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野：我不叫打工妹，我要唱给世界听

岳怡

2016年9月，北京南锣鼓巷一个艺术空间里，九野乐队进行了第一场线下演出。这是一支由3个女人组成的乐队，主唱段玉和提琴手马薇都是打工妹。

乐队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们把第一支歌留给了《再见萤火虫》，这首歌并非九野原创，但对乐队，特别是主创段玉却有着特殊意义。

“她爱抓萤火虫，因家里没钱供她和哥哥上学，15岁，她离开农村去深圳，在一家玩具厂成了打工妹，每天12小时做不停。”这首歌写了女孩小英年少外出打拼，在工厂意外经历火灾，被大火吞噬又幸存的经历。那场灾难真实地发生在1993年广东的一家玩具厂，火灾造成85位女工遇难。陈玉英是火灾幸存者之一。数年后，流动女工小英被写进了歌里：“她想起萤火虫，宿舍车间就是她的世界。”

段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感觉听完了一个故事。当时她在北京打工，对于南方工厂区女工的生活尚没有太多共鸣。后来她走南闯北，接触了大量流动女工，对于南方工厂区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理解，成立为流动女工发声的乐队后，这首歌自然而然被列为排练曲目之一。

南锣鼓巷的表演场地是一个空旷的房间，没有舞台也没有灯光，窗户透进来明亮的阳光，乐队和观众围在一起。

段玉坐在老旧的木板凳上，一头黑色卷发，一袭黑色长裙，抱着一把背带有了线头的木吉他，低头歌唱。马薇站在一旁拉小提琴，体型稍胖，头发扎成马尾，露出了美人尖。两人都有点儿拘谨，大多时候低头看着琴，脚下悄悄踩着拍子。

段玉和马薇是九野乐队最初的成员，今年都37岁。她们和小英的原型陈玉英，是中国庞大的流动女工群体中的一员。

不一样的“金凤”

九野乐队成立于2016年。这年，已成为妈妈的段玉认识了马薇，两人同是从辽宁走出来的北漂女工，都很早就开始参加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活动。

马薇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多年坚持下来，所掌握的演奏技艺足以在一众工人中显现个性。一个会弹吉他，一个会拉小提琴，两人一拍即合，又叫上一直关注艺术团演出、做性别研究课题的博士生杨一野，乐队就诞生了。

“选择九野作为乐队名，与中国传统神话有关。神话中有九天玄女，九野和九天一样，是神女的意思。古代的女神要么是女儿神，要么是妻子神，但九天神是通過自身努力成为神的。”

作为发起人，段玉宣称自己是“野大的”。1985年，段玉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一个普通家庭，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工作忙，段玉由爷爷带大。段玉从小喜欢唱歌，是班里的小歌星，还参加了学校合唱队，她享受站在人群前和灯光下，被关注的感觉。

初中毕业后，段玉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她主动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因为听说幼师属于艺术类，可以学唱歌教唱歌。在那里，段玉学习了音乐的入门技能，声乐、舞蹈、乐器，都可以比划一下。下课后，段玉常和同学聚在一起弹吉他，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那时校墙外的东北，正处于下岗潮中，高高耸起的烟囱不再冒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黑土地，到远方寻找生路。在家人的安排下，段玉也离开了东北。2004年，她坐上远走他乡的火车。

段玉来到北京，去了顺义的一个汽配城。亲戚在那开了家汽车配件零售店，她到店里帮忙，售卖汽车配件，换取一个月400元的工资。那个秋天，她用第一笔工资买了一把吉他，还合了影——照片里的她19岁，斜刘海儿、双马尾辫，笑的时候牙齿洁白，怀里的棕色木吉他反射着光线，留下了一小片白色，好像在提醒着什么。

汽配城建在国道旁边，灰尘很多，每次有卡车经过，就能卷起半层楼高的粉尘，混合着汽油的香味和腥味。平日里，段玉总穿着里外都是黑色的衣裤，因为耐脏。

“大哥想看点儿啥？”段玉每天重复着这句话。她从小对汽车无感，时间久了，也搞清了连杆和曲轴是什么，会帮顾客推荐合适的离合器片和制动分泵。在汽配城，她不是段玉，而是“哎！服务员”。在汽配城，也没人记得她爱唱歌，且唱得很好。

脸上沾灰的汽配城里，段玉的名字和面目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感，后来被写进《我的名字叫金凤》这首歌里。

金凤是真实存在的人，也是一个流动女工，是段玉刚北漂时，参加打工青年艺术团认识的好姐妹。那时，开朗爱说笑的金凤正在找工作，借住在艺术团的场地里。

因为兴趣，金凤学了美容和手工，闲下来会用串珠做小熊、花朵，用丝网编织植物。金凤成了这里的小红人，还把自己会的教给其他姐妹。但在工厂里，很少有人记得金凤的名字。她是“嘿”，是“3车间的胖丫头”，许多称呼可以表示她，但基本没人叫她的名字——金凤。

在工厂之外，公共视野中，金凤和段玉还有姐妹们被统一称呼为打工妹。段玉觉得，每个来城市打工的女孩，都有她的独特性，有不一样的美。可现实却是，“金凤”和“段玉”都被忘记了。

于是，她写了第一首给女工的歌《我的名字叫金凤》。

后来，越来越多人认识九野，往回翻着听她们的歌，通过这首歌，大家记住了女工金凤。她在一家纺织工厂做流水线女工，经常加班到深夜，后来去学美容，又去饭店打工，去到哪里，都是打工妹。

段玉在歌词里写道：“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叫金凤”，直抒胸臆地唱出委屈。

渐渐地，“金凤”成为北京打工圈里的一个符号，提醒人们流动女工群体并非千人一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金凤”，有她的名字、爱好和与众不同。

沉溺歌里的人

在乐队成立之前，段玉就从宣传页上读到一些“理论”，有关“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她发现此前的打工生活中，很多不愉快体验都可以用这些知识解释。于是，在九野刚刚起步时，她们决心“占领各种舞台”，把这些理念唱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乐队成立后，段玉曾应邀到北大演讲，提到了初衷，提及这种模糊感对乐队创作的影响。“女性很容易面临性别不平等带来的问题，流动女工受到城乡流动、性別和经济地位三重束缚，更是弱势者当中的弱势者。所以我们格外强调流动女工的声音。”段玉想为这些人，也是为自己发声。

所以，在九野的歌里，这些面目模糊的女工逐渐显现为更加清晰的面貌。

2008年，因资金拮据，段玉租住在一处地下室，那里总有股潮湿味，灯光很暗，通道曲曲绕绕，像迷宫一样。同住的姐妹大多都是电梯工和家政工。在当时的北京，许多外来打工者落脚处的选择，要么是五环外的村庄，要么是城里的地下室。

每天下班归家，段玉都要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两旁是一众相似的房间门。摸着黑，她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地下室只提供晚上睡觉的空间，一张床、一个柜子。洗漱间和厕所都是公共的，走廊里有一排水龙头，下面有一排水池，即洗漱间，旁边的一排坑位便是公共厕所。这里也有很多活动，有姐妹租了两间房开了个二手店，大家把闲置的东西互相交换，有时也在这里唱歌、打牌、聊天。

地下室好似一个蚁穴，段玉和姐妹们像是工蚁。白天穿梭在北京的不同角落谋生，晚上又回到这里短暂休整。这些记忆现在有时也会涌上来。前段时间，她还在梦里回到地下室的出租屋，房间阴暗到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只有家具的轮廓。

《电梯姑娘》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这样一段日子。在地下室出租屋，租户往来地上和地下，靠的就是电梯。

“在她的周围，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我看不见电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歌词里，段玉写了一个流动女工，连带着也描绘了与她一起挤在地下空间的外来打工者。可无奈的是，浸泡在歌中描述的生活里的人，有时听不懂她的歌。

“大多演出现场，大家的反应都比较小，处于那种无意识状态。”每当这时，段玉和队友就忍不住想：“我们唱这些是要干什么？”

2017年，九野有一次跟随新工人乐团到苏州给女工唱歌。

演出在一个打工者村庄，村口有块老旧空地，临时搭了简陋的舞台，风一吹，话筒的声音也跟着飘起来。晚上7点演出开始，没有特别组织，音响一开，大家都聚集起来，慢慢有两三百人。在这个被很多工厂包围的村子里，打工者这会儿刚下工吃了晚饭，踩着夕阳出来遛弯。

九野的歌不是流行歌曲，观众感到陌生，愣愣地站在下面。台上的乐队成员都有点儿尴尬，人群中的同事只好带头鼓掌打节拍，几个可能对音乐感兴趣的观众也跟着挥挥手，像在内容艰涩的课堂上勉强回应冷场的老师。台下有几个女人，挽起的袖子露出黑瘦的手臂，轻轻拍打怀里哭闹的孩子，渐渐离开了人群……

还有很多没写

九野的歌里有形形色色的女人，“没人规定女工一定得是什么样子”。

乐队创作的歌曲，旋律大多明朗、欢快，有温暖的色彩，因为她们惯用这种风格展现所关注的、想讲的故事，以至于如果第一次听她们用轻松欢快的声音唱反对逼婚的《选择一种生活》，唱控诉家庭暴力的《安华》，唱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能做的买卖》，多少能感觉到有些反差。

这些旋律，除了段玉的创作，有些是在线下活动中乐队和观众一起哼出来的调子。所以相比音乐节和酒吧驻唱，九野更喜欢唱谈会，因为可以和姐妹们聊聊天。

2017年4月，乐队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百手撑家”的唱谈会，参与者都是家政女工。空旷的白色房间，地上垫着厚实的三层保暖材料，女工们围坐一圈。

“畅谈会从捏脚开始。”段玉想让大家借此放松下来。熟络起来后，段玉抓起旁边大姐的手，触到了厚厚的茧，“你很难找到没有这种手茧的女工。”有女工把它编成歌词，写在九野发给大家的卡纸上。色彩鲜艳的字句，最后组合成歌曲《百手撑家》。

围坐交谈中，一位大姐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老公和孩子留在农村，全家的生计，都指着她在北京当家政赚取的收入……

的确，她们是城市里的“透明人”，车水马龙里很难被人注意到。但在家庭中，她们许多人其实都是顶梁柱。

在原计划去年6月发行的首张专辑《九野》封面上，印满了源于女工们的歌词，这些歌词也化成了她们发出的声音，以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女孩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女孩男孩共有一片天空”“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

此时的九野，已从最初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的段玉，变成了7个人的团队。除了女工，队伍里还有青年研究员、大学老师等。马薇和段玉都笃定九野会一直写下去。会一直写下去不是因为要坚持，而是关于女工所面对的处境和议题，“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