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翟各庄辽墓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 100009）

2019—2020年，在配合北京市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建设项目进行的两次考古勘探中，共发现魏晋至清代的各类遗迹现象110处，包括墓葬69座，灰坑35座，窑址1座，沟1条，井3眼，墙1处。经北京市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翟各庄村东，北临漷兴北一街，西临漷城西一路，南临漷马路（图一）。其中，2019年5月至7月发掘的2座辽墓（编号2019TZM29、M30，以下简称M29、M30）保存相对较好，出土随葬品较多，均出土有在北京地区墓葬中较少发现的白瓷净瓶。现将两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翟各庄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

两墓位于发掘区东北部，均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开口于③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均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因早年被盗扰、拆毁，顶部破坏严重。

1.M29

方向199°。墓圹南北长6米，东西宽4.12米，墓口距地表0.8米（图二）。墓砖规格统一，长35厘米，宽18厘米，厚5.4厘米。

图二 M29平面、剖视图

墓道 位于墓葬南端。竖穴式，平面呈长方形，长1.86米，宽1.88米，深0.67米。

甬道 位于墓道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宽 0.66～0.7米，进深1.14米，残高0.14～0.21米。顶部残缺，两壁为顺砖平砌，残存底部2～3层砖。

墓室 位于甬道北部。平面呈圆形，内径2.18米，残高0.61米。墓壁砌法为一层顺砖、一层侧立的丁砖，残存2～5层砖。墓室内西南角残存炭化物痕迹，以炭屑为主。棺床位于墓室北部，黄土夯筑，床面对缝平铺一层顺砖，立面由一层顺砖立砌而成，中部破坏严重，残长2.1米，残宽0.68米，高0.46米。随葬品分置于棺床东西两侧，包括瓷罐、净瓶、盘、碗，陶桶、杯、盘、盆、簸箕、熨斗，铜镜及铜钱。

2.M30

东距M29约15.3米，方向202°。墓圹南北长5.02米，东西宽3.16米，墓口距地表0.82米（图三）。墓砖规格统一，长35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

图三 M30平面、剖视图

墓道 位于墓葬南端。竖穴式，平面呈梯形，长1.15米，宽1.23～1.4米，深0.56米。

甬道 位于墓道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宽0.68米，进深1.06米，高0.06～0.27米。顶部残缺，两壁为顺砖平砌，残存底部1～4层砖。

墓室 位于甬道北部。平面呈圆形，内径2.3米，残高0.47米。墓壁砌法为一层顺砖、一层侧立的丁砖，残存1～5层砖。墓室内东南角残存炭化物痕迹，以炭屑为主。棺床位于墓室偏北部，中部破坏严重，残长2.27米，残宽0.9米，高0.2米。黄土夯筑，床面南侧横向平铺一层顺砖为床沿，北部对缝平铺一层纵向顺砖，立面横砌三层顺砖。棺床上发现少量墓主人烧骨。随葬品主要位于棺床东西两侧，包括瓷盘、杯、器盖、净瓶，陶簸箕、盘、盆、三足盘、熨斗、桶、勺及铜钱等，另在棺床南侧地面上发现少量随葬品，有瓷碗、盘，陶釜、罐、三足盘、甑等。

二、出土器物

两墓共出土随葬品44件，包括瓷器、陶器、铜器以及铜钱，除陶桶M29∶5残缺提手外，均保存完整，。

1.瓷器 共12件。均为轮制。

净瓶 2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直口，圆唇，长颈，溜肩，弧腹内收，平底，圈足。颈中部凸出一周盘状宽棱。肩部一侧置一管状流。白胎，胎质细腻，器身施白釉。标本M29∶2，口沿下有4周凸弦纹，下颈部饰多道弦纹，圈足露胎，外底足心有一乳突。口径0.8厘米，腹径4.5厘米，底径3厘米，流长1.4厘米，高12.8厘米（图四，1；图五，1）。标本M30∶19，口沿下有2周凸弦纹。口径0.8厘米，腹径4.4厘米，底径2.9厘米，流长1.4厘米，高13.3厘米（图四，2；图五，2）。

图四 翟各庄辽墓出土瓷器

图五 翟各庄辽墓出土瓷净瓶

罐 1件。标本M29∶1，盖顶呈弧形隆起，中部有圆柱形捉手，盖口平直。器身为敞口外折，圆唇，粗长颈，折肩，直腹内收，平底，圈足。盖面和器身内外施酱釉，器身施釉不均匀，盖口和足底无釉。盖径4.1厘米，高1.9厘米；罐口径4.2厘米，腹径5.8厘米，底径3.2厘米，高7.9厘米；通高9.5厘米（图四，3）。

盘 4件，均施白釉。标本M29∶3，敞口，平沿外折，尖圆唇，浅弧腹，平底，圈足，外底足心有一乳突。白釉泛黄，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足底露粗胎。口径14.2厘米，底径5.1厘米，高3.3厘米（图四，6）。标本M29∶4，敞口，折沿，尖圆唇，浅腹，平底，圈足。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足底露粗胎。口径14.8厘米，底径5.3厘米，高3.3厘米（图四，8）。标本M30∶15，敞口，折沿，尖圆唇，浅弧腹，平底微外凸，圈足。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足底露粗胎。口径14.7厘米，底径5.5厘米，高3.2厘米（图四，11）。标本M30∶3，花口，折沿，浅弧腹，平底，圈足。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足底露粗胎。口径14.4厘米，底径5.9厘米，高3厘米（图四，12）。

碗 3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敞口，尖圆唇，斜腹，平底，圈足，施白釉。M29∶10，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口径13.8厘米，底径4.9厘米，高4.3厘米（图四，7）。M30∶1，外底足心有一乳突，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口径13.6厘米，底径5.1厘米，高3.8厘米（图四，9）。M30∶2，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露胎处残存红色彩绘痕迹。口径13.9厘米，底径5.2厘米，高4.2厘米（图四，10）。

器盖 1件。M30∶18，盖面呈弧形隆起，塔形钮，盖口平直，宽沿。盖面施白釉，口部无釉。盖径8.4厘米，口径5.3厘米，高3.1厘米（图四，4）。

2.陶器 共21件。除簸箕为模制外，其余均为轮制。

桶 4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敞口，圆唇，圆弧腹，圜底，口沿处有桥形提手。桶身饰柳斗纹。标本M29∶5，残缺提手，口径 6厘米，腹径7.7厘米，残高6.7厘米（图六，1）。标本M29∶14，口径 6.1厘米，腹径7.7厘米，通高7.8厘米（图六，2）。标本M30∶13，口径6.1厘米，腹径7.7厘米，通高8.3厘米（图六，3）。标本M30∶20，口径5.7厘米，腹径7.9厘米，通高8.3厘米（图六，4）。

盆 3件。标本M29∶6，敞口，卷沿，圆唇，斜弧腹，平底。口径16.4厘米，底径7.4厘米，高5.9厘米（图六，5）。标本M30∶9，敞口，卷沿，斜腹，平底。口径17.2厘米，底径7.7厘米，高5.5厘米（图六，6）。标本M30∶12，敞口，圆唇，斜腹，平底略内凹。口径11.5厘米，底径5厘米，高3.6厘米（图六，16）。

甑 1件。标本M30∶7，口部变形。敞口，卷沿，圆唇，斜弧腹，平底。底部中心有一较大圆形穿孔。口径15.3厘米，底径7.2厘米，穿径6.2厘米，高4.9～5.6厘米（图六，7）。

图六 翟各庄辽墓出土陶器

三足盘 2件。均为敞口，浅腹，平底，下附三矮足。标本M30∶6，圆唇，足跟较细。口沿处有一对对称的圆锥状立耳。口径12.8厘米，底径6.6厘米，足高1.5厘米，通高5.2厘米（图六，8）。标本M30∶10，卷平沿，足跟较粗壮。口径12.2厘米，底径7.2厘米，足高1.6厘米，通高3.9厘米（图六，9）。

早志留世万洋山序列多呈岩基状、岩株状，少数为岩瘤状产出，据1∶25万广昌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早志留世万洋山序列岩体被燕山期花岗岩体吞蚀、分断。其与围岩呈明显的侵入接触关系，侵入面呈舒缓波状、弯曲状，外倾，倾角40°～70°，有时接触面上见有伟晶岩脉。围岩接触变质现象明显，但变质程度较弱，可见角岩化。

盘 2件。均为花口，浅腹，平底。标本M29∶12，平沿上折，沿下饰一周凹带纹。口径14厘米，底径9.6厘米，高3.2厘米（图六，20）。标本M30∶14，平沿下卷，弧腹，底微凹。口径14.4厘米，底径8.9厘米，高3.3厘米（图六，21）。

罐 1件。标本M30∶5，敞口，圆唇，短颈，圆鼓腹，下部斜收，平底，内底中心有一乳突。口径10.3厘米，腹径14.6厘米，底径6.1厘米，高12.3厘米（图六，17）。

杯 2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撇口，圆唇，深直腹，平底。标本M29∶8，口径11.6厘米，底径6.4厘米，高12.5厘米（图六，18）。标本M29∶13，口径11厘米，底径7厘米，高12.4厘米（图六，19）。

釜 1件。标本M30∶4，敛口，短颈，圆肩，鼓腹，肩部饰一周锯齿状凸棱，平底。口径7.4厘米，腹径11.9厘米，底径6.1厘米，高7.2厘米（图六，10）。

勺 1件。标本M30∶16，敛口，圆唇，弧腹下收，平底。口沿一侧有一锥形手柄和U形流。柄长4.5厘米，通长12.1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5.3厘米，通高7.4厘米（图六，11）。

熨斗 2件。形制相近，均为敞口，圆唇，浅斜腹，小平底，口沿一侧有一锥状手柄。标本M29∶11，仰折沿。柄长4.6厘米，通长12.7厘米，底径5.9厘米，高5.4厘米（图六，12）。标本M30∶11，柄长4.2厘米，通长12.3厘米，底径5.6厘米，高4.5厘米（图六，13）。

簸箕 2件。形制基本相同，均整体呈铲形，内底下凹，内壁饰柳斗纹。标本M29∶7，长13.6厘米，宽11.4厘米，高3.7厘米（图六，14）。标本M30∶8，长13.6厘米，宽11.4厘米，高3.5厘米（图六，15）。

3.铜器 1件。

为铜镜。标本M29∶9，圆钮，圆钮座，素缘。镜背靠近镜缘处饰一周乳丁纹，其与钮座之间由四组呈直线排列的乳丁纹等分为四个扇形区域，各区域中部饰一蝶状图案。直径10.5厘米，厚0.5厘米（图七）。

图七 翟各庄辽墓M29出土铜镜（M29∶9）

4.铜钱 10枚。均为范铸，包括唐代铜钱2枚和北宋铜钱8枚。

开元通宝 2枚。均为圆形方穿，钱文楷书，对读，背面光素。M29∶15-1，钱径2.42厘米，穿径0.6厘米（图八，1）。M30∶21-1，钱径2.43厘米，穿径0.7厘米（图八，2）。

天圣元宝 1枚。M29∶15-2，圆形方穿，钱文楷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39厘米，穿径0.7厘米（图八，3）。

绍圣元宝 2枚。M29∶15-3，圆形方穿，钱文行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34厘米，穿径0.7厘米（图八，4）。M29∶15-7，圆形方穿，钱文篆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35厘米，穿径0.5厘米（图八，5）。

咸平元宝 1枚。M29∶15-4，圆形方穿，钱文楷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48厘米。穿径0.5厘米（图八，6）。

熙宁元宝 1枚。M29∶15-5，圆形方穿，钱文楷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33厘米，穿径0.6厘米（图八，7）。

图八 翟各庄辽墓出土铜钱

元丰通宝 1枚。M29∶15-6，圆形方穿，钱文行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41厘米，穿径0.7厘米（图八，8）。

天禧通宝 1枚。M29∶15-8，圆形方穿，钱文楷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43厘米。穿径0.63厘米（图八，9）。

景祐元宝 1枚。M30∶21-2，圆形方穿，钱文篆书，旋读，背面光素。钱径2.51厘米，穿径0.7厘米（图八，10）。

结 语

从墓葬形制看，本次发掘清理的2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砖室墓，为北京地区典型辽墓，与大兴、密云等地发现辽墓[1，2]形制极为相似。从随葬器物来看，白瓷净瓶（M29∶2、M30∶19）与北京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塔基[3]和河北定州净众院、静志寺两座宋代塔基[4]出土的净瓶形制类似，应为北宋、辽时期器物[5，6]；出土铜钱则以北宋钱为大宗，未见南宋钱，其中M29以“绍圣元宝”时代最晚（1094—1098），M30以“景祐元宝”时代最晚（1034—1038）。综合分析，M29年代为辽代晚期，M30年代为辽代中期。

白瓷净瓶在北京地区出土较少，根据已发表资料，仅在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基遗址[3]、密云冶仙塔遗址[7]有发现，本次发掘在两墓中各发现1件白瓷净瓶，对研究辽代通州地区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领队：尚 珩

发掘人员：尚 珩、张志伟、张 晨

摄影、绘图、拓片：张志伟

执 笔：尚 珩、刘乃涛、张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