很晚，第二天再恭谨地拿给她批改。

学堂的时光很是欢乐：在院子大小的操场上，春天能摘野花，夏天能捉蟋蟀，秋天能爬到树上摘柿子，冬天则可以围着一个小小的花坛打皮球。春夏秋冬又一春，在我告别一年级升二年级的那个秋天，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李老师，她脸蛋儿红扑扑的，笑起来很温暖，教我们语文和音乐。我记得她随身携带一把戒尺，在批作业的时候，谁的书写不工整，李老师就会把那个学生叫到她的办公桌旁，要求他摊开手掌，随即她会用自己的左手紧紧抓牢那个学生除大拇指以外的四根手指，然后用她的右手毫不留情地抽下去，一次十下。我也因为一次书写不工整，得到过这样的“礼遇”，所以我不敢不好好写字了。后来，在六年级时，我的书写时常被老师当作表扬的对象在黑板上画星，我想，这跟李老师的戒尺有着莫大的关系。

除去语文课上的严厉，李老师的音乐课颇有趣味：她先把歌词认真地抄写在黑板上，然后带着我们一句一句地唱，再一段一段地唱，一遍一遍地唱，接着全班齐唱，最后再分小组唱、个人唱，形式非常多样。我记得她教我们唱《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现在随意哼起来，仍觉得满满的亲切。

由于当时学校只有四个年级，因此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转到邻村更远的一所村级小学去了。在那所小学，我再次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位李老师，她教我们数学，大概四十来岁。李老师是位勤劳的老师，她的家在学校附近，她家的田正好在学校操场的对面，每次下午放学从学校骑车出来，我们总能看到李老师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有时候在锄草，有时候在挑粪，有时候在插秧，有时候在拔花生……火红的太阳余晖挂在西边的天空，远远看过去，野花和蝴蝶在白色围墙的映衬下，就像一幅宋人的工笔草虫图。我们骑着自行车三五成群地绕过围墙，在乡间的小路上和李老师说完再见，然后逐渐远去，各奔东西。

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一直是弱项，直到在六年级遇到李老师，这种困境才得以扭转。记得那会儿李老师每天晚上喜欢给我们布置十道应用题，这些题目都是很有些难度的。第二天一早，李老师定然已经坐在教室里，等着收作业。我记得有一次布置的应用题，我只写出了一道题，其余都空白。第二天来学校，因为害怕被李老师责罚，我在车棚里偷偷抄班长的作业，这件事意料中地被其他好事者举报了。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教室，以为李老师会责骂我，甚至要叫家长，可是她没有，她在那天下午放学后没有立即去自家田里侍弄庄稼，而是把我留下来补习。她粗糙的手指在数学本上画着线段图，她的发根有绝大部分变得灰白。她额角渗出的汗珠，在我的记忆里闪闪发亮。

后来，我去赵元念初中，学校里有一棵千年古银杏，它的根系发达，一直蔓延到初三教室门前的台阶下面。我的那位有趣的语文老师，正好教我们初三，他姓赵，二十来岁，是从学校刚毕业分配来的。他身材颀长，脸算得上清秀，高挺的鼻梁，单眼皮上方恰到好处的两道浓眉，头发天生自然卷，喜欢穿格子短袖衬衫，一股子文艺青年的范儿。赵老师教我们语文，他为人放荡不羁，幽默风趣，颇有魏晋风度。夏天，拖鞋短裤是标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帅气和上课的生动有趣。他经常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跟我们聊起了红楼趣事，聊起了宝黛的小儿女心思，聊起了王熙凤的两面三刀，刘姥姥的大智若愚……我对《红楼梦》的钟爱便是从赵老师这儿开始的。

再后来，我去别的镇上读高中，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位“严师慈母”—汤老师。我一直觉得，如果没有汤老师的严格要求与无私奉献，那么以我的资质，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她陪伴了我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她对自己的要求比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冬天的早晨，五点一刻我们必须要坐在教室里开始晨读，而汤老师则在五点前就到教室查迟到。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希望老师今天没在教室堵我们，因此一周里总有那么两三天想碰碰运气。然而，汤老师总是让我“失望”：她每天五点比闹钟还准时地出现在教室门口，我迟到她就让我罚站，迟到几分钟罚站几分钟。后来，汤老师见这种罚站的措施起不了太大作用，就改变了策略，由之前的罚站变成了罚跑步。对于我这个讨厌长跑的人来说，果然效果立竿见影，渐渐地，我不再迟到。早晨五点一刻前到达教室晨读也成了我们班每个人的习惯。要求我们早起，也必然会要求我們早睡，汤老师每晚九点三刻准时来查寝，天大的原因，晚上九点三刻都必须上床做好入睡准备，不允许讲话聊天儿，不允许熄灯后在被窝儿里偷偷看书，必须保证晚上十点前睡着。刚开始的几周，有同学不适应，在熄灯后仍然兴奋地想要聊天儿。汤老师好像是摸透了我们的心思，她经常会在熄灯后伺机而动，听到寝室有聊天儿的声音会立即喝止。这样的情况我不记得持续了多久，但是因为有了汤老师的严格监督，所以我们养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惯。现在回想起来，老师要求我们早睡早起的同时，自己每天又能睡上几个小时呢？

高考前的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不大好，整个人极其低迷颓废，课上无精打采，下了课就蒙头盖脸地趴在桌上睡觉。汤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眼睛像星星那样明亮，这么灵动的一双眼睛一定是长在聪慧灵动的人身上的，高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老师明明什么批评的重话都没对我说，我的眼泪却在那一刻止不住地往下流，或许是愧疚，或许是高三属实太苦了。后来，学校里举行高考誓师大会，汤老师有意让我在全校高三学子面前，作为文科班代表发言。当我走上演讲台的那一刻，全场安静了下来，然而我的心却被一种激情冲动着，几乎不能自已。汤老师在台下殷切期许的目光，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不能忘却，催我勤奋，教我自新。

2006年，我考取了淮阴师范学院，象牙塔里的生活很美好、自由。我偶尔出去转转，经过淮安市第一中学的门前，总要驻足停留一会儿，想起我人生里遇到过的那些好老师。隐隐地，我觉得心头似有一粒火种，迷离扑朔，渴望燃烧。噢，我渐渐认出它了，它取自乡村学舍的温暖，也蘸着故乡穹顶的星辉。

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想，我曾遇到的乡村老师皆为点点春雨，无言地浇灌了我心底“逐梦”的种子。多年后，兜兜转转，我也成了他们，正在守护一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无形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联结着我们，牵引着我们，我知道，那是星火的蔓延之力—悄悄地滋长，静默地扩散，光亮且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