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写作理念对当下写作的启示

清末民初，科举废除，兴办学堂，学堂教育就此拉开帷幕。此时的学堂教育在白话文教学方面的经验还在开辟阶段，因此产生的教育变革也催生了一大批语文教育大家，新文化运动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在写作上倡导的理念与我国传统八股写作存在巨大冲击，与今天作文教学存在相似之处，可以为我国中小学作文教学提供现实意义。

一、从理论到实践

（一）理论背景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2卷起，易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1]，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后，《青年杂志》随迁北京并更名为《新青年》。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引发了文言与白话的辩论，“白话文运动”随之产生。新文化运动初期，涉及到教育领域的很少，大多是兴新文学，倡导白话，文言合一，反对八股文写作的呼声响亮。胡适认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2]从这八事不难发现有一些是针对八股写作而提出来的，也不难看出八股文的一些弊端，对人思想的禁锢。紧接着，陈独秀发表观点言辞激烈的抨击了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八股文写作，认为“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3]在此，陈独秀的抨击更是上升到社会文明进化与国民性的高度上，并以此来革新文学。

之后，周作人将文学指向“人”本身，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他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可以供研究之用。”[4]周作人的这一理念无疑是关注到作者本身。当时的学校语文教师大多是科举时代的产物，或是清末秀才、举员，“他们始终认为只要能把几百篇优秀的古文烂熟于胸，就不怕写不出好文章”[5]，而学生有些也是从封建旧教育制度过渡到学校教育，本身就有私塾教育的某些特征。在八股文时代，人们写作大多阿谀奉承，例如墓志铭，那怕是游记这类的文章也遵循一定的章法来写作，真正多少是“作者的文学”，多少平民又能够看到这样的文学。周作人这一口号的提出关注到“人”，无论是文学还是写作，遵从人的思想、感情。无疑将沉睡在国人体内的“人的本质”呼喊了出来。

（二）对应用文写作的重视——以刘半农为例

前面提到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现状，这些教员是科举废除之后的到学校教书，他们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还是延续朗读、背诵、默写的方式。对于写作，“以前可以拿出许多死人的姓名来，叫学生瞎论一番，……现在若要丢掉史论空论从现实的生活着想，又是很困难的”。[6]以致刘半农认为当时的学子似通非通、一知半解，满口之乎者也却不能学以致用。因此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中认为教授应用文“不好高骛远，不讲派别门户;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指纹，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7]中学生要用文字练习发表思想，还得靠作文，对于刚刚推倒八股文写作没有写作经验的老师和学者们来说把目光集中到应用文上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陈启天也认为中学国文的要旨问题便是学生“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白话文和浅近文”。[8]显然，当时提出应用文写作的口号便是希望在新文化运动的带领下，革新国文教育，使学生能够摒弃八股文这种老套的写作方式，转向更加关注学生自身思想发展的写作方式。

二、小学作文之教授——以叶圣陶为例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随着白话文逐渐流行，教材加入白话文也是自然。科举制度下产生的语文教师有着将几百篇经典的文章背熟于胸，自然能写出好文章的观念，这无异于“熟读唐诗三百四，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样的方法显然不再适合新文化运动下白话文的写作。小学儿童学写作文就像孩提学步，需要外在的长期辅助，待儿童渐渐学会便撤去这些辅助之力，让儿童自己行走。铭恩认为：“作文教授，须一方面令儿童熟练读本，培养其原动力;一方面令儿童自由发表，发展其自动力，且常为多方之练习。”[9]儿童作文的“原动力”是儿童在阅读书籍的基础上输入作文素材，在这样的积淀之下能够自由写作发表儿童的观点，长此以往逐渐内化为儿童的“自动力”。而且在这过程中教员要培养儿童独立写作的能力，这样在高年级段学习才能更得心应手。但是培养儿童写作兴趣和独立能力是不够的，还要教會学生如何抒情。“小学作文教授之目的在令学生能以文字直接抒情，了无隔阂;朴实说理，不生谬误。至于修辞之工，谋篇之巧，初非必要之需要。能之固佳，不能亦不为病。”[10]由于之前八股文写作对束缚较多，这时的小学阶段的作文更多的是让学生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即可，反而对于谋篇和藻饰要求不高。叶圣陶认为写作的本质是情思，“惟事训练情思，使学童对于周围，常常有欲了解、欲发表的冲动。更使练习语言，求发音和语调的正确;一方面能正确地传达己的情思，一方面能领解他人的言语。待感到有记录的必要时，便书成纸面的文字。”[11]这里不光涉及到写作，还有小学阶段所必备的听、说，而这些学习的材料在叶圣陶眼中其实并不难发现，就是在生活，“生活充实，才会表白出、发抒出真实的深厚的情思来。生活充实的涵义，应是阅历得广，明白得多，有发现的能力，有推断的方法，情性丰厚，兴趣富饶，内外合一，即知即行。”[12]有了这些特点，那么在写作中自然没有阿谀奉承的语言和虚假的情感。生活就正是作文素材取之不尽的一个源头，作文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难看出叶圣陶对儿童自身生活体验感悟的重视，后来这也慢慢形成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基础。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与研究到今天已逾百年历史，在今天回溯百年之前作文教学的理念，依旧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启示。首先是要培养学童独立写作的兴趣。小学学童学习写作尚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在小学阶段儿童有大量的时间参与社会实践，有较多的好奇心探索生活，写作的素材对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来说比较丰富。学童特别是低年级阶段的学童写作兴趣却没有定型，就需要教师培养学生独立的写作能力与兴趣。该如何培养呢？训练学生对生活保持观察、热爱的心，将生活中看似琐碎无聊的事情重新整理，发现其中的哲理与寓意，然后定期以文字的形式抒发学童的所思所想所感。其次是教会学生诚实地写自己想说的话。作文来源于生活，生活是作文的一部分。现在学校不少学生写作文写的大多不是他们自己想说的话、不是他们自己的经历。而教师就是要不断给学生强调要诚实的写自己想说的话，修辞谋篇在其次，有则锦上添花。这样结合实际生活经验，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长此以往，写作便有话可说，虚假的情感和语言自然会减少。

三、中学作文之教授——以胡适、梁启超为例

（一）胡适的中学作文理念

从小学过渡到中学，小学培养学童自由发表思想，独立完成写作。但“今日新教授法之趋势，虽尊重儿童自由发展，但其思想，往往难有把握，不切题旨者有之，前后重复者有之，层次杂乱者有之。此等现象，比比皆然。欲救其弊，文式之研究尚焉。”[13]可见，学生由小学不步入中学之后在写作方面的缺点开始暴露，如果在中学教学阶段再遵循这样的写作教学，对学生的终身发展也不是很有利，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开始做“文式”的研究。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认为：“文法与作文有密切关系的，是不能分离的。现在中学三四年级才教文法，真是荒谬已极。那有在国民学校高等小学已经念七年的国文，在第十年开始才教文法呢？我主张高小就应该有国语文法。”[14]胡适这里说的“文法”根据后文提到的《马氏文通》可以理解为语法，与前文提到得“文式”大致相同。可见这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作文中加入“文法”的重要性，这时胡适将古文文法和白话文文法结合起来，以此证彼，他认为这比单教白话容易，而现在加入文法，教师批改有理有据，学生知错就改。之后，胡适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一文中对中学国文教授提出几个标准，对作文的标准就是“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而理由则是“因为国语文容易学习，容易通晓，而且实在重要……可以说，中学生作古文的，都没有什么成绩。有许许多多中等学校毕业生都不能用古文发表自己的思想。然而在这几年之中，能做通顺的白话文的中学生渐渐多起来了。”[15]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在看到古文写作并不能自由发表学生的思想之后，便把这一条作为最重要的一条。在胡适看来，写作不仅要和文法相结合，还要在这基础上表达学生的所思所想。

（二）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法

虽然胡适的观点比在小学阶段更进一层，结合了文法与学生要表达的思想，但是这样的观点还是不全面。而梁启超认为“作文第一步，先把原料搜集齐备，便要判断那种原料是要的，那种是不要的。要不要的标准，要相题而定。”[16]如何选择作文素材一直都是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什么体裁的作文，在选择素材上都要慎之又慎，而标题又是一篇作文的核心，根据标题来选择素材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选择好要写作的材料之后，“学作文的人，先要自己定出个立脚点，然后根据这个立脚点把该说的话定出个范围”。[17]将范围定出来之后，便把要说的话照原样说出，“原样有两种：一、客观的原样;二、主观的原样”。[18]客观的原样适合用于写说理性文章，而主观的原样则是将作者的思想情感真实而不虚假的表达出来，也就是直抒胸臆，这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然后，梁启超就根据古代经典文言文对他提出来的写作的一些方法进行讲解。之后，梁启超在前文的基础上，再一次对作文教学进行深入的研，他认为“一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19]”。他进一步把这句话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要有自己的思想，这又包含两种要素——有内容、有系统;二是传达给别人，这里又有两个条件——“所传达恰如自己所要说的;令读者恰恰理会得我得原意。[20]”接着，他将作文分为五大类，并将这五类作文的写作方法逐一讲解清楚，然后再分点说明教授法和批改法。梁启超认为作文教学最好的模板依旧是古代经典文言文，特别是对于叙事类文章的写作，古代战争的描写手法是最值得借鉴的。从怎样选材到写作结束教师批改都有详细的研究。先把作文分类，再把不同的作文类型提出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方法该怎么运用也说得清楚，最后根据前面提出来的观点再来讨论如何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怎么教、怎样批改。

（三）对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作文教学研究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作文教学中的有些情况当时存在现在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对新文化运动期间写作理念的研究也是想从源头上寻找解决当下写作存在困境的方法。通过对源头的研究，不难发现一些与当下时代契合的写作理念：

首先，文章贵在一个“真”字。由于新文化运动期间写作教学刚从八股文写作中脱离出来，八股虚假、阿谀奉承之文遭到当时一些站在时代潮流前沿的作家，学者，教师的反对。这与后来钱理群先生所说的中学生写作存在的弊病——“说大话，套话，说成年人要求他们说的话”不谋而合。强调“真”，不仅文字要真，情感也要“真”，为了达到“真”，不少学者提出写作理念，而从实际生活，实际经验从升华出来的文章，以真实的语言记录，不仅使学生写作不竭的源泉，也是“真”最重要的途径。

其次，写作是对“人”的培养。“教育是立国之本，立人是教育之本。通过立言以立人则是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与任务。”[21]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不断被提及，在今天亦是如此;教育離不开人，写作也是。写作中尊重学生的写作权力，培养他们的写作兴趣，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力的一种释放。写作可以直击人的内心于灵魂，是对“人”的培养。

“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22]作文也是情思的训练，情感的释放。作文教学是当下教师和学生提到就头疼害怕的问题，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明国初期是新旧文化的过渡阶段，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的教学与写作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思想火花一直影响到今天，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有些写作理念对当下写作教学亦有所启示，随着实践的检验，这些写作理念并未被淘汰，反而与时俱进，对当下语文的作文教学有着许多有用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胡适.胡适文存：壹[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3]秦维红主编.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4]杨扬主编.周作人批判文集[M].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

[5]郑国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方法的变革[J].课程·教材·教法，2000（4）.

[6][7][8][9][11][13][14][15]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10][12]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16][17][18]梁启超.作文教学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0]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21]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M].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2003.

[22]叶圣陶，夏丏尊.文心[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李丹，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专业为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