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包抄写杨传

□韩石山

“杨传”者，杨石先传也；“四面包抄”者，写法也。

先得说说，怎么揽下这个活儿的。

开起店铺，就会有生意。我的店铺，类似铁匠铺子，既自产自销，也来料加工。自己写下投出去是自产自销；受委托写的，是来料加工。这铺子原来开在太原，这几年搬到京城，赁屋开张，生意还行。今年早些时候接到这一单，写杨石先传，就是个大买卖。

明明是一单生意，起初做起来，跟演谍战剧似的。

我住在南三环边上。先是北大教授赵白生先生，领了天津某出版社的一个美女编辑来看我，说是他正好到南边有事，美女回天津在南站搭车，顺路也是慕名来见识一下。过后不久，赵教授来电话，说那天一起来的美女，想请我为他们社写一本杨石先传，不长，五万字就行。架不住他三说两说，也就应允了。此时那位美女，也亮出身份来，天津某出版社副总编辑；填合同，提要求，一点也不通融。

我是笨一点，但不傻，至此也就明白，前后是怎么一回事。美女领命来北京找个高手写杨石先传，赵教授推荐了我。七旬老翁，能否担此重任，美女不放心，赵教授说那就去见识一下，于是便来了。哪是什么慕名拜访，不过是验一下货，——看这货色写得了写不了他们的杨石先传。

我把人家视为订货人，人家把我视为做货人。

现代社会，再高雅的事情也逃不脱商业文明的法则。

1

事先有约定，基本资料由他们提供；我发现什么要的，他们在网上下单寄我。不久，寄来《杨石先纪念文集》《杨石先传》等读物，又遵我之请，网上下单买了《南开大学校史》《西南联大回忆录》等书籍。这些，对写一本新的《杨石先传》来说，只是提供了粗略的轮廓。按说该去一趟天津，去南开档案馆查查，找南开的老人手问问。疫情关系，几次动了念头，全都自己打消了。怕的是困在天津回不来。

有那么几十年，杨石先确实算不得名人。我在太原的书房有全套的《申报索引》，让女婿查了。从1919年到1949年三十年间，有他名字的新闻只有一条，用的还是他的本名“杨绍曾”。

但他确实是名人，有资历，有成就，越往后越受人尊仰。清华学堂第一届学生，1918年赴美留学，与徐志摩同船；1923年学成回国，与李济同船。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后期几年的教务，实则由他一人执掌，还曾一度代张伯苓任联大常委会主席。至于专业上的贡献，更是誉满学界。

杨石先传的难写，也还因为我夹带了私心。写传多部，我知道，写五万字的传记，要写好，跟写二十万字的传记，在拥有资料上无甚差别。该看的资料都得看，字数的多少，仅在选用的角度，取舍的详略。既如此，我何不先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传记，完稿之后大加删节，缩减成五万字交差？

好，就这么办。

资料这么少，怎么办？

想来想去，只有用“四面包抄”的办法。杨的一生，打交道的多是名人，他自己留下的资料不多，他人的记载中定然多有存留。只要掌握的材料丰富，多方印证，四面合围，不愁还原不出一个丰满鲜活的杨石先来。

在京城赁居之所，手边仅有几本书，如同光杆司令，只能徒唤奈何。暑假回到太原，在书房一坐，环伺皆书然，等于拥兵自重的统帅。且看我如何调兵遣将，用“四面包抄”的战法，打好这一艰巨的战役。

2

四面包抄是总的战略，实施起来，则分围、追、堵、截四种战术。

先说“围”。

写传的围，不是“围歼”，倒像是“围捕”，要抓住的是个活物。当然，从干脆利落上着眼，说是“围歼”也不算错。

杨石先是1923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应南开大学之聘来校任教的。普通书上，说来了南开就行了。写传不行，来了总得有个住处，没住处人跟飘蓬似的，落不到实处。起初依据的资料是《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3月），书中说，就他1923年所知，大学部设在一所旧中学里，有两百多名学生，十几位先生。这所旧中学叫什么呢？蒋先生没说，我们也不好说就是南开中学。张伯苓之子张锡祚在《张伯苓传》里说，1917年先生（指张伯苓）下决心创办大学教育，曾赴美国考察。1919年秋天，在南开中学校舍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转引自《张伯苓：一人一校一国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也就是说，这个旧中学，即南开中学。蒋廷黻是当年新聘的教授，何以连这个也弄不清？看一下该书的《译者序》就明白了。蒋先生此书，是退休后应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中心之邀而作，最早是英文版本。先由台湾翻译出版，大陆又引进的台版。想来英文里“老”“旧”二字是不分的，中文就不同了，“老的”仍存在，“旧的”是过去了的。既然大学部的小楼就在南开中学的校舍旁边，两校实为一体，杨石先到校后的住处，也就只会在中学的校舍内。

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还需要有力的旁证。

上过南开中学、留学美国，仅比杨、蒋二人迟一年回国的黄钰生在文章中说，南开中学有个礼堂，是袁世凯捐了一万块钱建的，名为“慰亭堂”，及至袁称帝，才将匾额撤下，礼堂还在叫着。礼堂周围向南的房子是教职员的宿舍，有的一人一间，有的两三人一间。校长张伯苓的宿舍是东南角的那一间。他的家当时在南马路，但他时常住在学校里。有几位国文老师，在天津有家，也住在学校，星期六下课后才回家。家在外埠的老师，就长期住校了。（转引自《张伯苓：一人一校一国家》）

这就清楚了。杨石先应聘到南开时，尚未成家，只会住在礼堂南边一人一间的宿舍里。

1929年，杨石先享受学术休假，赴美读博士，1931年9月回国，此时已结婚四年。再回南开时，便将家眷由北京搬来。这时，南开校园已全面建成，有了教授宿舍。多大呢？不必再“围”了，《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里有明确的记载，是四间一套的房子。何廉是新教授，享此待遇，杨石先是老人手，如今也是博士，带家眷住校也只会被同样对待。

四种战术中，“围”最好理解，不过是利用资料，多方求证罢了。

3

该着说“追”了。

战术上的追，若是在合围的态势下，当是对逸出之敌，尾随而进，于异地歼之。当然，也会有追不上的可能，让逸出之敌成功逃脱。我们这里，只是写书时的一种手段，既是在追，肯定是追得上的。

杨石先的经历，说简单也简单，成年后不是留学就是教书，一辈子都在学校里；说复杂也够复杂的：1897年出生，1985年去世，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民国的全程，解放后的风风雨雨，若以将军而论，可谓无役不与。现在的杨石先传记资料，无论是传略，还是年谱，甚至单篇的回忆文章，碍于时势，多是用笼统的语言，尽量往政治正确、品质优秀上靠。

对吗？肯定是对的。

准确吗？这就难说了。

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高校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又难说多好的“院系调整”。天津的情况，有人在回忆文章里说：“一九五二年，天津三大学院系调整……原本，南开大学1946年复员天津之后，是一个零散残破的局面。经过院系调整，南大六里台北院和甘肃路东院又全部划归其他单位。只剩下八里台南院的胜利楼（第一教学楼）和思源堂（第二教学楼），加起来不足一万平方米的教学和办公用房。就在八里台这一片被日军炸毁焚烧的废墟之上，要重新规划，建设新的南开大学。”当然是建起来了。文中接着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几幢教学楼和图书馆，几幢学生宿舍，食堂、游泳池和一片片教职员工宿舍拔地而起，南开大学，这所综合大学才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万华《南开精神永存，杨老音容常在》，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

光看这些话，给人感觉是院系调整给南开大学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校土面积越小，规划起来越好。可谁都知道，文中说的“南大六里台北院和甘肃路东院又全都划归其他单位”，这“其他单位”不是别的行政部门，恰是另外两所大学，一是天津大学，一是天津医学院。划出这么大一片“校土”，作为学校负责人的杨石先在做什么呢？

《杨石先生平纪事》里，“1952年”项下说：

5月3日，天津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院系调整简报》第1期上，刊载杨石先署名文章《群策群力搞好院系调整工作》。

11日，接教育部通知，决定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石先任主任委员。

11月29日，南开大学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院系调整工作顺利结束，杨石先在会上作题为《新南开大学的成立和它的任务》的报告。

不用查原文也可以知道，作为南开院系调整工作的主任委员，他在会上说的全是颂扬之词，振奋之语。

整整一本《杨石先纪念文集》，多数都谈到建政后的业绩，只有一处提到，对当年的院系调整，杨石先是有看法的。

这就要“追”了。

有看法归有看法，大片“校土”划归邻校，他是没办法的。其时他也只是个校务委员会主席，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是没有决定权的。这种事上要“追”，只能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对“院系调整”的态度。

这便是对郑天挺“调整”到南开大学的接待与安排上。

郑天挺（1899—1981），著名的历史学家，多少年都是北京大学校务的实际操作者。1952年从北大历史系主任，调整到南开大学当历史系主任，是院系调整中震动京津学界的一个不能叫小的事件。

北大那边为了腾位子，已弃之若敝履，南开大学这边，又是如何对待的呢？郑天挺是满怀委屈，单身来的，住处一时不好安排，连吃饭也不方便。杨石先将这个落难的老同事，迎进自己家里，单辟一室，安顿住下，吃饭也与家人同桌。对郑天挺来南开，有的文章说是为了加强南开的历史系教学，我只能说是“太动听”了。看看郑天挺的自述，就知道杨石先给了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怎样的慰藉。

在《郑天挺自述》里，先说1950年5月，他辞去北大秘书长工作，当时学校常委会曾表彰他做十八年行政工作的成绩，他也表示今后要为母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继续贡献力量。

有这样的表示，是觉得不当秘书长了，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能胜任的。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院系调整一开始，还是被调离了。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上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跟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它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它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生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愉快的只身来津任教。（《郑天挺学记》，冯尔康、郑克晟编，三联书店，1991年4月）

郑天挺住在杨家，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三年五年，“一住就是七八年”（魏宏运《风范永存》）。杨石先任南开校长不久，郑天挺也升了一格，成为南开副校长。

前面说了，郑天挺是1899年的生人，1952年来校一住七八年，就是六十岁了。也即是说，郑天挺从来天津到回北京，七八年来，吃住都在杨石先家里。

一个单身副校长，住在校长的家里，写到这里，我眼睛都湿了。

只有这样的“追”，才能见出历史的真相，也才能见出传主品质的高尚。

4

该着“堵”了。

按说“堵”和“截”差别不大，区别在于，堵，我方是静态的，等着敌方过来抗击之；截，是敌我两方都是动态的，只是我方的动作更猛些，插入敌前逆袭之。

这是指实战，写人物传记借用，又有不同。对虚高的评价，据实以核，可说是堵；不实之词摈弃之，可说是截。堵者挡也，截者弃也。

道理讲清楚了，先说要堵的。

杨石先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何时任职，又是如何任职，几种文本上说辞各异。王文俊《杨石先光辉的一生》（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文中说：“西南联大时期，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1943年任教务长。”杨光伟的《杨石先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上说：“西南联大最早的教务长是个国民党分子，学生对他的意见很大……1943年，原来的教务长做不下去了，提出了辞职。大家认为杨石先办事公正无私，便推选他兼任教务长。”

两文均用了“推选”，意在说明杨石先品德好，学问好，众望所归。说前任教务长是个国民党分子，不管是真是假，意在说明杨石先是个进步的，至少是个正派的教授。

杨任教务长一事，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有明确的记载。为省篇幅，不抄录了，改为叙事。

1941年10月15日，梅贻琦在昆明西仓坡主持联大常务会，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樊际昌提出辞职。讨论许久，不得解决。梅坚谓常委会主席、总务长、事务主任不宜由一校人担任，且总务长若再以沈履继任，则常委会竟是清华校务会议矣。

到了11月13日，下午三点又召开联大常委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因汽车在途被阻未赶到。到了四点，先开联大校务会议，五点半再开常委会议，通过改聘周炳琳为教务长，杨石先暂代；沈履为总务长。第二天下午接沈履辞职信，当即再致函郑天挺，促其复职。

隔了两天，11月17日，杨石先到教务处任事，郑天挺来相商，须下星期方可复职。

统观梅贻琦日记，联大的人事安排，主要由他与北大校长蒋梦麟相商而定，根本没有推选这一民主程序。梅蒋两人中，蒋基本不管事，人事安排，可说全由梅做主。梅在人事安排上的一个原则是，他已是常委会主席，下面大名头的职务，尽量给了北大和南开。原先的教务长樊际昌是北大的，再选的周炳琳还是北大的。周当时被教育部借调到重庆，整顿中央政治学校，不能履职，那就只有让南开的杨石先暂代了。

选南开的人，为什么选杨石先而不选旁人呢？仍关系着联大领导层的格局。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不设校长，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常委共同负责，值班的常委称常委会主席。蒋梦麟淡泊，不管事，张伯苓常住重庆，料理南开中学事务，好几年了，只能由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主持联大校务。所以选杨石先，最大的一个理由是，杨石先是张伯苓信任的南开校务负责人之一。张伯苓在重庆期间，指定的三个校务负责人，分别是黄钰生、陈序经和杨石先。黄原为建设长，新近又出任师范学院院长，自然不予考虑。陈序经一来昆明，便是商经学院的院长，也动不得。再选一个委以重任的，只能是杨石先了。至于说杨石先怎么个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杨石先担任教务长后的种种作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4月）中多有记载。摘取此书材料，在我的《杨石先传》中足足写了两节，多达万余字。

再说一件事。

1923年，杨石先与李济同时应聘到南开大学任教，好几个文本都说李济是教授，杨石先也是教授。《杨石先生平记事》1923年项下说：“9月21日，《南开周报》第68期报导，南开大学今年暑假所聘之教师有：化学教授杨绍曾先生。”其他几个文本未明确说杨一到南开就是教授，看行文的语气，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杨在康奈尔大学，仅获得硕士学位，一到南开就给了教授，不说物议了，以张伯苓的精明与自尊，断不会如此处置。

我记得看过写郁达夫的一篇文章上说，大约也是1923年，北大经济学教授陈某某赴苏俄考察，所遗课程由郁达夫暂代，给的名分是统计学讲师，月薪120大洋。郁是本科毕业，来北大任教连教授资格都不给。

还有可比衬的。1926年何廉获耶鲁大学博士回国，就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起薪给的是180元（大洋）。据此可知，180元该是南开聘任教授的最低薪水。

《杨石先图传——纪念杨石先诞辰120周年》上有图片，为《南开学校大学部教员录》之一页，上载杨石先1923年到校至1927年，历年所任课程、课时及薪金。1923年起薪为130元，到1925年增至235元，此后两年不变。比照耶鲁博士何廉的起薪，怎么都不能说杨石先一到南开就是教授。到了1929年，杨执意要去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固然有求知若渴的一面，与硕士学历在南开受的待遇，怕多少会有一些关系。须知张伯苓办学的眼界极高，杨石先他们那一茬的教师，理工科几乎全是博士。

像这类事，“堵”回原位，一点也不影响杨石先日后的如日中天。

5

说罢堵，来说截。

堵是辨析了之后还要肯定，截，干脆就是不要。

写传记，资料越多越好，莫非还有资料到手而舍弃不用的吗？原以为不会有的，看的多了方发觉还真有不能要的。比如一些溢美之词，在某个历史时期，听起来“杠杠的”，时过境迁，怎么看都是对传主的一种伤害，不是政治思想上的，而是人性人品上的。

这一节所引的材料，就不说文名与作者名了。所指摘的，仅是作者行文中具体的措辞，毕竟我作为一个后来的写传者，得人家的好处还是多些。我不是什么厚道人，但这点良知还没有全泯灭。

就看过的材料而言，杨石先此一生中，回拒或抗争的事件共有四宗。对这四宗事件，书写者有不同的措辞。

第一宗，上清华学堂时，拒绝了给他看过病的校医、也是神父的一位外国人要他入教的劝告。作者说，这件事让杨石先感到厌恶，当神父说了自己的要求之后，他先是惊愕地站了起来，惊恐地说：“不，我不入教！”

第二宗是1945年，杨石先公派赴美国考察教育，并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兼研究员。到了1947年，该回国了，该校化学系主任兼研究院院长挽留他说：“你们国家正在打仗，华北就要成为战场，你可以把家眷接来，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我们非常需要你这样有才干的人。”杨石先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国家更需要人，我要把我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踏上了归途。

这件事在另一个文本里，同样是回拒，杨石先是这么说的：“你们这里人才济济，我去不去，你们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我们国家不行，非常需要人，我不回去，有的工作就没法搞上去。”对方又劝他是否再工作两三年，等局面稳定了再作归计，他仍是谢绝，说：“国内局面很难估计，二三年未必能稳定。现在南开大学急需我回去，我不好再留了。”

第三宗，是1943年，杨石先正式就任联大教务长之后，奉命去重庆，参加设在复兴关（原名浮图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蒋介石亲任训练团主任，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任为段锡朋（原文是段锡鹏）。一次段找到杨石先说：“蒋主任要亲自介绍你参加三青团。”杨石先回绝说：他是搞教学的，搞科研的，没有时间再参加三青团。段非常不满地威胁说：“你不参加三青团，怎么做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务长？”杨很坦然地回答说：“不是我自己要做教务长，是大家逼我的。等我把应该做的几件事做完，一年以后，你们可以再找别人来做教务长，那时候你们再来动员我来参加三青团吧。”文中还说，他的刚正不阿得罪了蒋介石等人。

第四宗是十年浩劫后期，杨石先被送往农村“改造”，他能默默忍受。而当听说元素所的中试车间将被毁弃，他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简直胡闹，岂有此理！”他用颤抖着的手写了一张大字报，指责毁掉中试车间是对人民的犯罪。跟对方当面抗争时，他浑身抖动，把手攥得紧紧的。

现在来分析一下这四次回拒或抗争，杨石先的神态动作和言辞，是否合乎他其时的年龄、身份，还有他的性格与做派。

第一宗，他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有人劝他入教，惊愕乃至惊恐都能说的过去，对方劝说多了，有些烦是正常的，怎样厌恶就有些过了。毕竟这个校医刚给他治好病，还劝他好好锻炼身体，是劝他入教，非是劝他作恶。

第二宗，前一个文本有些生硬，后一个文本也还委婉。

第三宗就过分政治化也英雄化了。杨石先回答段锡朋的话，有点样板戏上沙老太太怒斥敌顽的口吻。作者可能不知道段锡朋是何等样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又是受一位爱国企业家资助，与傅斯年等共五人一起留学的“放洋五同学”之一。就是在国民党政府里，也是有名的清廉正直之士。他就是奉命劝杨石先加入三青团，也不会说出那么低俗的话。再就是，入了什么才能当什么，是中国当代人的做事理念。在那个年代，有这个迹象，并没有成为普适的法则。同样是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抗战时出任农本局局长，后来当过经济部副部长，在自传里说他一直未加入国民党，不也一样干着，这又怎么说？

第四宗里的发火，动怒，甚至浑身颤抖，最是荒唐可笑。这绝不是杨石先这样教养，这样身份的人做出的事。好几篇回忆文章里都说到，杨石先是个少言寡语、面容冷峻的人，看到不满意的事，多半是皱皱眉头。有人记述过一件事，最能见出杨校长的脾气。

1957年5月中下旬，搞大鸣大放，全校各系各部门提出不少意见，王瑞菁在校办公室工作，上面让他和几个同事整理这些材料。正好那几天杨校长去北京开会，上面就让他在校长室工作。各处送来的材料越来越多，他们就分别摊在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甚至也摆在地上，反正要持续干，每天下班也不收拾归拢。一天早上，杨校长来到办公室，看到桌上敞着口的墨水瓶，横七竖八的蘸笔杆，到处都是的纸张。王瑞菁一见校长来了，以为准要发火，没想到杨石先只说了一句：“屋里怎么可以搞得这么乱。”就皱皱眉头转身走了。

以我的揣想，其时学校的掌权者要毁掉中试车间，杨石先是会找见劝阻的，话嘛，怕只会说句：“这么做不好吧！”便扭身走了。什么拍案而起、浑身颤抖，他们不配，杨石先也不会给。

这类时髦而又不着边际的话语，还不该截而弃之吗？

6

说了这么多，非是说用了这几种“战法”，可以完满地体现出杨石先的业绩与人格。怎么可能呢？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说是补苴罅漏，聊胜于无。有的地方，没有过硬的材料是无法下手的。比如我的意念中，有两个题目，自认为该写也能写好，而用这种“包抄”的办法，却绝难完成，一是《杨石先的文学情怀》，一是《杨石先的书信情结》。

其文学情怀有一事可证。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邢公畹是个语言学专家，在西南联大时入职南开中文系，战后复员，回到天津南开，住在杨石先后排的院子里。两人交往不多，早晚相遇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杨宅前有个院子，杨爱在院里莳弄花木。有一天，邢与另一同事从系里开会回来，经过杨石先门前，看见一种长长枝条、开满黄花的植物，不知叫什么名字。杨石先提了一把水壶，正在浇水，他们进去相问，杨说：“这叫荼藤花，是一种蔷薇科植物，春天完了才开花，‘开到荼蘼春事了’嘛。”邢公畹一听杨说到这个断句时的语音节奏，就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素养的，这引起了他对杨极大的兴趣。

至于书信情结，起初是我的一种猜测。瞎子耳朵必灵，聋子眼睛必亮，不爱说话的文化人，笔头子必勤。先是这么想的，有了这个想法，就会留这个心。果不其然，此公不光爱写信，且一写就长。

再一个佐证是，杨石先的毛笔字写得好。不是别人说写得好，是他知道自己写得好。八十多岁了，南开校园的周恩来纪念碑的文字，是他拟的，也是他用毛笔写下上石的。书法漂亮的人爱写信，等于口才好的人爱演说，一个是说给千人听，一个是传到千里外。《颜氏家训》有言：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说实事吧。

联大化学系助教蒋明谦，1941年考取了清华第五届公费留美生。学校指定了国内导师三人负责指导，其中一人是杨石先。出国前，他给三个导师都写了求教的信，只得到了杨先生的回信，而且是十多页的长信。非常认真而详细地对选择学校、导师、课程，甚至行装、旅途以及国外礼节等做了全面的指导。（蒋明谦《杨石先师为我指明进学之路》）

胡孚琛“文革”前考上南开化学系，“文革”中毕业，分配到一个荒僻的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心情不好，有些消沉。在那里，不断收到杨老师的信，还将一部身边珍藏多年的善本《战国策》和郑板桥的《范县诗抄》寄赠来作为纪念。农场劳动结束后，胡留在当地工作，用非所学很是苦恼，不时将自己的境况写信告诉杨老师，每次都能很快收到杨的回信。离校十五年，年迈的老人给他写过四十多封信。

杨传已写完，还要过一遍，我拟在定稿前，在全书的后部（倒数第二第三节的位置），增加两节，节名即此两项的题名。内文呢，写不了多少。文学情怀一节，写上知道的两三件事；书信情结一节，开列名单说明曾寄给谁多少信，一两封的注明是什么信。天假以年，我能补上我补，我补不上，但愿有心人会给补上。比如蒋明谦名下，就说有杨的长信一封十几页，胡孚琛名下就说，有杨石先信四十几封。不用多，这两个人将信披露出来，书信一节就实实在在了。

将来出了的《杨石先传》，我是说这个长的，不是一本写得怎样的书，而是一本怎样写成的书。我希望这样写下的书，不光对做学问的人有所借鉴，就是对学理工的人也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