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博物馆馆藏汉代精品文物鉴赏

黄培培 焦艳宏

（青海省博物馆，青海 西宁 810001）

汉初，在武帝“击匈奴，隔羌胡”的大背景下，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在青海河湟地区设立具有军事和邮驿性质的西平亭、长宁亭、东亭，并于宣帝神爵元年（前61）后沿湟水流域屯田设防、修缮乡亭、道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建设，设置护羌校尉、金城属国，隔塞羌、胡（匈奴）交关之路，打通了中原地区通往河湟地区的交通线路，汉王朝势力得以沿此通道深入河湟地区，经营河湟。此后汉王朝一面实行屯田驻守、移民实边的策略，做好长期驻守河湟的准备，于宣帝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平定西羌叛乱后开始屯田戍边。屯田既解决了驻守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也使汉王朝占据了青海东部地区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对青海西部地区时常起兵反抗的西羌部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屯田驻守、移民实边也使大量汉人涌入河湟地区，这也就是青海河湟地区汉墓众多的主要原因。

汉王朝对河湟地区的经营带来的不仅仅是边疆的稳定和政治的统一，更主要的是将中原汉文化带到了河湟地区，从此汉文化成为河湟地区的主体文化，直到今天，这是汉王朝经营河湟地区带来的最为深远的影响。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汉代出土文物，从器物种类到器物形制，无不体现着与中原汉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下文选取了青海省博物馆馆藏部分汉代精品文物做一简单介绍，从而说明汉代河湟地区与中原汉文化区域之间联系的紧密性。

1 汉木轺车（图1）

图1 汉木轺车

这件汉代木轺车1977年出土于西宁市彭家寨村，由车舆、轮、辕、槽、伞盖、马等部分组成，直辕与舆底相连，木辐17根，伞盖插有20根木弓，以圆形帛布作顶。马则分别雕制头、颈、身、腿、尾后对接而成，整件器物除马的眼、鼻、口腔彩绘装饰外，马体、伞盖、伞柄、车体等均涂以黑色。这套马车作为明器陪葬于墓中，其尺寸小于平常之车马，但比例协调、匀称，木马形体健壮，两眼前视，似昂首嘶鸣。197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也出土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木轺车，唯尺寸较大。

轺车是东汉最常见的一种供人们乘坐的单马驾驶的双辕车种，车有舆，舆中央竖伞盖，四面通。西汉后期墓葬制度结束了先秦时期殉葬真马真车的习俗，而以木制或陶制的马、车模型来替代。流行于汉代中原地区的随葬轺车模型的风俗也随汉文化的西渐，在青海地区盛行。这套车马虽非真物，但同样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关于轺车史料多有记载，《晋书·舆服志》载：“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汉世贵辎而贱轺车，魏晋重轺车而贱辎。三品将军以上尚书令，轺车黑耳有后户，仆射但有后户无耳，并皂轮。尚书及四品将军，则无后户，漆榖轮。其中尚书监令如仆射、侍中、黄门、散骑、初拜及谒陵庙，亦得乘之。”

类似的轺车在河北安平逯家庄壁画墓①、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②壁画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尤其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轺车旁还有“长水校尉时车”“郎中时车”“供北陵令时车”“巴郡太守时车”等墨书榜题，注明了乘车人的身份。从官秩考察，“令”乃秦代设官，执掌一县的政务。当时规定，万户以上的县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万户以下的县设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③，汉代则延用秦代官制。这件木轺车与河西走廊及中原汉地出土木轺车形制无二，足见这一时期河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且从上文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轺车旁榜题乘车人的身份看，随葬这辆木轺车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汉王朝派驻地方或在当地委任的一位秩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吏。

2 汉摇钱树（图2）

图2 汉摇钱树

汉摇钱树1996年出土于平安县古城北村一座汉代砖室墓。在墓室中发现了许多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件木制摇钱树，器座为山峦形，上绘以芸草、树木及神兽等纹饰。器座上置一立杆，杆上用许多竹签连缀双彩饰鱼形树叶，树顶置一木雕鱼。这实为摇钱树的一种变异，在全国属首次发现。中国人喜爱鱼，更赋予它一定的人情味。先民曾把鱼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认为它是通天地、生死的神使。早在原始时期的彩陶上，就出现了许多优美生动的鱼形装饰形象。由于“鱼”与“余”音同，故在传统习俗中视其为吉祥物，常用来比喻富余、吉庆和幸福。

摇钱树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发现于四川彭山崖墓中④，后大量出土于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东汉墓葬中，青海东部地区东汉墓中也时有发现。汉代墓葬中之所以随葬摇钱树，或与其具有祈求财富、升天成仙、丰产社稷和原始树崇拜等多种意义相关，是汉代不同区域丧葬观念和丧葬习俗的集中体现。目前关于摇钱树的性质和内涵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神树说，认为摇钱树表达了驱鬼辟邪和仙居长生的意图，从其造型看吸收了神树的天梯功能，是死者灵魂进入天国仙界的特殊工具⑤，这与汉代灵魂仙化升天的丧葬观念有紧密关系。二是长生富贵说，认为摇钱树从其直观形象看就是对财富最质朴的向往和追求，因为很多摇钱树在其枝叶上挂满了当时通用的圆形方孔五铢钱。三是道教法器说，认为摇钱树是道教《太平经》中描绘的太平世道美妙蓝图的形象体现⑥，但这一观点也受到不少质疑，质疑者认为摇钱树分布范围远远超出当时道教势力范围⑦，因此道教法器说的观点有待商榷。

3 汉釉陶灶（图3）

图3 汉釉陶灶

这是一件随葬明器。汉代的明器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生活实用器，即墓主人生前所用器物，一般为埋葬于葬室内的小型器物，如陶壶、陶罐、陶盆、铜方、铜镜等；第二类是葬墓专用明器，也称模型明器，是并没有实用价值的各种物品的模型，如生前衣食住行所用器物都被做成缩小比例的模型明器放置在墓室内随葬，主要包括仓、灶、井、碾房、圈厕、院落、楼阁以及家禽、家畜俑。此件釉陶灶属于第二类，灶面为长方形，灶壁饰黄绿釉，灶面为模制。灶为两个火口，灶面模印有炊厨具，如刀、叉、案、钩、勺、铲等，各种炊具一应具备。还印有龟、鱼等动物纹饰。龟为祥瑞动物，寓意着延年益寿、长生不老；鱼则意味着“年年有余”。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陶灶通体施釉，在青海汉墓出土的陶器中是较为少见的。根据出土文物判断，釉陶器于东汉中晚期在今青海地区出现，并且在形制、釉色等方面均与中原地区的陶器非常相似，表明了这一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出土的釉陶器主要还是受到了中原汉地的影响。

4 汉青铜弩机（图4）

图4 汉青铜弩机

弩的出现是古代兵器制造业的一大变革，是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远射兵器。自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军进驻河湟以来，中原先进的军事器械也随之被带到了河湟地区，在青海的很多汉代墓葬中都能见到当时先进兵器——弩的构件。其中在大通上孙家寨乙区M8中出土的这件青铜弩机较为完整，主体是郭，郭上作望山，为瞄准器，牙与望山连铸，牙下连接悬刀（即扳机），钩心联动悬刀和牙，两个枢用来装配机件。张弦装箭时，将箭置于弩机面上的矢道内，使箭尾抵于两牙之间的弦上，然后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向后扳动悬刀，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射出。

弩机在墓室中的器物组合和摆放位置，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弩机与箭矢或竹弓同置于椁室一侧，如长沙的两座战国墓中出土有弩机、弓矢等随葬品；第二种，作为战车的装备随战车一起下葬。

青铜弩机主要成分为铜、锡、铅。《考工记·叙》将制作弩机专列为一门工种，可见其重要性。与弓相比，弩的结构精良：其一，弩在木臂上前有槽可稳定箭矢，后有望山可以瞄准，能更准确射击目标；其二，弩将弓固定在木臂上，增大了弓的张力，因而箭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后随着火药的发明、火器的出现，强弩在战场上逐渐消失。

5 汉铜玄武砚滴（图5）

图5 汉铜玄武砚滴

“铸兹灵龟，体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润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写素，经纬群言。”这首晋代傅玄写的龟滴铭，将龟滴的制作、外观、用法以及用途等很形象地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体现了作者在“申情写素”之时对龟形砚滴的钟爱。这件汉铜玄武砚滴1980年出土于青海省互助县高寨乡的东庄汉墓中，砚滴成龟形，龟口衔一小杯，昂首直立。龟背中央为筒状注水口，通龟腹空腔，一条蛇盘卧于注水口周围，龟壳鳞甲清晰，整体器物铸造精美。使用时，将水从龟背部入水口注入腔体，然后通过龟口（口中有小孔通龟腹）流到小杯中。整件器物将灵龟与砚滴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其不仅实用，而且极富观赏性。

在古代，龟被人们奉为神物，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玄武，它同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之神，其形象就是龟蛇相缠的结合体，因而这件铜龟砚滴，又被称为玄武砚滴。1973年四川省温江大邑县五龙公社出土过同样形制的玄武砚滴⑧，与铜玄武砚滴同时出土的还有60多块带“建安元年六月造作”纪年铭文的砖，据此判断该墓葬年代在东汉末年，那么铜玄武砚滴的年代最晚也是东汉末年。

砚滴是一种研墨用的滴水器皿，作为古老的传统文房器具，用来贮水供砚磨墨，是古代文人习字、作画和写文章不可或缺的用具。随着文房功能的不断提升，由文房四宝派生出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砚滴便是其中之一。这件铜玄武砚滴的出土表明这一时期中原汉地浓厚的文风已然吹到了青海河湟边地。

6 汉龙虎纹铜镜（图6）

图6 汉龙虎纹铜镜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汉晋墓葬群出土，铜镜圆纽圆座，座外龙虎纹饰，外有一圈铭文——“尚方作镜真大好功工刻成之文章浮云连四方交龙白虎居中央子孙”。铭文外圈饰栉齿和三角纹、水波纹，纹饰精美，铸造精致，光鉴照人，是汉代铜镜的主要品种之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的缩影。

铜镜铭文往往是墓主人或墓葬营建者内心需求的强烈彰显，这其中常见的如对长寿的渴求、对富贵的追求、对高官厚禄的向往，而这枚铜镜无论从铭文还是青龙白虎四神纹饰看，主要体现了趋利避害的辟邪思想。汉代在追求富贵功名的大氛围之下，人更加地希望能够迎合美好的愿景而不希望不利的事情发生。汉武帝以后，谶纬思想弥漫，神秘的环境里，更加加重了对去除不祥——辟邪的重视和依赖。在汉代人心里，去除不祥的精神依靠就是四灵和顺阴阳⑨。

铜镜是青铜制成用以照容的生活用具，为人们所喜爱。我国今见最早铜镜属齐家文化时期，即1976年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七星纹铜镜⑩。战国时铜镜开始流行，并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发展演变。两汉时期制镜工艺得到长足发展，铜镜版式层出不穷，首次出现铭文铜镜⑪，且大量采用高浮雕的铸造技术。汉武帝时设立专为皇室制造御用物品的官署“尚方官”，“尚方”铭文铜镜即出自“尚方官”，因此大都纹饰精美，铸工匀细，是汉代铜铸的主要品种之一。此外，由于两汉时期大一统政治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也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趋于一致，孙家寨遗址出土这面铜镜无论形制还是纹饰和铭文都与中原地区极为相似。

注释

①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②李昌韬，王彦民，陈万卿.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J].文物，1996（3）：18-27，97-98，1-2.

③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④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⑤邱登成.汉代摇钱树与汉墓仙化主题[J].四川文物，1994（5）：20-25.

⑥鲜明.论早期道教发物摇钱树[J].四川文物，1995（5）：12.

⑦周克林.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J].四川文物，1998（4）：15-22.

⑧丁祖春.四川大邑县马王坟汉墓[J].考古，1980（3）：282-283.

⑨邓林.汉代铭文镜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7.

⑩青海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⑪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M].北京：中华书局，198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