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理论方向与主要议题

文/张树华 吴波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对我们来说，更好地担负起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战略任务，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理论辩护，而是在此基础上强化问题意识，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政治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展开，既包含方向的反思和确认，又包含论题的梳理和设置。可以说，中国政治学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明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着力点，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注入新的内在动力，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增添新的实际内容，进而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和完善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理论方向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加速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既有特殊性一面，也有普遍性一面，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中国道路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进一步而言，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后者呈现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一面，反映为道路的底色和根本规定。与之相一致，中国政治学不只具有地方性，还具有一种相对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建构的中国政治学，是中国的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辩证统一，内在蕴含双重属性：一是特殊属性，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与任务相联系；二是一般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相联系。就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建构而言，技术层面的学术路径拓展丰富而多样，有的探求新的叙事方式，有的深挖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相关元素，这些努力深化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点的理解，进一步强化了合理性论证，因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值得高度肯定。但是，社会主义的叙事在中国政治学建构中被有所忽视，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如果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视野的观照，既难以彻底阐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优势，更难以彻底阐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尽管有政治学者作出普遍性视角的提醒，表达了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的意向，但坦率地说，大多数成果或局限于对中国政治特殊性的解说，或只是在中国的时空中讨论普遍性的意义，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高度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去除了“特色”的字样，但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本土化的理解。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构绝不仅仅是挣脱西方政治学的束缚转向自身，它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转向，基于唯物史观对本土化的解释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然而，“双重转向”的要求在学术实践中往往只表现为“一重转向”，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建构，倒不如说是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建构更为恰当一些。只有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才能真正确立起中国政治学的特殊优势，也才能真正为自主性建构打开前行的通道，换言之，方向性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的首要问题。中国政治学的展开，不仅指向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拓展，更为重要的是指向方向的反思和确认。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站在人类新的政治文明类型的高度，是中国政治学获得更为广阔理论空间的根本前提。

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任务的出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根本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塑造出中国政治学的灵魂，成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真理价值，深刻蕴含在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只要坚持认真而严肃的态度开展对话，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种种指责和污蔑既自欺欺人又不堪一击的真实面目就暴露无遗。很显然，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治学的建构才能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也才能在与西方政治学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如果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的“补课”称为第一次重建的话，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第二次重建。这一展开的过程，一方面要求深入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强化超越性探索的政治理想，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任务的出场，不仅包含着正面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公开挑战，还包含着突破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的深入探索，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另一方面要求积极修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增强中国政治学知识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间的联系。概括而言，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前行，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一共识，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政治学的展开，还意味着深化对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意味着基于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深入思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近年来兴起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阐明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并澄清了一系列根本性误读，从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分野，但是，少有对问题的触碰，在“切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这个关键环节上有所保留，没能真正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内在结合，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公平正义问题的现实凸显，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发展，应“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如果说理论框架内的自我盘桓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疏远社会现实的方式，沉浸于细节之中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方式。近些年兴起的微观政治学虽然适应了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了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大大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空间和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但是，微观化只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并非学术研究的目的，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分工关系，而应有机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政治形态和实践特点决定了，微观视角任何一个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一个微观性问题的出现，其认识和解决都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且最终必须回到宏大叙事，否则微观视角的研究无论如何丰富都只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

总之，中国政治学的展开，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替代和超越西方政治学的根本立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实践的辩证统一，实现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原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途径，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主要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和内在规定，中国道路探索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新的探索，也必然以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发展和完善为根本任务，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实践空间和基本议题。

（一）强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界历史视野，积极参与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讨论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在作为根本性力量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守护和捍卫，绝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身在理论上的科学性，而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国政治学需要强化世界历史视野，深入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关于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要素，无论是产生还是发挥作用都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要素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也投以批判的目光。科学技术在赋予人们生活越来越多便利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我们不能陷入关于技术之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浪漫主义想象之中。从根本上说，“现代科学和技术乃是资本生产推动产生的，并内含着后者的目标”。资本逻辑在促成科技进步的同时又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性深入，两者的结合构成全球性问题的根本成因，如果追究风险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因的话，资本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中国政治学需要将资本纳入科技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之中并将之作为关键性因素，深入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

第二，关于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关系。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批判和解构，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在构成，也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基础性工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条件下，需要深化对全球化与西方民主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反思。新一轮全球化曾经在政治上被理解为民主化的同义语，市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西方民主模式的全球一体化被视为孪生兄弟，这一认识如果不是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西方自由民主并非无可匹敌。批判与解构的深化，必然导向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议题，拓展出替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想象空间。

（二）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政治学展开丰富而深厚的土壤和资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政治的探索成果作出全面系统的深入阐释和总结，将经验性内容中所包含的本质和规律性关系提取出来，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的重要任务。这个任务，显然不再停留于经验事实的发现性描述，也超越了自我正名的需要，而应上升到新的政治文明类型的高度。具体而言，这个任务包含三个层面的实践要求。第一，给予那些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概念和思想观点以正名和廓清，辅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拉回。第二，将中国政治探索的最新成果统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第三，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提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元素，阐发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推动人类新的政治文明类型的构造。

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需要辩证对待自己的历史。富含天下情怀的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和优势，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我们需要基于知识与价值的统一，将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元素及其实践方式提取出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在构成。另一方面需要辩证对待西方的知识。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应该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这自然包括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或剥离和剔除，或过滤和清洗，既不能将特殊性简单地理解为普遍性，贴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标签就敷衍了事，更不能还抱着洋教条不放。总之，“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一原则应贯穿于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全过程。

（三）突出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实践性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从根本上必须以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如果对真正的现实漠不关心，丧失了对问题的发现和诊断的能力，中国政治学就会在转向自身的同时失去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面向中国实际的问题意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一致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首先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较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标识中国现代化新的发展高度的同时也标识出公平正义问题的发展程度，进一步聚焦公平正义、更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价值追求和主攻方向。中国政治学应强化问题意识，聚焦破解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分离的难题，将形式与实质统一起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更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对于一个脱胎于千年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双重任务，除了克服资本逻辑之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的消极影响外，还包括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关系和因素之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的深层障碍，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种种相关问题都或深或浅与政治结构和利益结构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政治学应强化规范性的思维方式，深入分析障碍和阻力所在，作出积极的理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