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局：俄罗斯在第二次纳卡战争中的情报行动

夏征　鲁晓晓

2020年9月27日—11月9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爆发为期44天的军事冲突，史称“第二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下文简称“第二次纳卡战争”）。这场战争并非以一方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终结，而是在俄罗斯的斡旋下戛然而止。在战争中，亚美尼亚丧失对纳卡地区的控制权，尼科尔·帕希尼扬政府受到国内民众的严厉打击;阿塞拜疆尽管在土耳其的帮助下获得战事上的胜利，却未能实现直接夺取纳卡控制权的战略初衷。反观俄罗斯，其迫使阿亚两国停火、夺取纳卡地区实际控制权、遏制亚美尼亚离俄倾向，进而有力增强俄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控制，可谓有条不紊，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有学者认为：“纳卡战争的唯一赢家是俄罗斯”。众所周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尽管俄罗斯从未公开评价其情报力量在此次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但从公开资料中，仍能一窥俄罗斯情报力量为俄介入战争、控制战局发挥的重要作用。

情报工作往往是未雨绸缪的，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俄罗斯面对动荡的阿亚局势，积极开展情报合作，及时调整情报工作负责人，紧盯网络舆情引导，做好了应对战争爆发的准备。

2020年10月9日，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均是俄在高加索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建立良好情报合作关系关乎俄国家利益。由于三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组织结构、招募与培训原则，历史上同出于苏联时期的克格勃，因此情报机构是阿亚两国政府中与俄联系相当紧密的部门，也是俄罗斯对两国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俄罗斯愿意在情报交换、情报技能培训与装备方面为两国提供帮助，因为这种合作不仅基于利益，而且也基于共同的情报文化价值认同。

其最为重要的多边安全合作平台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下文简称“集安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建立独联体国家集体防御空间和提高联合防御能力，防止并调解独联体国家内部及独联体地区性武力争端，并且对外实行集体防御。2016年4月，集安组织举行“高加索-2016”联合军演，俄亚两国均参演，其重点科目之一是演练联合使用情报与侦察力量，模拟应对伊斯兰国入侵。2018年2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亲率俄罗斯代表团拜会亚美尼亚国家安全局，讨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2020年9月14日至15日，驻亚俄罗斯军事基地情报部门与亚美尼亚军方进行为期两天的战术演习。在演习中，两国侦察情报人员在假想敌后方部署一支登陆部队。在纳卡战争爆发前的9月21日至26日，亚美尼亚派遣多达1500名军事人员参与了“高加索-2020”联合军演，合作之深可见一斑。此外，两国甚至有着同一个传统节日——“军事情报日”。该节日旨在纪念苏联第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成立。种种迹象表明，俄高度重视与亚美尼亚的情报合作，建有良好的情报沟通渠道，具备对亚情报部门施加影响力的能力，这为俄在纳卡冲突中入局、破局提供了重要渠道。

俄罗斯“高加索-2020”军演开幕式亚美尼亚参演部队方阵

据悉，普京为改善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安全关系提供了诸多动力。在俄举行“高加索-2020”联合军演过程中，阿塞拜疆尽管并未参演，但派出了观察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纳卡战争始于9月27日，也就是该演习结束后仅一天，这表明阿塞拜疆方面非常有信心在俄罗斯仍在高加索地区部署大量部队的情况下发动进攻。鉴于阿塞拜疆军事行动的规模、强度和目标，其事先不与俄磋商的可能性极低。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阿塞拜疆早在发起对亚美尼亚的打击前就将作战意图通过情报机构转达给俄罗斯，而俄对阿军事行动表示了默许。

相比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在南部战略方向上的前哨阵地，俄军事专家康斯坦丁·西夫科夫称：“我们若是失去亚美尼亚，俄将在高加索遭遇麻烦”。2018年，亚美尼亚总统大选，尼克尔·帕什尼扬取胜。其政府改革计划触动了俄经济集团特别是能源集团的利益，亚美尼亚似乎出现了离俄亲西的迹象。俄对此反应可称得上迅速，早在2018年亚美尼亚选举期间，就积极调整俄驻亚美尼亚安全机构负责人。一是任命原俄驻亚大使顾问亚历山大作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驻亚美尼亚61643部队负责人。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纳卡战争结束后的5个月内，亚历山大就被调离该部队，与之伴随的是帕什尼扬宣布辞去总理职位。外界猜测“其职业生涯与亚美尼亚的政治与安全局势高度相关”;二是任命罗曼·戈卢比茨基将军取代阿纳托利·米赫耶夫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驻亚美尼亚海岸警卫队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亚美尼亚与伊朗、土耳其边境线的安全。其重要性可从2021年7月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辛的专门拜访中看出。萨尔基辛当时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亚美尼亚的边防部门任务完成圆满”。尽管可获信息有限，但对两个关键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及时调整，展现出俄对亚美尼亚侦察情报活动的高度重视，更展现出俄对关键情报人员在情報工作中作用发挥的高度关注。当亚美尼亚局势出现不利于俄罗斯的倾向时，俄积极调整驻亚关键情报人员，进而增强情报的力量发挥。

亚美尼亚民众反对停火示威

2017年，俄罗斯发布“信息安全与信息政策概念”，旨在制定网络领域的国家战略。在纳卡战争爆发前，俄为避免亚美尼亚“滑向”西方，运用网络舆论引导对亚民众施加影响。有报道显示，2017年4月，在亚美尼亚改为议会制后的首次议会选举前，俄情报机构的网络秘密行动大幅增加，具体包括散布伪造的美国际开发署电子邮件，暗示美国干涉亚美尼亚的选举。尽管这份文件后被证伪，但在议会大选前，该文件在推特上大范围传播。由于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亚情报机构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视而不见。尽管亚美尼亚的确注意到虚假信息和外国势力的影响，但其将主要视线集中在阿塞拜疆或土耳其的恐怖组织或敌对行动上。即使其情报部门已经发现俄参与了亚美尼亚境内的网络犯罪，但并不将这些行为视为来自俄罗斯政府的威胁。或者说，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开展了一场积极的舆论影响行动，但亚美尼亚不认为或未认识到这是一种威胁。

疑似由土耳其雇佣的叙利亚反对派雇佣军

第二次纳卡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并未选择直接出兵，因而其情报行动并非用于支援俄军事力量，而是为俄外围控局提供支撑。具体形式包括运用情报威慑入局、控局，组织秘密行动策反阿将领为亚军事行动提供线报，以及为亚侦察情报力量提供战时培训。

情报威慑是指通过公开或秘密向对手展示已掌握的情报，以迫使对手停止威胁行动。俄罗斯并未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介入，而是通过情报威慑的方式告诫第三方势力停止介入战争，侧面支持亚美尼亚的同时，敲打阿塞拜疆。从公开的表态看，2020年10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披露，该局收到了有关民兵参与纳卡战争的情报，有来自中东的战士近200人，并称这些情报来自中东伙伴国家的情报部门。纳雷什金特别强调：“对外情报局掌握了冲突地区恐怖分子存在的准确信息，其中包括来自中东，特别是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此外，纳雷什金还宣布了土耳其情报机构在纳卡地区的存在，称“俄感觉到土耳其情报部门的工作，看到了这些工作的某些内容”。从效果上看，俄情报威慑是否慑止了第三方势力介入战局无法确定，但确实很好地发挥了援“亚”打“阿”的效果。一方面，情报展示使亚美尼亚更加相信俄愿意为其提供帮助。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在纳雷什金披露战场第三方势力存在的第一时间就迅速表态，赞赏俄亚关系，称“俄罗斯作为亚美尼亚及其人民的战略伙伴，为亚给予了高度的支持”。相反，阿塞拜疆则面临不利的舆论局面，因为其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曾否认土耳其派遣雇傭军，并批评此前俄外长拉夫罗夫关于叙利亚雇佣军参与战争的言论。此外，上述情报的披露也为俄必要时介入战争提供了合适的理由，即出于反恐需要提供必要的帮助。

秘密行动在俄情报实践上是重要且常用的手段。在此次战争期间，尽管俄未在双方正面战场派兵行动，但在隐蔽战线上，俄情报机构或适时为亚美尼亚提供帮助。目前，已披露的秘密行动只有一例，即俄策反阿军将领获取关键情报。据公开报道，阿塞拜疆某将军的侄子在莫斯科有相当大的花卉业务，俄情报机构借其手成功策反这名阿塞拜疆将军，后者向俄透露了大量阿方行动的详细计划。在俄将这些情报转交给亚美尼亚后，亚军设法部署雷场并做好了伏击准备。最终，原本试图奇袭纳卡地区的阿精锐军团遭受严重损失。关于该秘密行动的真实性，尽管阿塞拜疆方面予以否认，但土耳其情报部门公开传递出的信息却显示，一名阿塞拜疆将军被拘留，由此可对该行动的可信度做出一定的判断。

2020年11月9日，第二次纳卡战争结束。次日，俄、阿、亚三方签订和平协议，宣布停止在纳卡地区的敌对行动。俄情报机构持续发力，通过介入维稳行动与慑止网络舆论炒作，为战后俄稳定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提供了重要支撑。

俄罗斯维和部队进驻纳卡地区

11月10日，和平协议签订后，俄维和部队迅速进驻纳卡地区。11月10日、13日克林姆林宫先后发布两项法令，要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帮助1960名俄军维和人员进驻。此外，俄联邦安全局还参与了纳卡当局创建的人道主义应急响应服务，负责帮助纳卡地区居民重返家园，并协助修复纳卡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由此可见，俄情报机构深度介入地区态势的稳定工作。事实上，俄联邦安全局在亚不仅通过驻亚俄大使馆展开活动，亦在亚设有专门的军事反情报机构。可以想见，通过介入战后维稳工作，同时拥有公开与秘密情报获取能力的俄联邦安全局，具备全方位搜集分析纳卡地区相关信息，组织综合评估的能力，这为俄在纳卡地区形成稳定的控局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战前的网络舆论引导一样，战后当网络出现不利于和平进程的言论时，特别是掌握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阿亚两国民族主义者的挑衅破坏纳卡地区和平进程的信息后，俄对外情报局迅速响应，局长纳雷什金公开表态称：“西方试图说服亚美尼亚人，纳卡地区的和平是亚美尼亚的失败。相反，阿塞拜疆人被告知，当阿军离占领纳卡地区斯捷潘纳克特市只有一步之遥时，克里姆林官偷走了他们的胜利”，并表示“美国及其欧洲朋友一如既往地以牺牲普通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解决各自问题，这一次是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并不担心他们的挑衅会导致新的流血事件，并使该地区陷入严重的军事冲突”。这种公开正式表态，无疑具有以正视听的效果。这里再次显示出俄情报机构在舆论塑造与积极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第二次纳卡战争缘起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领土纷争，但此次战事的形成、发展与终局无不有俄罗斯情报力量的背影。俄在此次战争中的情报行动表现出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依托情报文化构建情报关系。俄情报机构基于苏联情报文化，依托独联体与集安组织，与阿亚两国保持良好情报合作关系，为俄入局控局搭建通路。二是注重情报威慑与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俄情报机构积极开展网络宣传与管控，适时披露俄掌握的情报，既有助于塑造舆论、慑止敌对行动，亦展现俄在地区冲突中的强大情报能力。三是高度重视人在情报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俄适时调整关键情报人员，高度重视军事演习中侦察情报人员的专门演练，为侦察情报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总的看，尽管资料有限，但通过梳理战前、战中与战后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可以发现，俄通过情报交换、人员调整、舆情塑造、情报威慑、秘密行动、维和保障等多种途径，深度介入、积极塑造战局，营造对俄控局有利态势。可以认为，在第二次纳卡战争过程中，没有俄情报力量的积极行动，俄就无法实现“鹅蚌相争，渔翁得利”式的战略胜利。

责任编辑：陈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