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独守书事，我心甘情愿

张滢莹

2月中旬，浙江普降大雪，位于平湖乍浦镇的一条小街上飘洒着难得一见的鹅毛雪片，白雪顷刻覆盖了高低错落的屋檐。这是一条久未改造的街道，“供销社”“小卖部”等早就在人们记忆中淡出的名字仍停留在斑驳的街边店铺招牌上。临街一幢已有几十年房龄的老式职工宿舍楼里，住着72岁的乍浦食品站的退休职工顾国华。

从1983年至今，为留存岌岌可危的文化记忆，顾国华以通信、电话等方式邀请各地文化老人赐稿谈往昔，说人、说事、说书，并将来稿自费印刷为笔记体丛书，每年一卷，名为《文坛杂忆》。如今该作已有30多卷，共抢救出现代文史资料两千余篇，内容涉猎广泛，谈记忆，谈见闻，谈思想，留存下关于这一历史时期较为完整的民间文化史料笔记。

1942年，顾国华出生于平湖广陈镇，从广陈中心小学毕业后，因为偏科严重，他没能考上中学，就在父亲所开的仁寿堂中药店帮忙，跑跑腿、记记账、称称药，后来又调至乍浦水产站、屠宰场和乍浦食品站担任出纳工作，从此与学堂无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真正只有小学学历的人。”

走进他家中，几乎没有一件新家什，家具都是几十年没有更新过的老件，屋子并不宽敞，窗外也无所谓什么景色，正对着一座小型商厦已经锈蚀的防盗窗格，令人颇感压抑。房间里所有物件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最醒目的是客厅两侧陈列着的书柜，略微掉漆的深褐色柜子里一本本纸页发黄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几乎都是外国文学作品——《复活》《死魂灵》《莎士比亚全集》等，还有订阅了多年的《译林》杂志。

顾国华自小就喜欢看书，从连环画到武侠小说，后来开始慢慢接触并喜爱上苏联文学，只要能接触到的书籍，他都甘之如饴。“几乎当时出版的所有苏联小说，我都看过。买不到，就想办法借，到处找，总有地方能借到的。”他回忆说。他也曾在邮局帮人代办邮寄信件、包裹的服务，赚来的一点点手续费还没等焐热就换成了书。在那个人人为果腹而忙碌的年代，他捏着每个月二十几块钱的工资，一买书就是好几本，为此没少被家里人责骂。

这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他的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小镇上度过的——参加工作、结婚、生儿育女、退休。在这个小镇上，顾国华既没有人启蒙，也找不到同好，他几乎是和外界所有的人和事对抗，保护着自己对书对文学的情感。“那时感到孤独吗？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是孤独的。我对于文学的热爱，身边没人能理解。”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扶了一下眼镜，缓缓地说。

回想这些年的曲折历程，顾国华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我有自知之明，也深知虚名的无用。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在大小，而在是否能坚持。不管怎樣，我坚持下来了。我对自己的爱好有所交代，对老人们的信赖和鼓励也有所交代。”他说，“古今书籍汗牛充栋，别把它看得太重，就算是为民族文化加了一粒砂吧。100年后，我的书里只要有一句有用，我的努力就值得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经人介绍，不到40岁的顾国华拜会了几位文化老人。“他们在谈话时，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很感慨，”他说，“他们所谈及的过往旧人、旧事，我都觉得有趣，但听过也就忘了，于是回来以后心想，如果能成为书面记录留存下来该多好！”

他当即请人帮自己写了一份郑重其事的征文稿，寄往自己所知道的文化老人处，请他们赐稿。“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凭兴趣出发，写掌故也好，谈对当下的看法也好，因为这些作者多已是八旬乃至九旬老者，说走就走了。如果能留下点什么，即使是只言片语，将来也会是很有价值的史料。”谈到自己的出发点，顾国华说。

由于彼此不熟悉，寄出去的征文稿少有回应。“别人不认识你，凭什么信任你？经常是周折地通过别人介绍过去，我再进行自我介绍，慢慢熟悉起来，加上通讯不便利，都是书信来往，时间段比较长，但总算慢慢有了稿源。”在他的再三努力下，第一卷笔记丛书《文坛杂忆》在两年后的1985年终于问世，并由好友、书法家许士中毛笔清誊。除周振甫亲自为他撰稿9则外，集中收录了25位在文学、书法、篆刻等方面各有造诣的老先生来稿。其中一位专精书法、围棋史学的作者，85岁的徐润周先生，在寄来的稿件中详谈五代围棋大世家的历史和知名书家不为人知的风格，而他本人却在赐稿后不多久就与世长辞，甚至连自己的文章刊出都未能看到。他的离世，让顾国华痛惜不已的同时，更感到抢救这些史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说一开始是兴趣驱使，在做了五六年之后，更多的就是沉甸甸的责任感，我感到要把这个事情尽可能地做下去。”

这“尽可能地做下去”的承诺，一守就是三十年。从1985年开始，《文坛杂忆》以一年一卷的速度推出，因为鲜有出版社对此类史料作品感兴趣，每次顾国华都是自费印制200余册以寄赠作者、图书馆和资料留存。“从前没有扫描和校印，送出去扫描一年大约300元。”这笔费用，在当时占到了他工资的2/3。

至今，《文坛杂忆》已有三十多卷，仿古线装，毛笔清誊，共抢救出现代文史资料两千余篇，作者平均年龄87岁，遍及全国，也有身在美国的作者参与其中，稿件选取上以亲历、亲见、亲闻为主，但求能为史料添砖加瓦。

平日里，顾国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描稿件、校对、印刷、寄送样书、信件往来、电话联系、探望作者……这些琐碎而平凡的事早就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顾国华家里，除了书和资料，最多的就是药。橱柜上、茶几上、角几上，触手可及的都是他为妻子买的各种中西药品。他的妻子曾是镇上出名的漂亮姑娘，风华正茂时却因为帕金森症失去了自理能力，一病就是二十年，如今连言语沟通也很困难，身边随时需要有人照料。在与记者交谈期间，他一直注意着妻子的情况，随时帮她摆正歪斜的坐姿、端药、送食物。

这二十年来，他从当初手足无措的丈夫成为了现在的“护理专员”，为妻子擦身、喂药，照料饮食和起居都是他独自完成，还要往来于医院、药房配药，属于他自己编书、写信的时间总是支离破碎的。尽管如此，他从无怨言，希望能用自己的辛劳为妻子多换一点时间。

“说不辛苦，肯定是假话。”当初编著《文坛杂忆》时，妻子曾满腹怨言，觉得别人的丈夫都在努力赚钱，顾国华却在一项根本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投入了大半工资和无数时间、精力。“但一直做到现在，也就坚持下来了。”他说。妻子生病后没多久，家庭情况因为一场变故雪上加霜，他背负起巨额债务，一还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再苦再累，《文坛杂忆》的编写都没有中断。“我不懂经商，钱都是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有时候出门都不敢出，出去要坐车，连坐车的钱都要算好，一块、两块，就这样一点点攒钱。”他回忆道。

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了解他情况的周振甫曾提出约几个人为他组织捐款，被他婉言谢绝;也有了解情况的人士寻到他，希望能为他解决今后的出书款项，他仍是说，谢谢，我不接受，有困难时再找你。在顾国华心里，经济上的一时困窘并非过不去的坎，编者、著者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是维系《文坛杂忆》的长久动力——“如果我接受了捐款，一定要在后记中感谢对方才行，但在我的作者中，有许多人的境况并不比我好多少。他们一心为我写稿，从没有一分稿费，我又怎么能接受别人的经济帮助？”

并不是没有例外。在这三十年的编书历程中，顾国华清楚地记得，自己曾收过两笔财物馈赠——王世襄先生曾随信寄了他1000元，另有一位陆泳德先生也曾给他寄钱1000元。按照惯例，他都会将钱款退回，而这两次却留了下来。原因是，有一件事，他非做不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章克标老先生曾介绍他认识一位名叫周瑞深的昆曲艺术家，因知道《文坛杂忆》的作者多是高龄学者，希望他能帮助周瑞深介绍在昆曲方面的同好。“老人唱曲给我听，我听不懂，又感到不安，所以希望能帮助他找到志趣相投的友人。”在与数十位前辈通信之后，顾国华却大吃一惊，除胡邦彦曾从师任中敏而稍懂昆曲外，其余都对这门艺术很少了解。因为自觉五线谱不够用，周瑞深自创了七线乃至九线来谱制唱段，而他的几份曲谱，顾国华拿去出版社询问后，得到的答案都是此类书没有市场，不予出版。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赵景深教授在读了周瑞深的作品后，为其中一曲取名《东窗记》。这个剧本后来被送至俞平伯先生处审读，俞老的建议是，调周瑞深入京。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王传渠、郑传鉴、倪传铖、薛传纲等上海、苏州昆曲名家对周瑞深甚为敬佩，理由是：懂工尺谱者北京仅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付雪漪先生，知七弦谱者更少。

当时周瑞深已是九旬老人。“我帮他四处奔走了八九年时间，呼吁关注和抢救，当时的情景用四个字可以形容——石沉大海。”为抢救和留存这批珍贵资料，顾国华将收到的2000元加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千元现金，自费印刷了周瑞深的诗词曲著作《夷畦三剧》，附工尺谱剧本及《夷畦集》百余套，分赠国内外图书馆及有关学者。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首批世界遗产名录，昆曲的抢救和振兴终于得见一丝曙光。2003年，在顾国华和友人柯文辉的努力下，包括《夷畦集》和多个周瑞深谱曲的古剧在内的14册《昆曲古调》，终于在北京出版社得以出版，并连获多个奖项。

2010年秋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叶敏磊，为其昆曲专题的博士论文，遍访美国当地和北京、天津、扬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的昆曲专家，也来到了位于海宁的周瑞深老人家中进行采访和资料收集。事后，他告知顾国华，周瑞深是全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传统昆曲造诣最全面的唯一一位健在者。这时，顾国华已为周瑞深的昆曲保护呼吁了十七八年。

类似的经历，如帮助已故围棋史家徐润周出版全国首部以律诗详注写就的完整围棋史《围棋记事诗》，推荐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最完整的关于词牌名的工具书《词调名辞典》……只要自觉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有丝毫益处，顾国华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

在家人和亲友眼里，顾国华是个整天都想着“书事”的异类。但他总说，自己能做的太有限，若是像他这样的“异类”多一些，再多一些，有些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也许哪天就能成真了。“但如果我这样的‘异类’都不去做，还有谁会来做呢？三十年独守书事，我心甘情愿。”

責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