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提问日常

没人注意到，这是一块坏掉的广告牌。

明亮的灯光，由绿、黄、红三种主要颜色组成的塑料布已经从灯箱中脱落，不过它还是一幅《新广告》。这是在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推出的首个联合策展项目，陈维的“Make me illusory”用这样一个作品作为海报。“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平时看到的广告牌十有八九都是有损坏的，但人们的大脑将这些破损和不完美进行了自我重塑，我们看见这个LED灯一直在发光，而实际上这个广告牌是坏的。”

陈维从这件新作开始，谈起了他的思考。

“很多居民楼就建在高架旁边，或者说高架建在了居民楼旁边，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规划，但住在里面的人就要学会与高架上穿梭的汽车噪声一起生活。”

这种对生活中极致细微的观察贯穿在陈维的创作中，他总能发现到城市脆弱的那一面。陈维大量的作品发生在夜里，“到了晚上，等所有东西安静下来，人好像退场，只剩下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环境在叙事，叙述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点很迷人，虽然人离场了，但是他可能讲的故事反而更多。”

可人们最终会适应这样的不舒服，并当作日常的一部分生活下去。就像疫情带来的影响，从一开始对病毒的无知，到逐步认识，并意识到病毒会长期与我们共存下去。口罩、测温和扫码成为我们的新日常，也许有一天病毒会远离生活，不过消毒水的味道将永远留下来。有些不舒服，甚至是不方便，但我们也已经习惯了。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病毒都放大了这种天然的脆弱，但就像我们看见的那面广告牌一样，我们关注的不是损坏的部分，而是亮丽的LED灯光，我们有着适应这份脆弱的韧性。

如果回顾陈维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寻求某种转换。一种是身份上的，从音乐人、摄影师再到概念艺术家;另一面则是作品呈现，看他早期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类似舞台剧的悬念和怪诞感，之后，他逐渐关注具体的人群与生活场景，沿袭以往对光和空间感的把控及戏剧性的呈现，接连创作出表现年轻群体于社会中的孤独感的“俱乐部”系列，表现城市发展背后潜在冲突的“新城”系列等社会关怀与自我认知都更趋深刻的系列作品。

这个过程陈维也试图用身份的转换来攻克那些创作上的瓶颈。2008年，陈维从杭州搬来北京后，他发现自己突然什么都不会了，失去了创作方向。他明白，自己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建生活。“你知道摆脱瓶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直面瓶颈。瓶颈无非就是让你感觉，路变窄了。”

回想自己最初的创作，那时陈维更多的身份认同是音乐人，即使他已经开始了影像创作，但从未把自己当作一名艺术家。尽管斜杠青年这个词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但陈维确实掌握了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的度，每当走向一条变窄的路时，总能找到转角之处。“我可以是一个音乐人，也可以是写作者，当我再去看同一件事情，就发现其实不仅是视觉上的问题，它是语言、声音，还可能是更加抽象的，体验性质的东西，学会多方面去思考瓶颈的时候，你始终都会有路可走。”

“俱乐部”系列也由这种转换而来。2012年，做完上海的一次个展之后，陈维意识到，之前那种创作方式不能持续下去了。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去拍跳舞的人，一开始这像是一个系列作品的计划。然而，这个“跳舞的人”成了整个俱乐部文化的切口，陈维第一次有了“项目”的概念。他要学会像搭积木一样，把周边拼凑起来，让人物自己去发生故事，让事物自己来说话，而不是由他来“导演”所有。自从有了项目目标，瓶颈也在远离陈维。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艺术形式，陈维的作品也呈现更多元的表达，场景离开夜场，走向数字世界。

回到现场，展厅中央的《协奏曲/弹幕》通过视频、互动及声音数字转换的形式，以网络上盛行多年的弹幕文化为媒介探索交流的有效性，并邀请观众共同参与，在作品中自由开启数字社交的大门，展开一场匿名与真实难以判断、自我表达与他者回应不断割裂的多维体验。这点出了展览的另一个主题——数字时代下，我们是谁？

“网络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在上面交流，在屏幕背后，都只是一个个ID。”

陈维不认为身份认同是年轻人才有的问题，包括大家在讨論的元宇宙，好像一切新的概念都是来自年轻人的，他不想被这样的节奏带着走。“我们接下来的作品可能会更多走向虚拟和未来，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面临的问题。之前人们的身份问题还主要来源于现实世界，你来自哪里，有怎样的文化背景，现在我们还有虚拟身份的认知，或许未来这个问题还会更复杂。”

就如同新作《Light me》（点亮我）系列是一组介于摄影及视频之间的作品，也是数字时代人们用以代替言语交流的新产物，作品中的人物面对屏幕并身处黑暗之中，预示着所在的真实环境并无意义，是孤独还是忘我亦不得而知，这个问题需要每个观众自己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