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落款与用印小议

许俊

對于画家来说要有全面的文化素养，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前提条件。而对于中国画家来说学习诗文、书法、篆刻是直接关乎中国画创作与品位的基本要素。例如，近现代中国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在这些方面都可为高手，亦可在每一个门类中堪称大师。从画面上看，一幅完整的中国画作品一般包括绘画形象、书法款识和篆刻印章。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画来说，了解一些书法与落款、篆刻与用印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说中国书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就中国画的落款与用印而言亦有很深的学问，下面就以此谈谈我个人学习、研究与运用的体会。

中国画的落款，亦可称之题识或题记，统称为款识。款识原是指青铜器上显示的文字，有古文记述是“款在外，识在内”皆为记述其事，也有说“凹字为款，凸文为识”，后引申为中国画上落款的通称。中国画的款识始于唐以前，但至宋代还未广泛运用，自元代文人画滥觞而成为常态，或说成为中国画的一部分。古人谓书画同源，亦有书画同法之说，是指用笔的起源和法则相通。落款可分为：署名款，画家签名；上款，是画家将作品赠与他人的姓名及称谓；题目款，是作品的标题；落花款，画家在作品中所题写的诗文杂语，也有他人在作品上的补提。如以款识的字数多少来区分，字数较多的被称为“长款”，字数较少或只题画家姓名的被称为“穷款”。落款体现了画家的书法功力，所以学画中国画一定要通晓书法，不是说画家均要成为书法家，起码应根据画家自己的绘画风格掌握一、二种书体，因为这是与绘画作品上的款识有直接的关系。对于工笔画来说题款多以工整的小楷字体为宜，写意画落款多为行书，大写意作品往往以行草书为之。除使用以上书体外，亦有将篆书和隶书用在款识中，且多用在题目款上。当然，题款书体并无定法和严格要求，大多数画家一般常用行书，不过运用何种书体是由画家个人专长和志趣所选，但书体与绘画的用笔形式一定要统一。画中题款字体宜小不宜大，避免喧宾夺主。款识应该以画面的需要和协调为准，但也有相反为之的亦别有情趣，有时破“格”往往又可得新意，其中分寸与度的把握全凭个人的理解和运用。款识是要根据画面的整体布局来设计安排的，它能使画面布局紧凑、画面平衡、构图完整等。题画时画家常在姓名（或字号）后写上“写”“画”“制”等字，对这些字的理解，决不能局限于字面的意思。“写”即“泻”，“泻”是倾泻画家情感的意思。“画”即“化”， 是画家用心感化的意思。“制” 即“志” 是为体现画家之志向。在此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题“写”就是画的写意画、题“制”画的就是工笔画。例如齐白石、潘天寿就常常在其大写意花鸟作品上题写“制”字，这就可以说明题款的用字中也有着丰富的意趣和内涵。落款已成为一幅完整中国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款识中的诗文亦可增强画之意境，题款显示的书法艺术亦可体现出我们民族绘画的独特风格。

中国画上印章的使用是从元代以后广泛兴起的，现在已成为中国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画家使用的印章的大小如何，是阴文还是阳文，红红的一块颜色在画中是非常醒目的，是一幅中国画的组成部分。我以为，学画中国画，不但要学好书法会落款，最好也能治印，这样一幅中国画才可称之为“独立完成”之作。如不会治印，于此也不必强求，但起码对印章的使用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印章的使用有着特定的法则，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体现了华夏先民朴素的辩证思维。如果一张中国画作品，在用印上不讲究，对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效果也是要打折扣的。总体来说，一幅作品上所用印章的风格，要与作品的风格相一致。但绝不是以豪放浑厚（如吴昌硕的印风）与精巧细致（如黄牧甫的印风）的区别而简单对待的。要根据画面给人的整体感觉和画上题字的大小，以及书体的风格而决定。一般为用印的大小等同于题款中姓名的字体的大小，或比其字体略小为宜。阴文、阳文印章的使用要根据题字数与整幅画面的轻重关系来定。我们常见古人于落款处用阴阳两方印，其阴文为画家的字或号，阳文多为画家的姓名，也有反之而为的现象。阴阳文印章同时使用也是很讲究的，一般阴纹印章在上，阳纹印章在下。如是方形与圆形印章连用，一般方形印章在上，圆形印章在下。如清代画家石涛、现代画家张大千的用印亦是很好的例证。前人对此用法并没有细说，但用中国传统文化去释解，就可以说得很明白。比如《易经》中就是用阴阳变化来释“道”的。阴可以解释为代表坤（地），阳可以解释为代表乾（天）。在《易经》中有六十四卦，按古人之说六十四卦的排列有着内在的根据与联系，而这种排列是以乾坤为首，象征着世间万物开始于天地阴阳，“乾为阳，坤为阴，和之为天地。”在《易经》卦象中，坤在上乾在下是“泰”卦为大吉，而乾在上坤在下是“否”卦，是为最不好的卦相。因为地在上、天在下与我们所知的自然常态是相反，而这相反正体现着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变化亦代表着生命的运动，只有运动着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又如，以北京城的地坛和天坛的建筑布局为例，亦是按“泰”卦设置。天坛建筑为圆形，地坛建筑为方形，在中国古代的阴阳学中既有“天圆地方”之说，天“圆”象征着运动，地“方”象征着静止。地坛在内城之北，天坛在内城之南，北为上南为下正是地理图标的定式。在这里“阴与阳”“坤与乾”“地与天”“阴与阳”“方与圆”，两者一上一下的结合构成了大吉的“泰”卦。北京城正是处在这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泰”卦气场中，这是古人建造北京城时精心细致的设计和安排。从《易经》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和辩证思维，到京城的“天坛”与“地坛”的南北布局，再到书画中阴阳印章的使用，它们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画中除款识用印外，四个边角，或画的四边，都可以用印，这些被称之为“引首章”“压角章”“边章”，亦统称为“闭章”。一幅画用印多少，要看画面构图的需要，一般以奇数为好，并注意阴阳印章交替使用。印章除有平衡画面、完善构图外，印章内的文字也有很丰富的内容，有记书房画室斋号的，有记年代年龄的，亦有体现画家的志向和情趣的，这给中国画作品又增添了更多内含。

中国画的落款与用印，作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画面产生的相互生发、相互变化、相互作用有着重要影响，作为画家是不可忽视的。而作为观者来说，解读落款与用印，也是欣赏一幅中国画作品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

许 俊

字畅之，号黑山扈人。1960年生于北京。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重彩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外聘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