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文化的概念辨析、文化特征与时代内涵

周建新

摘要：群众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艺术活动中一种常见的文化存在，有着丰富的活动实践和悠久的发展历程。然而，理论界对其研究的准度、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代社会的群众文化自身承载着诸多功能，对其含义的理解和概念界定应该从多重视野去综合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作为我国群众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形态，需要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使命和征程上理解其文化特征和时代内涵。

关键词：群众文化 概念界定 文化特征 时代内涵

广义而言，群众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贯穿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渗透于各个时代世界各地民族的生活、生产活动之中，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状况和特征。本文的群众文化是狭义上的，指的是现代社会意义中的群众文化，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元视角去观察，它既是一种随时随地可见的文化现象，也是任何个人、集体、民族都身在其中的生活空间;既是各类人群都深入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成体系、成建制的强大社会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对于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众文化及其发展历程

广义群众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切文化的母体和终点。从任何一个艺术史的发展中都可以发现，艺术的种子总是在广大群众的劳动实践中发芽成长，但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最后还是要叶落归根，回到广大群众生活当中。很多专家从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角度论证了此观点，如“群众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文化的如民族性、地域性、阶级性、传承性等特征……群众文化是古老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渗透于各个时代世界各地民族的生活、生产活动之中”[1]。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群众文化历史悠久，每个时期都有其辉煌成就，形成了相应时期独特的群众文化形态，并对文化艺术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按照历史学和文化学的划分标准，可以将我国群众文化简单分为古代社会时期、近代历史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群众文化与劳动生产实践捆绑在了一起，很难分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甚至很难分清是劳动还是艺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提升以后，生产关系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群众文化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政治上，阶级的出现，社会阶层有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分，文化也分化成了宫廷文化与群众文化对立的局面;二是在经济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从生产劳动实践中得到了更大的解放，一部分人从时间、精力等方面保证了可以专门从事文化艺术活动，从而出现了专业文化艺术人群，因此，社会文化又出现了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分离;三是在文化科技上，随着人类科技文化水平的丰富，原有文化生活中的巫术、宗教仪式活动等逐渐由单纯的娱神功能转向具有休闲娱乐的娱人功能[2];四是在社会构成上，新兴城市的相继出现，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群众文化就形成了城市群众文化和乡村群众文化两条并行不悖且相互交流渗透的运动轨迹[3]。

近代以来，群众文化一方面服从于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也服从于中华民族如何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呈现出激烈的交叉融合性。这种交叉融合有三层含义：一是革命性和民族性的交叉融合，群众文化不管是以何种文艺形式开展，例如文学、戏剧、美术、电影等，其主要基调都会是强烈的革命属性和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民族性的交叉融合;二是传统与现代的交叉融合，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方面迫使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西方的近现代文明观念也随着他们的武器席卷而来，因此，群众文化与以往相比，受到了中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冲突融合;三是城乡群众文化的交叉融合，少量的群众文化设施已经建立，如“俱乐部、青年会、民众乐园、大世界;有些城市和县城还设有民众教育馆;有的农村集镇建有戏楼、茶社”，这些场所尽管“大都开展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化娱乐活动”[4]，但其城乡文化相互建构的融合意义和符号价值不可忽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群众文化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提出必须确立人民大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的思想。他坚持文化起源上的實践观和群众观，强调人民大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5]，文艺创作要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歌颂人民，为人民而书写。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群众文化的发展规模与类型均有所提升及丰富。改革开放后，群众文化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获得了长久发展，大众文化的蓬勃崛起使得群众文化的生态环境发生剧变，如何确保群众文化公益属性、群众性不滑坡，确保群众文化的可接受性、易接受性逐步提升，确保城市和乡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平衡不动摇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关注群众文化的发展问题。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6]，群众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当牢牢贴近人民生活，为人民服务，脱离了人民群众这汪活水则只能成为“无根的浮萍”被时代所遗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对群众文化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如何实现文化脱贫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文化以出色的表现形式完成了党和国家重大庆祝活动的任务要求，特别是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艺作品。[7]

综上分析，群众文化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并对中华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众文化是人群的共同劳动、生产的产物，它既是当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后世文化艺术的源头。”[8] 文化艺术从广大群众的劳动实践中诞生，有的发展成为主流文化艺术样式，有的发展成为专业文化艺术，但不管是哪条道路，最终又回归到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当中，被接受、被吸收、被批评、被流传。

二、群众文化的概念辨析

我国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总体处于自发、少量、分散、不持续的状态，甚至对于其概念界定这个基本命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正因为此，国家将“加强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提高群众文艺专业化水平”[9] 作为新时代加快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笔者认为，对群众文化的界定不能太“务实”也不能太“实务”，“务实”指的是缺乏历史观照，就事论事，就现象说现象，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实务”指的是不能太偏重实践层面、工作实操层面，对于一项工作如此界定可以，但是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未免有些太过狭窄，容易陷入事务主义，缺乏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元视角的宏观观照，难以在学理意义上有所深入。

（一）群众文化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双重困境

从实践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群众文化这一概念一直在国家相关的机构名称、政策、文件当中继续沿用，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群众文化指导处（室）”作为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个职能机构存在，但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当中已经很少出现“群众文化”这个词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采用的是“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性文化”“群众文化生活”“公益性文化事业”“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等。表面上看，这是文化用语的变换，背后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条款分割、部门壁垒带来的尴尬。如除了文化工作管理部门、体育工作管理部门、民族工作管理部门等拥有群众文化的管理职责之外，新闻出版广电系统的广播、电影、电视、出版也同样具有而且正在行使着群众文化管理与服务职能，但是因為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所以表述各有不同。

相对于群众文化建设实践得如火如荼，我国群众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群众文化研究的专著、专业教材、辅导教材如《中国群众文化史》《中国群众文化辞典》《群众文化学》《群众文化辅导学》《群众文化管理学》《群众文化引论》《群众文化大趋势》《群众文化社会学概论》等相继问世;一批研究期刊相继出版，成为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和传播的主要阵地，全国性刊物如《群众文化》《群众文化论丛》，省级刊物如吉林的《群众文化研究》、湖北的《群众文化指导》、福建的《文化之窗》、浙江的《群文论坛》、贵州的《群众文化学报》、湖南的《湖南群众文化》、山西的《研究与辅导》、四川的《群众文化学报》、北京的《北京群众文化学报》、河北的《群众文化研究》等[10]。这些研究成果和平台为我国群众文化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遗憾的是，这种兴旺的研究现象只是昙花一现，后续乏力，之后的群众文化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略显不足，以上期刊如今多数已经停刊或成为内部交流刊物，开办群众文化专业的高校寥若晨星，“在全国群众文化行业内高水平的专家也是寥寥无几，群众文化学一直没有进入国家学科门类，学科地位没有确立。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薄弱与蓬勃发展的群众文化实践形成强烈反差”[11]。

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尴尬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群众文化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误区：一是将“群众文化”中的“文化”理解为“小文化”，例如将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混为一谈;二是将“群众文化”中的“群众”理解成了“小群体”或者是特殊的群体和区域。第一种误解表现在：将群众文化简单对应成某一种或几种文化类型，如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基层文化、次文化、通俗文化;第二种误解表现在：将群众文化的受众群体简单对应成农民、工人、军人、学生，或者是乡村、社区、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接合部等欠发达地区，或者是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这种认识不只是对象的定位不准、边界窄化，更是将群众文化中的“群众”与“文化”这一整体生硬拆散。

（二）多元视野中的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概念。说简单，是因为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直处于主流文化的范畴，也是我国政府主办的文化馆（站）行业的工作重心”[12]。约定俗成指的是政府部门主导的，以文化馆（站）、公共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载体的文化现象、文化制度、文化成果。说复杂，是因为关于群众文化概念的界定有很多争论。目前的一些界定更多是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去分析，将其看作一个文化场域，对其同时代、同区域的文化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专家的观点，“群众文化是参与人数最多与最重要的文化类别……是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13]。也有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表述，“群众文化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大众传播手段……强化群众文化的传播功能，具有特殊的意义”[14];“作为一种文化机构，群众文化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15]。

因此，对群众文化的界定应该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来考虑，因为“职业”在社会分工没有大规模进行之前是不存在的。群众文化是一种社会性文化，但在“社会性”的界定上不能只停留在“业余性”“自我性”“实体性”等现象层面解析。

1. 文化学范畴中的群众文化及其分类

从文化学角度看，群众文化是人民群众自我表现、自发教育、自我服务的非职业、非商业的文化艺术。其基本属性是公益性、群体性、艺术性、日常性，公益性是由其公共文化服务属性决定的，群体性是由其活动主体人民群众决定的，艺术性是由其活动内容决定的，日常性是由其活动方式决定的。其基本功能概括起来有：宣传教化、娱乐宣泄、团结凝聚等。其活动形式包括群众文学活动、群众戏剧活动、群众曲艺活动、群众音乐活动、群众舞蹈活动、群众美术活动、群众游艺活动、群众体育活动等。其分类可按照参与者的年龄、参与主体的群体、活动开展的区域、活动内容等不同标准进行。

2. 社会学范畴中的群众文化及其特征

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分析，群众文化是我国政府主导的人民大众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一般而言，文化现象也好，文化机构也罢，抑或是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艺术活动，都脱离不了文化的社会属性。从群众文化的社会学、艺术学和传播学功能出发，群众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空间”和“日常生活”功能。群众文化构建的生活空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集合”[16]、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和文化存在，按照内容生产的流程可以细分为：生产空间、传播空间、接受空间、交流空间。也可以按照属性细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制度空间。这种文化生活空间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是个人与集体的结合。

首先，所谓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指的是群众文化不仅有专门的文化场地，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宫、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广场、军队礼堂等，还在于这些空间本身也承载着相应的文化艺术内容，以及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念、导向等。其次，所谓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指的是群众文化活动中不仅有传统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扬，也有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电子传播工具及其文化，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科技融合的电子图书室、阅览室、博物馆、信息共享产品等，既考虑当前文化发展的现实性，也照顾到未来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再次，所谓个人与集体的结合，指的是群众文化生活空间既考虑到个人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也照顾到了群体文化需求的统一性;既考虑到国家宣传教育的统一需要，也照顾到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个性化。

群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空间，其特征有以下四点：一是互动性，即群众文化是国家主导文化与社会普遍文化需求的一种互动，当这种需求与满足呈正方向时，群众文化发展便出现良性发展态势;二是开放性，即群众文化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系统，它随着群众文化需求和国家主导文化的诉求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受科技、传播和艺术本身变化的影响;三是日常性，即群众文化不是专业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它与日常工作、生活联系紧密，有很强的生活伴随性、休闲性;四是共享性，即群众文化没有阶层边界，在于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综上，群众文化终究要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17]，回归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活动当中。对于群众文化的理解，不仅要认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实践意义，例如实务性、务实性、操作性、活动性特征，还要认识到其深刻的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意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的

文化特征和时代内涵

从历时维度和实践角度去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机构、群众文化组织、群众文化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是中国传统群众文化的发展延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18] 的文化艺术样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遵从文化艺术活动的一般發展规律，具有文化艺术活动的一般特性，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的文化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创作生产、艺术呈现、组织机构、平台载体等构成要素和流程。

1. 创作生产过程的自发性

从创作主体构成上看，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群众文化的接受者、传播者，也是活动开展的组织者、创造者，他们是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广大群众，不一定是专业的音乐人才、舞蹈人才、美术人才，更多可能是在某一文艺领域具有强烈的兴趣爱好和奉献精神的人民群众。在创作实践组织上，他们也不一定按照文艺生产的流程有明确的文化组织、文化创作、文化传播、文化接受等角色分工，职能边界较为模糊。因此，群众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自为的、“无功利”的精神表达，自娱自乐、陶醉其中、享受生活是其主要目的。

2. 创作成果呈现的生活性

从艺术表达上看，群众文化是群众智慧对专业文艺的二次创作和集体创作，不管是嫁接、拼贴还是整合、改造，群众文化创作是人民群众茶余饭后，从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等专业文艺中吸收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文艺要素进行杂糅性地创作，以实现休闲娱乐，调节生活节奏。例如广场舞，它是人民群众在音乐、舞蹈等专业艺术形式基础上的一种集成式再创作。因此，群众文化创作活动一般会贴近社会现实，贴近群众生活，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通俗易懂、易于传播。与此相关的民间特色、地域特色、乡土气息等特点也是群众文化贴近生活的表现。

3. 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性

从组织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在群众文化活动指导和管理上发挥中枢作用，一方面借助群众文化来进行宣传教育、知识普及，另一方面需要群众文化来培育文艺人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总之是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时时处处表达国家权力符号“在现场”，以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彰显“以人民为主体的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在管理运行上，政府部门将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作为行政职能，建立纵横贯通、协调并行的管理体系，即由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推进，如文化与旅游系统、新闻出版系统、广电系统、电影系统、人民团体等。

4. 平台建设的公共服务性

从硬件设施建设上看，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是政府作为主体来主导建设的，其展演平台是公益性的，既包括现实的物理空间，如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站）、文化广场、公园等;也包括虚实结合的文化空间，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电影院、户外大屏、手机、PAD等。在内容供给上，政府建立相关工作机制，或直接组织创作生产，或购买服务，例如组织“群星奖”获奖作品评选与巡演活动，推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送戏下乡开展“戏曲进乡村”活动等，以多样的扶持方式进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的时代内涵

从群众文化的历史脉络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成熟，是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19]，是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的保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属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

广义上讲，群众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切文化的母体和终点，“几乎贯穿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史”[21]。几乎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历史发展都可以证实，艺术的种子总是在广大群众的劳动实践中发芽成长，最后“葉落归根”，回到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当中去被接受、被检验。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说”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艺术尚未在巫术中分化，艺术之美最初只是社会内容的积淀，这种积淀经由长时间的由内容到形式变化，才表现为当下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群众文化的外在呈现，均可回溯到原始时期先民的劳动实践，属于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集体无意识。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群众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民族性，是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文化创造，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具有时代性，离不开每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情况，在每个时期都有其辉煌成就，形成了相应时期的独特的群众文化形态，并对艺术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充满了革命文化的精神气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这一主题始终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出现的群众文化，从一开始就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之中，致力于民族解放与独立。1933年6月1日，“群众文化”一词正式在苏区中央的文件中出现。“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首次在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中”使用“群众文化”这个词[22]，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多方面对群众文化的开展发表了见解，明确了群众文化的革命属性和政治宣传属性，强调群众文化服务革命的功能和重要性。我国“革命文化的历史来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历程。其中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标志，革命文化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阶段”[23]。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文化发展可以看到，革命文化作为“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24]，浇铸在群众文化的精神内核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与“新阶段”的革命文化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参与到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打上了深深的革命文化烙印。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方式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的群众文化开展已经由群众文化活动变成了“群众文化运动”，群众文化艺术样式，不管是歌剧、音乐、文学、电影、广播还是其他，都被冠以一种“群体运动式”的形式。“老解放区的革命文艺演唱活动，迅速向全国传播、普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25]“运动”所凸显的也是浓浓的革命文化精神气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文艺本质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内容是鲜活的、丰富的，不是喊口号和空洞的言说。没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而这个生命力的由来还是群众自身。“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26] 很多专业领域的艺术家不是来自专业培养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诞生，甚至在“出道”之前就是平民草根。这些民间高手是群众文化的继承人也是群众文化的创新主力，他们的匠心精神愈久弥香，活跃群众文化的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体繁荣作出贡献。“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27]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仅蕴涵着智慧，而且是人类智慧的源头和结晶。文化艺术从广大群众的劳动实践中诞生，有的发展成为主流文化艺术样式，有的发展成为专业文化艺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富强、人民富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群众文化要更快速发展、繁荣发展才能“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28]。由此可见，人民群众需要群众文化，群众文化需要人民群众。

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群众文化的纯洁性受到各种挑战，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大众文化享乐文化盛行，群众文化在此时的中流砥柱作用得以彰显，作为直接面向社会每一个个体的文化类型，群众文化需要重申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29]，文化可以由多种不同的媒介来承载，但是文化内涵是有绝对原则性的，“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因此，新时代的群众文化也彰显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国际国内环境在改变，讲述故事的方式在改变，不变的是群众文化中蕴含的深刻的人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群众文化自诞生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等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专业艺术相比，与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开展相比，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成果显得捉襟见肘且未能与时俱进。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赤诚为民的情怀亲自谋划、关心新时代群众文艺事业发展。尽管时间不长，但是“以人民为中心”文化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也为新时代群众文化发展举旗定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最令人欣喜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和使命的再回归、再认识和再强调，必然为今后的群众文化全面发展和繁荣兴盛提供坚强保障。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文化发展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GMC-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科学研究处）

注释：

[1] [13] 郑永福编：《群众文化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2] 费孝通：《乡土社会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3] 同[1]，第67页。

[4] 梁泽楚：《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5] [25] 曹爱琴：《试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文化观》，载《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

[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002版。

[7] [26] [2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news.cn/2021-12/14/c_1128163690.html，2021年12月14日。

[8] [29] 周德辉：《中国群众文化史》，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教材，1986年版，第5页。

[9]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ziliao/wenjian/jigou/qita/201705/t201705 12_4239071.html，2017年5月12日。

[10] 同[5]，第214—220页。

[11] 杜染：《群众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2] 杜染：《群众文化的现代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4] 牟光义：《群众文化社会学概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第69—71页。

[15] 谢彬如：《群众文化引论》，贵阳：贵州省艺术研究室，1988年版，第2页。

[16] [21] [27] 同[1]，第10页。

[17] 宣文艺：《深入学习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 推动群众文化工作强起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9日，第012版。

[18] 李长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审视》，《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19] 同[12]，第2页。

[20]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l，2016年11月30日。

[22] 胡守勇：《“下里巴人”的重建——利川市群众文化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42页。

[23] 曾汉辉：《革命文化传承、创造与发展的若干思考》，学习时报，2019年12月27日，第008版。

[24] 刘建军、彭蓉：《试论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