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序

周秋光

欣闻郭常英教授与岳鹏星博士新作《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出版，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领域又添新葩，值得庆幸和为之点赞！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是郭常英教授新开辟的学术研究园地。在她对此用功着力之前，学界对慈善义演的关注甚少。她之所以能见及此，是因为她深刻懂得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明白和领会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这一真谛。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往往能证之于历史;而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象，又恰恰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慈善义演既是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也是历史事象发展的延伸。不管是将慈善义演作为慈善史研究的一个“专题”，还是一个“部分”，抑或是一个“侧面”，均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郭常英教授思维敏锐、眼光独特之所在。

我在和郭常英教授的接触与交往中，深感她在学术研究中精神的执着和意志的坚定。据她所言，她开始关注慈善义演是在2006年，认识到“人们若投入慈善事业、参与慈善活动，除被外在环境激发、感染而产生的激情、热情与奉献精神之外，还要具备一些‘自身条件’，那就是知识、技术能力、一定财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数年之后的2012年，她应我邀请参加“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学术论坛，她所准备的一篇发言题目便是《近代演艺传媒和慈善救助》，尝试从传媒角度探讨慈善演艺和社会救助的问题（郭常英编著：《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编后记）。以此为起点，又经过若干年的思考、浸润和对慈善义演中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和阐发，她逐渐形成了自身思考和研究的领域，对慈善义演的问题也有了系统的表达。

我在最近发表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再出发》（《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一文中，简略梳理了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基本脉络，并着眼于目前学界在开展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发出了“呼吁之声”并探索“破解之道”。我认为欲实现慈善史研究的繁荣，应当在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方法的多元开放、研究路径的优化选择、研究模式的多元构造、研究内容的细化及转移、研究理论的本土构建、研究方向的“人本回归”等多个方面着手跟进。此著对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研究则是在此方面的尝试。郭常英教授带领团队长期搜集有关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该著是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进行思索、史论结合的结晶。研究方法上，在传统的文献分析基础上，初步尝试采用“国家与社会”理论进行思考，展示慈善义演的力量支撑;在研究路径与模式上，纵向上紧紧围绕近代慈善义演的演变轨迹，横向上将慈善义演与时代变革相结合，思索慈善义演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其研究切合了近代慈善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

据我个人的研究经验，开展中國慈善史研究既需要底气更需要勇气。所谓底气，是指中国慈善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科新的增长点，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后人研究需要掌握前人大量的研究内容，才能够有所作为。所谓勇气，则是指后人要敢于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语，在空白之处进行擘画。该著做到了这两点。在对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研究中，该著在大量的历史资料之中，在学界对慈善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于细微之处展现慈善义演的变动面相，分析国家与社会力量的配合，归纳慈善义演的基本类型，触摸慈善义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进而思考慈善义演的内涵和外延，将其视为近代社会变迁的助力器。其研究有助于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深入。

对于慈善义演的研究，从“慈善内史”的角度梳理，有其必要。毕竟，近代慈善义演是慈善史发展演变中的一环。如果从“慈善外史”的角度去思考，则更加有意义，毕竟慈善义演牵涉政府与民间、国家与社会;从行业上说还与多门类娱乐、演艺行业密切关联。不管是社群、组织，还是个人、家族等均与其有关联性。慈善义演并非可以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其背后还关涉慈善伦理问题，譬如利己与利他、国际性与民族性等，还对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也形成一定的影响。即是说有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慈善义演中得以管窥。如此面相多样的研究对象，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和进行探索与研究。郭常英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坚持进取，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必将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