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走向社会：近代燕京大学学生群体的慈善义演

高俊聪，李 馨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近代中国，天灾频繁，从1912年至1937年的26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统计其频数，竟亦达77次之多”[1]282。人祸也不断，战事兵灾，乱世纷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困难的环境呼唤慈善精神。慈善事业自产生起便充满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社会互助精神的体现，“是社会一定利益的调节器，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1]7。晚清时期，慈善义演逐步进入国人的视野[2]，其性质是以娱乐表演为外在表现的社会活动[3]。这一慈善形式“对于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推动社会慈善文化普及，促进民众慈善意识提升，具有积极作用”[4]。而学校的赈灾募捐演出活动更是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关注，被视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行为，受到高度赞扬[5]。学界对慈善义演已多有研究，对于学生群体的慈善义演亦有所涉及，如关心曾深入考察民国时期学校赈灾募捐音乐演出，并充分肯定其作用[5]。大学生慈善义演作为校内的“小舞台”，以“演”为“媒”，通过多种多样的表演既进行了慈善募捐活动，又从校园延伸至社会，从大学生连接其他群体，从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到社会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折射出社会的“大舞台”景观。近代大学生主动参与慈善义演也成为一窥近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的“窗口”，成为其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主动精神的缩影。因此，关于大学生群体慈善义演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适逢五四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燕大学生对于社会和国家事务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慈善活动也成为学生参与社会治理、提升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本文以燕京大学学生的慈善义演活动为切入点，剖析大学生慈善义演的多重意义及其折射的文化内涵。

一、自成一格：燕京大学慈善义演的特点

近代新式学校及学生群体是一种社会进步力量，学生对慈善活动的参与成为其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4]。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作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典型代表，燕大学生慈善义演活动一方面由学生主导，以学生参与演出与其他工作为主，另一方面，校内校外多方响应活动，义演形式多彩缤纷，举办时间多响应时事，表演内容与义演助赈的对象贴近性强。

首先，燕大慈善义演以学生团体为主体，校内校外多方参与。学生社团是民国时期大学重要的基层学生组织与学生生活方式[6]。特别是1933年成立的燕大国剧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利用自身优势投身赈灾救济。1933至1936年，共公演四次，“三次是社里的公演，一次是为了水灾而筹款，四次里，它都得到了相当的成功”[7]。此外，学生的慈善义演还得到老师及社会人士的帮助。如1935年国内各省水灾严重，国剧社举办慈善义演赈灾，剧团演员由学生组成，有时人数不够，“各戏龙套，由食堂工友客串扮演”[8]。学生表演也受到了老师的指导，如同年10月，学生们在进行水灾义演的排练时，由艺珊教师指导排演工作，“各演员均极努力”[9]。同年11月末，为了加大水灾募捐力度，燕大还举办水灾游艺会，并邀请中国旅行剧团来校露演[10]。

其次，燕大慈善义演形式多样，从音乐会到体育活动，从传统戏曲到西洋乐器演奏和电影放映，从舞台表演到各式画报宣传册的发放都有涉及。1935年11月19日，燕大水灾募捐委员会举行救灾游艺大会，节目多种多样，“练真凤女士之单人舞，精采绝伦，更佐以邝文雄女士之钢琴，更为锦上添花”[11]。燕大国剧社在1935年水灾义演时多演出传统戏曲，露演《琼林宴》《十三妹》《宝莲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诸剧[12]。除了舞台表演，校园体育团体也加入义演中来，1934年11月8日，燕大举办募捐篮球赛，参赛队伍有燕大篮球队，也有来自辅仁大学的同学以及美国士兵等[13]。舞台上异彩纷呈，在台下，学生们为了让观众对募捐对象更加了解，还印行关于灾况素描的画报，分赠给全体同学，以形象的图画显示灾民实际苦状，运用视觉修辞强化赈灾舆论[14]。

再次，在慈善义演举办的时间方面，燕大慈善义演多为应对突发灾情而特别筹备，时间紧，任务重，活动也多集中于灾情频发的年代。1935年全国水灾严重，燕大在此年份举办水灾义演多次，并组成水灾募委学生会统筹各项义演活动，由学生组成的团体在义演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准备演出道具、接洽表演人员、预定演出地点、宣传募捐义演等。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占领绥远的战略企图，绥远部队以“守土有责，不可坐视”的决心坚决抗战[15]。燕大举办多场义演活动募捐援助绥远战事，口琴会举办募捐援绥演奏会，捐款聆奏一举两得，校内狂飙剧社演剧募捐，将票款所得捐助绥东抗日战士，校国剧社也主办援绥募款公演。燕大成立绥远抗战后援会并同燕大国剧社及狂飙话剧社举行联合募捐公演，“所得票价，除必要开销外，扫数捐助前方抗战将士”[16]。

最后，运用媒体宣传和监督成为燕大校园慈善义演不可缺少的一环。与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义演宣传活动不同，燕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运用燕大自办报刊进行宣传，如在新闻系自办报刊《燕京新闻》中，累计共刊登慈善义演相关报道共近40篇，总篇幅达1万字，除此之外，《燕大周刊》《燕大月刊》《燕大双周刊》等校内刊物也有相关信息，《益世报(天津版)》《大公报(天津)》等报刊也刊登了燕大慈善义演相关的报道。首先，报道详细描述慈善义演经过，语言生动有趣，吸引力强。如1934年，在燕大举办的募捐篮球赛中，学生记者们详细描写了激烈的比赛氛围，“下半时燕京更换战将，个个抱着‘好意思输吗’的心力争……最后三分钟，燕京队员忽然活跃得可怕”[13]。其次，报纸对慈善义演的票价、售票情况以及筹款情况进行跟踪报道，既传递了慈善义演的基础信息，又发挥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促进了慈善活动公信力的建设。如1935年，国剧社进行赈灾义演，《燕京新闻》特别在消息的最后附上票价情况，“分名誉券，每张二元，定座券，每张一元，楼下普通券，每张七角”[12]，并在四日后的报纸中对售票情况进行跟踪，“此次戏票，截至昨日止，定座票已售出三十余张，普通票亦达五十余张”[17]。在表演结束后，报纸还承担了监督慈善义演活动收支情况和募捐情况的责任，1935年，在燕大进行水灾义演之后，《燕京新闻》通过报道告知公众此次慈善义演“共收入票价百三十余元，除零星开销共支出六十余元外，大约可净剩七十余元……该款将与中国旅行剧团票价所得，及前次学生捐款，一同汇往灾区”[18]。报刊跟踪报道慈善义演及募捐的全过程，既起到宣传作用，也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提升了慈善义演主办方的公信力。

二、精彩纷呈：燕京大学慈善义演的多重意义

慈善义演成为燕大学子校园文化和北平地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起到了丰富校园生活和都市生活的作用，也加强了燕大学子与校园内各团体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与此同时，燕大慈善义演以“达到共情”为重要目标，也起到凝聚社会和民族共识的作用。

(一)校园慈善义演传递愉悦

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指出，游戏是一种自由的活动，是有意识脱离平常生活并使之“不严肃”的活动，同时又是使人全身心投入，忘乎所以的活动[19]14。娱乐与慈善事业的结合是慈善义演与其他助善方式最为显著的区别[2]。慈善义演将“演出”纳入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关系之间，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于两者之间又紧密连接两者的媒介，因此，慈善义演拥有了慈善和游戏的双重属性。学生慈善义演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募集捐款，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近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精彩的演出也提供了娱乐性。燕大学子发挥青年的创意，不断创新义演的形式，使慈善义演活动更具吸引力。除了义演中常进行的演剧、音乐会等形式，燕大学生同样热衷于举办游艺会，游艺会开始前，“礼堂中播送各种留声机片，皆为盛极一时之流行歌曲”[20]。游艺会节目缤纷多彩，如燕大在1935年十一月末“举行赈灾游艺会，内容包括舞蹈、杂技、乐锯、国乐及话剧等”[21]。游艺人员“多由校外约来，故皆可一新同学耳目”[11]。引入国外电影并进行放映募捐也是常有的新式慈善义演，如1946年燕大学生自治会与米高梅公司签订合同，在校放映电影，“纯为调剂同学生活及供给正当娱乐，收入将全部捐给男女膳食团，以作补助”[22]，游戏性得以体现。

慈善义演除了作为一种功能性的传播活动，能够起到帮助救济对象的作用，其表演本身作为近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还能够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这在近代大学生慈善义演活动中表现尤甚。如燕大国剧社在表演时，“歌一来腔圆嗓润，彩声四起”[23]，“各戏亦皆精彩可观”[24]。而因近代都市商贸的发展、娱乐业的兴盛以及市民的娱乐需求，也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4]。大学生活与城市文化密不可分，大学校园也是最能容纳新型文化的地点之一。近代大学的慈善义演通过娱乐表演，将自身纳入城市娱乐文化之中，鼓舞了募捐行动的同时也丰富了都市文化的内涵。

在大学生义演活动中，游戏性还体现在以观众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之中。燕大国剧社在筹备表演时，“印说明书及戏词，奉送观众”[9]，排练时，“经北平名剧家的指导，细微之处，皆备极研究”[25]，并且在散场后，“备有汽车进城”[9]，观众在演出中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客观上对募捐行动的认同也得以加深。

(二)校园慈善义演加强交际

在学生生活所构成的世界里，还有四通八达的社会交往网络，在这种网络所形成的人际圈中，学生的社会参与作用也较明显[26]304。近代燕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外都构筑着自己的关系网络，不同社会群体联合性演出基本上构成了慈善义演的主要情状[2]，义演活动的举办令大学校园与社会舞台合二为一，从而加强了学生与各种社会群体的联系与交往，推动更多学生在慈善实践中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

首先，学生举办义演活动加强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燕大国剧社成员之间排练节目，还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一场义演演出，都密切了校友与师生的联系。如1936年12月8日，燕大国剧社与燕大狂飙话剧社举办联合公演，并邀请校内音乐名手助演[16]，通过合作义演，营造团结的校园氛围。

其次，近代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在义演赈灾方面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有的大学应其他大学邀请共同举办义演活动，或者通过校园媒体宣传其他大学的义演活动，加强了不同大学之间的联系。如1935年北平星音乐剧社作赈灾奏演，燕大学生以“不愿后人之精神，拟于最近期内，在协和大礼堂作赈灾晚奏”[27]。1935年11月2日，燕大国剧社应辅仁大学师生水灾捐款会之聘举办水灾公演[28]，1936年11月24日，燕京大学新闻系自办报纸《燕京新闻》为北平分会口琴队的义演活动宣传，并希望校内外人士踊跃参加[29]，1947年2月17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筹募清寒同学膳食基金一千万元，“特派代表赴天津，与津市燕大校友会洽商，拟在天津大光明大戏院演出名剧《富贵浮云》二场”[30]。

最后，学生举办慈善义演活动也加强了学界与演艺界、慈善界的联络。学生义演一部分由学生组成演艺团队进行演出，有时也会邀请一些演艺界的成员加入义演。演艺界“艺人”参与校园慈善义演，被看作是一种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又能体现个人社会责任意识，还可以展示自身才艺和能力的最佳表现方式[31]。如1935年燕大国剧社参与辅仁大学举办的水灾公演中，邀请北平名票刘仰圆、赵华民等人登台表演[24]。演艺界的演员大多拥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他们加入慈善义演能够提升节目的专业程度，而学生群体又被视作是社会的进步力量，演艺界参与其中，则更能发挥自身影响力，提升慈善义演的吸引力，起到更理想的宣传效果。例如1930年燕大慈善义演中，邀请一众名票，“均系票界名宿，久未登台，一般有梨园癖者，莫不为之望眼欲穿”[32]。在义演结束后，学生们并非将募得款项直接捐给灾区，而大多与地方慈善机构联系，1935年10月，燕大学生自治会水灾募捐委员会将款项“汇交山东省政府及华洋义赈会，分别发放”[14]。1935年11月，燕大水灾募捐委员会将款项“汇交汶上县二百，余统交华洋义赈会”[33]，这也加强了大学生与其他慈善机构的联系，使得大学生的慈善活动更加有序。

交际的加强也为社会认同的形成提供条件，认同的主体性是互动意义上的，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中建构的[34]5。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碰撞使大众的交往网络不同于以往，学生参与慈善义演活动，是其进入社会舞台的表现之一。慈善义演过程中呈现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互动、沟通与交流的加强，既强化了学生群体内部的认同，增强了学生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使得学生在深入社会的实践中提升社会责任感，增进了社会各界的联系，加强了彼时中国社会的内聚力，为近代中国形成共同信仰和价值增添力量。

(三)校园慈善义演唤起共情

共情能够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主义行动，是有意识地进行换位思考，来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感受的过程[35]。慈善义演既是娱乐演艺又是募款手段[4]，而将娱乐演艺与募款手段连接一起的就是观众被唤起的情感，通过义演达到共情，在此基础上的募捐行动便水到渠成。

在近代燕大校园义演活动中，学生们大多选取贴合时事的演出内容，以唤起观众的情感。如在绥远抗战期间，燕京大学组织多次义演活动，1936年11月北平口琴会举行募捐援绥演奏会，“所选各曲多属兴奋悲壮之作”[29]，极容易唤起听众的爱国情感，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1936年11月12日，燕大绥远抗战后援会主办募捐游艺大会，由未名歌咏队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慰劳伤兵歌”“前进歌”及“救亡进行曲”，演唱“慷慨激昂”[36]。1936年11月27日，华口琴会燕大支会主办募捐援绥口琴演奏会，“末场祖国万岁大合奏，歌罢于全体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声中，欢然散会”[20]。共情传播的结果是形成情感共同体，也就是形成一种群体情感或群体情绪[37]。燕大学生慈善演出主题与家国情怀相联系，在群体观演的环境中，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舞台上，台上的演出内容与台下观众的反应共同构筑了一个情感渲染的空间，观众们分享着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其中既发生了个体情绪社会化，也使得集体中的稳定情感能量注入个体[38]。

同时，演艺人员的真情实感也能够将观众拉入演出之中，演出相关的内容也能激发观众的联想，从而引发受众的情感延伸。1937年，由燕大平教部主办的平民学校，原受学生会补助，但因各种缘故无力担负，便举办平民学校募捐游艺大会，游艺会上，由平民小学学生唱歌，“清朗之音调与天真可爱之神情，引得全场鼓掌不已”[39]，观众面对天真可爱的学生，联想到他们即将面对失学困境，便更容易唤起共情。1944年，成都基督教盲哑学校和明声聋哑学校为募集二校基金及宣传残疾教育举办慈善义演活动，燕大学生参与其中并为此次演出准备哑剧“陵园抒心曲”[40]，观众观看哑剧时，也极易将情感延伸到残疾学生身上。

慈善是“利他”的，缺乏共情，人便会变得“利己”。慈善义演弥补了其他募捐方式的不足，在被救助者和受众面前建起一座桥梁。燕京大学学生们运用义演的形式，用生动形象而感人的表演唤起共情，既达到了救助的目的，也体现了慈善崇高的本质。

(四)校园慈善义演凝聚共识

近代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生活、课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都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举动，具有引领性作用[26]11。学生演剧之所以能够借着助赈风气迅速发展，便在于参与义赈能够同时满足学生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这两方面的需求[4]，它既是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与关心国事的体现，又是学生以主人公的身份促进社会各界的联合，以舍我其谁的主体性力量提升社会凝聚力、加强社会群体命运连结的共识的体现。

首先，对稳定社会秩序的向往和对国家情感的积淀催生了校园慈善义演并维护了义演这一慈善形式，这也是燕大进行慈善义演的原因——响应时事，为国为民。如1936年中华口琴会燕大支会主办的募捐援绥口琴演奏会在贝公楼大礼堂演出，听众四五百人，演奏中“尤以《赴战》一阕，慷慨激昂，动人魂魄”。[20]义演活动中，演员和观众均在仪式中自觉遵守并维护着既定的规则，观众买票入场，演员“为表现服务精神，亦须一律购票”。

其次，燕大校园慈善义演作为一种在场的仪式，强化了社会秩序和国家认同。正如柯则尔所言，仪式是创造社会整体的不可或缺的因素[41]74。台上表演，台下观演，台前幕后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参与进校园义演活动和募款捐赠行动之中，连接起校园与社会，构筑了一个多方参与的、流动的仪式空间。互助精神在慈善义演的空间中得以发酵，成为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桥梁，空间中的相遇也成为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增进了解、加强团结的助力。

一则，学生慈善义演活动强化社会秩序，将自身命运与各地同胞命运连接在一起，不仅加强与捐助者的联系，以获取他们的捐款，还主动深入当时贫苦困顿的底层群众中，起到了促进社会进步和加强社会启蒙的作用。如1936年6月，燕大学生自治会来到村民中进行宣传表演，“大学生们唱的一些爱国歌曲，给忠诚爱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42]。又如1930年2月燕大为救济西北灾民，组织募捐会演义务剧，“此举关系救济被灾同胞，该校师生并愿踊跃助成之，将来演剧时，北平仁人，饥溺为怀，当能慨解义囊，共成善举”[43]。在与群众的沟通与交流之中，大学生们发挥所长，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刻，以自身力量，用义演搭建起社会不同群体交流的桥梁，对促进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构筑一个向善的、团结的、奋进的社会共识有极大的作用。

二则，学生慈善义演活动加强国家认同。燕大学生们主动将自身命运和国家命运连接在一起，在义演舞台上，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将爱国情感融入表演之中，如1936年燕大举办募捐游艺大会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演唱歌曲慷慨激昂，无靡靡之音，并且使各歌曲均能与情景配合，让观众对义勇军抗敌的经历，有深刻的认识[29]。在义演舞台下，学生又将义演募得的款项捐给为国奋战的将士们，如1945年5月底，华西坝五大学(1)华西坝五大学指抗战时期华西协合大学与西迁至此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教会学校的合称。同学组织的野猿队举办合唱会，“为前方将士营养及清寒疾病同学募捐”[44]，同年5月14、15日，燕大服务从军员生委员会，因从军员生生活艰苦，特发起联合音乐劝募大会[45]，收入达三十余万[46]。

校园义演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学生们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救国行动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贡献青年力量，这使得大学生们既成为近代中国爱国行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成为其他社会群体的榜样，发挥激发国民情感、培育社会文明精神与唤醒民族共识的作用。

三、微处探寻：学生群体慈善义演的文化内涵

1929年，燕京大学赵承信在《科学化的燕大学生社会服务工作》中指出：“我们来燕大求学，不单是求书本的学问，更应求实验的学问，我们享受了特有的高等教育权利，帮助一般无的国民也是我们应有的职务。”[47]燕大学子将书本知识联系实践，在实践中践行慈善精神，使校园慈善活动呈现出多元统一和国家为先的双重文化内涵。

(一)多元统一：校园慈善义演的传承和创新

深层次考察近代燕京大学的慈善义演活动，形式上，义演既包含传统的戏曲节目，又有西式的音乐演奏会等，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多元化特点。如1936年燕大绥援会举办的募捐游艺大会中，既有提琴独奏、钢琴表演、独唱、舞蹈，又有国剧《借东风》[20]。在展演中，传统戏剧的表演占据多数。表演剧目多选择经典的传统戏剧，如《宝莲灯》《定军山》《汾河湾》《琼林宴》《空城计》等等，熟悉的剧目让观众感到亲切，客观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的大学生们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多重文化的影响下，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变革与创新成为更多学生的精神底色。此时，燕大学生发挥青年的创意，不断创新义演的形式，使慈善义演活动更具吸引力。例如，为了提倡穿用国货并实行节俭生活，1934年燕大学生举行国货服装表演，用价钱便宜且美观的国布，裁出中西服装进行表演，并举办小规模的国货展览会，“参观者络绎不绝”[48]。创意精神的发挥使得燕大学生慈善义演较之其他群体颇有新意，将“西学”融入当时中国的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反映了慈善救助从传统一元化向近代多元化发展的演变历程[49]，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中西融合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承袭，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但在义演活动中，融合更多体现在形式上的调试所展现出的多元化。在内容和主题上，根本还是服务于救济的目的，表达的是为国为民的共同主题。正如索绪尔著名的“棋喻”所言，棋子质地的改变并不会干涉根本的“棋法”，如在1936年的援绥口琴演奏会中，末场上演祖国万岁大合奏，慷慨激昂，振奋人心[20]。无论是西式的口琴还是传统的戏曲，都在慈善义演募捐援绥的系统中发挥作用，不同的形式在相同的主题下达成了统一。形式上的多元与主题上的统一，共同构筑出燕大慈善义演守正创新的文化内涵。

(二)国家为先：慈善义演展示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近代中国危机不断，但又充满变革与发展的机遇，“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下，是等待着有为的青年去肩负起中流砥柱的责任，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的最优秀分子，责任尤为重大”[50]。燕大学生参与慈善义演活动，正是展示他们“为国为民”的一扇窗。纵观燕大学子的慈善活动，举办目的主要集中在救济水灾和援助绥远抗战上，均体现了大学生群体心系国事并主动参与具体行动的实干精神。绥远抗战时，燕大三位学生鉴于绥省酷寒，前线抗敌将士缺少皮衣，便决定绝食，“得款一元，送交学生自治会，请代为转寄作战将士，以表寸心，并作抛砖引玉之呼”[51]。学生们也组成小队在北平市进行募捐，“工作情绪甚高，截至晚间九时后，在城内同学仍有在各方面工作者……多数同学当晚留于城内，次日继续工作”[52]。1936年11月16日，燕大学生会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大洋五元，信里写道，“两个朋友，本来计划在明天庆祝其中一个的生辰，如今，请愿节食，捐助抗日将士”[53]。寥寥数语，尽显爱国热忱。

大学生参与慈善义演，既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外化，也是对于传统中国中“仁爱”信仰的守护。国家有难、人民遇灾，成为燕大学子举办慈善义演等慈善活动的出发点。这也给不同的群体一个交往的机会，于是更多的群体参与其中，这一仪式在乱世中牵起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纽带，增进理解，也为形成更鲜明的民族意识添砖加瓦。另则，在慈善义演过程中，义演本身发挥着传播与教化的功能。承载着集体记忆的传统戏曲和渲染情感的音乐演奏在慈善义演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也使爱国思想、互助精神在一次次展演过程中被强化，培育了民族团结的共识，有助于社会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稳定的共同体，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的冲击。

四、结语

近代中国大学生群体肩负使命，凭借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善良求真的美好品德、不畏辛劳的品质和坚定的爱国精神，一方面广泛地吸收东西方各种文化知识，一方面积极主动地从校园走向社会，将自我发展与国家命运、民族生存紧密相连，于历史的洪流中展现青年人的精神与力量。在此时期，燕京大学学生慈善义演活动像是一个小窗口，透过这扇窗，得以一窥大学生们投入实践并进入社会舞台的方式。一则，近代大学生慈善义演活动虽大多在校园内举办，但来往演员与观众中社会人士居多，既丰富了校园文化，也成为都市娱乐文化的一部分，对近代城市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学生们不断地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与沟通，扩大学生自身关系网的同时，也以自身为“桥”，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二则，近代大学生们以“演”为“媒”，运用各种传播方式与技巧，唤醒群众的共鸣与共情，从而激发更多人的“恻隐之心”，体现出慈善活动的社会价值与意义，而在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大背景下，大学生们通过慈善义演将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具有社会教育、精神传承等多重价值，也促进了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共识的形成。校园慈善义演也在激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呈现出多元统一、国家为先的双重文化内涵。因此，近代中国大学生慈善义演活动是慈善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也是探究彼时青年精神与社会图景不可抹去的一笔。

当然，近代中国大学生的慈善义演也有其局限性。纵观近代燕大学生参与的慈善义演活动，大多是在国家灾难突发时临时发起，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因而降低了总体的慈善效果，正如吴其玉在1936年燕大学子援绥募捐时指出，学生实行的慈善办法“是一鼓作气的办法，不是持久的办法”[54]。另则，燕大学生虽具备慈善精神与意识，但在进行实际的工作时，学生群体需要平衡课业压力与社会实践需求，因而有时面临参与学生较少的问题，如1935年10月的水灾义演中，“适值同学多有考试，故售票成绩，不如预料之佳”[23]。赵承信也曾指出学生慈善只是一小部分同学的工作，宣传动员还需加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