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原代胎盘滋养层细胞摄取转运模型的建立及氟西汀对胎盘P-gp转运蛋白功能的影响*

王晶晶， 马雯婷， 王茜， 王丹， 马翠， 张峻△

人原代胎盘滋养层细胞摄取转运模型的建立及氟西汀对胎盘P-gp转运蛋白功能的影响*

王晶晶1， 马雯婷1， 王茜1， 王丹2， 马翠3， 张峻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临床药学科，2神经内科，3产科，云南 昆明 650032）

建立人胎盘滋养层细胞（以下简称“滋养层细胞”）转运模型，应用该模型考察氟西汀（fluoxetine，FXT）暴露下外排转运蛋白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的功能变化，探讨FXT对胎盘转运能力的影响。从足月胎盘中分离、消化、培养得到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并从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等方面对细胞进行鉴定，应用P-gp蛋白的特异性底物罗丹明123及抑制剂维拉帕米对其功能进行评估，确定最适底物浓度及抑制剂浓度，随后采用低、中、高浓度的FXT分别干预滋养层细胞0.5 h、48 h和72 h，应用特异性底物开展细胞摄取实验，考查FXT对P-gp功能、蛋白表达、转录水平的影响。基于人胎盘滋养层摄取转运模型，P-gp底物罗丹明123的最适浓度为1 μmol/L，抑制剂维拉帕米的最适浓度为10 μmol/L；低、中、高浓度FXT分别干预滋养层细胞0.5 h、48 h和72 h后，P-gp的底物罗丹明123在细胞内蓄积水平升高（<0.05）。FXT可显著性下调P-gp蛋白表达（<0.05），但对P-gp mRNA水平无显著影响（>0.05）。FXT可能通过下调P-gp的蛋白表达而抑制其外排转运功能。

人胎盘滋养层细胞；氟西汀；P-糖蛋白；抑郁症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全球各年龄阶段约超过3.5亿人患有抑郁症［1］，发展中国家的抑郁症患病率更甚［2-3］。妊娠期是女性特殊的生理时期，由于体内激素、免疫系统和生物节律等生理变化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导致妊娠期抑郁症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女性在妊娠期间的首次患病率约为7.5%，抑郁症复发者约占12%［4］。氟西汀（fluoxetine，FXT）作为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推荐的一线抗抑郁药，大量研究表明妊娠期服用FXT并无致畸作用［5-7］，但是近年来有部分回顾性研究指出，妊娠期使用FXT可能造成胎儿早产、心脏畸形或神经发育迟缓等风险［8-10］，可见，FXT在妊娠期使用的安全性仍存在争议。

胎盘是母体与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场所，亦是胎儿的第一道屏障。胎盘主要由羊膜、叶状绒毛膜和底蜕膜构成，其主体部分为叶状绒毛膜，叶状绒毛膜从外层到内层分别是滋养层、结缔组织及胎儿毛细血管。妊娠初期，胎盘中含有大量滋养层细胞，随着妊娠的发展，滋养层细胞逐渐融合形成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是构成胎盘屏障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细胞膜表达了大量的转运蛋白，这些转运蛋白的定位受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极化生长影响而分布在母体侧或者子体侧。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母体侧的刷状绒毛膜上主要表达ATP结合盒转运蛋白（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s，ABC），又称ABC转运蛋白，其中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是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所表达的ABC转运蛋白之一［8-10］。P-gp底物谱广泛，包括临床上常用的HIV蛋白酶抑制剂、抗抑郁药和抗癫痫药等药物以及具有致畸作用的乙醇、尼古丁等环境毒物［11］。P-gp可将其底物从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泵出，外排至母体循环，从而减少有关物质对胎儿的暴露，起到保护胎儿的作用；P-gp功能异常则可能增加其底物在胎儿侧的暴露量，增加安全性风险。多项研究表明妊娠早期胎盘上P-gp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妊娠晚期甚至到40倍以上［12］。妊娠早期是胚胎器官分化及发育的关键时期，因此P-gp的功能与胚胎暴露于药物或环境毒物等危险因素密切相关。课题组前期应用体外人类胎盘灌注模型研究发现FXT可以透过胎盘屏障（与国外小样本体内研究结果一致），那么长期服用FXT是否会改变胎盘P-gp功能目前尚不清楚。因此，通过研究FXT对胎盘转运能力的影响，可为妊娠期服用FXT的安全性评估提供实验依据，同时对临床妊娠期抑郁症患者开展药物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材料和方法

1　材料

1.1胎盘组织由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提供，胎盘在获取前经由产妇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胎盘处置告知书。选取足月（37～41周）自然分娩或剖宫产娩出的新鲜健康胎盘，排除需进行病理学检查、产妇自留、产妇有基础疾病且放置时间过久（放置时间>1 h）的胎盘。收集的胎盘立即放入4 ℃含1%青霉素-链霉素-两性霉素B（penicillin-streptomycin-amphotericin B solution，PSN）混合液的生理盐水中，并在0.5 h内转移至实验室进行细胞提取。

1.2试剂及仪器DMEM/high glucose（HyClone）；胰蛋白酶、PSN溶液、小牛血清（Gibco）；DNaseI酶（Sigma）；胎牛血清（BI）；Percoll分离液（GE Healthcare Bio-Sciences）。生物安全柜（中国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Water-Jacketed二氧化碳培养箱（Thermo）；倒置显微镜DMi1（Leica）；酶标仪（Molecular Devices）；高速低温离心机（Eppendorf）；台式离心机（中国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2　方法

2.1滋养层细胞提取在无菌操作台中，将胎盘剪成2～3 cm3的小块状，无菌手术剪去除组织的蜕膜、羊膜、血管及血块，生理盐水反复冲洗组织至表面呈淡粉色，随后，载玻片刮取组织至肉糜状，再次去除其中血块、血管及钙化部分，取120 g肉糜状组织，加入150 mL含1% PSN、胰酶以及DNase I的DMEM高糖培养基，置于37 ℃水浴摇床中进行第1次消化，时间为20 min，消化后的肉糜组织用350目网筛过滤，弃去第1次消化液，保留滤渣，加入150 mL上述消化液进行第2次消化（20 min），然后用350目网筛过滤，保留消化液并加入小牛血清以终止消化，消化液在常温状态以1 260×离心15 min，弃去上清液并加入含1% PSN、10%胎牛血清的DMEM高糖培养基（即完全培养基）重悬细胞。

2.2滋养层细胞分离纯化采用Percoll连续密度梯度分离法进行细胞分离，在50 mL离心管中缓慢的依次加入5%、10%、15%、20%、25%、30%、35%、40%、45%、50%、55%、60%和65%共13个密度梯度的Percoll溶液，每个浓度3 mL。将细胞悬液缓慢加至Percoll分离液上，常温状态1 340离心20 min，取离心管20%～30%位置（即密度为1.04～1.06 g/mL）的云雾状细胞（即滋养层细胞）转移至新离心管中，加入适量完全培养基进行重悬，室温状态1 200 r/min离心5 min，弃去上清液，加5 mL完全培养基将所得细胞充分混匀，随后进行细胞计数，按照2×109/L种于6孔板，置于细胞孵育箱中培养。

2.3滋养层细胞鉴定（1）免疫组化分析检测细胞滋养层细胞的标志物E-钙粘蛋白（E-cadherin）和细胞角蛋白7（cytokeratin-7）［4，9］：在细胞培养4 h及72 h时，取出置于6孔板中的细胞爬片，冰PBS清洗3次，在4%多聚甲醛中固定15 min，0.1%Triton X-100孵育20 min，加入含5% BSA的PBS孵育细胞1 h以阻断可能存在的非特异性染色。随后，分别加入鼠抗人cytokeratin-7及鼠抗人E-cadherin单克隆抗体在4 ℃孵育过夜。PBS清洗细胞3次，加入生物素标记的Ⅱ抗并在37 ℃孵育1 h，PBS清洗后，DAB显色，苏木精复染并用乙醇脱水，晾干封固，镜下观察并拍照。（2）滋养层细胞功能分化的主要标志物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11］含量的测定：分别在12 h、24 h、36 h、48 h及60 h取出6孔板内的培养基，将其送至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进行分析测定。

2.4滋养层细胞P-gp功能的评估应用P-gp特异性底物罗丹明123在加或不加抑制剂情况下进行滋养层细胞摄取实验，以考查滋养层细胞中转运蛋白的功能。将提取的滋养层细胞以1×108/L接种到96孔板中培养72 h，预热HBSS清洗细胞2次，再孵育细胞15 min以排除培养基对细胞可能产生的影响。随后，加入P-gp抑制剂维拉帕米（0、2.5、5和10 μmol/L）预孵育0.5 h，再加入罗丹明123（1、2和5 μmol/L）于37 ℃、5% CO2孵箱中孵育90 min，冰PBS清洗细胞2次以终止反应，加入100 μL裂解液（1% Triton X-100）裂解细胞后进行荧光测定。

2.5FXT对滋养层细胞P-gp功能的影响根据FXT血药浓度峰值确定了使用低、中、高（200 μg/L、600 μg/L和1 800 μg/L）共3个浓度的FXT孵育滋养层细胞，分别孵育0.5 h、48 h和72 h。待孵育结束后，再加入最适浓度P-gp底物罗丹明123孵育90 min，弃去废液，冰PBS清洗细胞2次，随后每孔加入1% Triton X-100裂解液100 μL裂解细胞后进行荧光测定。

2.6FXT对滋养层细胞P-gp蛋白表达的影响使用200、600和1 800 μg/L共3个浓度的FXT孵育滋养层细胞，分别孵育0.5 h和48 h。待孵育结束，每孔加入150 μL RIPA裂解液进行裂解，收集上清液进行蛋白定量及Western blot实验，检测滋养层细胞转运蛋白P-gp蛋白的表达。

2.7FXT对滋养层细胞P-gp转录水平的影响利用RT-qPCR技术对滋养层细胞上转运蛋白P-gp的mRNA水平进行检测，引物见表1。

表1　RT-qPCR引物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GraphPad Prism 8.0作图。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进行统计学分析，以<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细胞形态学观

镜下观察所提取的滋养层细胞，培养4 h后可见均一、圆形的单核细胞开始贴壁生长；培养72 h后可见单核细胞融合为多核的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并连接成片生长，见图1。

Figure 1.Microscopic observation of primary trophoblast cells. After cultured for 72 h，the cytotrophoblasts consistently transformed into syncytiotrophoblasts.

2　免疫组化细胞鉴定

由图2可见，与培养4 h的细胞相比，培养72 h的滋养层细胞基本分化为合胞体滋养层细胞，E-cadherin定位于合胞体滋养层细胞的细胞膜表面，cytokeratin-7则多分布于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内部。

Figure 2.Expression of E-cadherin and cytokeratin-7 on the surface of isolated trophoblast cells. Representative images （×200） of E-cadherin or cytokeratin-7 （red） in the syncytiotrophoblasts after 4 h and 72 h of culture were showed.

3　hCG含量的测定

收集12 h、24 h、36 h、48 h、60 h和72 h滋养层细胞培养基上清液检测hCG含量，结果显示，随着时间延长，hCG含量逐渐升高，可确定所提取的细胞为合胞体滋养层细胞，见图3。

Figure 3.Secretion of hCG by cultured trophoblast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hCG was concomitant with increasing numbers of syncytiotrophoblasts. Mean±SD. n=3.

4　外排转运蛋白P-gp的功能验证

使用P-gp的特异性底物罗丹明123和抑制剂维拉帕米进行滋养层细胞转运蛋白功能的验证并确定不同转运蛋白的最适底物浓度和抑制剂浓度，结果见图4。

当罗丹明123浓度为1和2 μmol/L时，随着维拉帕米浓度的升高，细胞内罗丹明123含量逐渐增加，表明P-gp外排转运功能受到抑制，所提取滋养层细胞的P-gp外排功能正常；当罗丹明123浓度为5 μmol/L时，随着维拉帕米浓度升高细胞内罗丹明123未出现明显升高的趋势，推测底物在该浓度下已过饱和。因此罗丹明123最适浓度为1 μmol/L，维拉帕米最适浓度为10 μmol/L（<0.01）。

Figure 4.Verification of P-gp transplacental capability. Mean±SD. n=3. *P<0.05，**P<0.01 vs 0μmol/L verapamil group.

5　FXT对滋养层细胞P-gp功能的影响

低、中、高浓度FXT与滋养层细胞共孵育0.5 h、48 h和72 h后，应用罗丹明123进行细胞摄取实验以评估转运蛋白的功能。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比，中浓度FXT干预48 h后细胞内罗丹明123显著性升高（<0.05），表明在FXT的干预下P-gp外排功能受到抑制，见图5。

Figure 5.The effect of FXT on transporter fuction of P-gp in primary human trophoblast cells. Mean±SD. n=3. *P<0.05 vs0 μg/L FXT group.

6　FXT对P-gp蛋白表达和mRNA水平的影响

低、中、高浓度FXT与滋养层细胞共孵育0.5 h和48 h后，分析P-gp的mRNA转录及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结果见图6。

（1）与空白对照组相比，FXT干预0.5 h后，P-gp蛋白的表达水平随FXT浓度的升高而升高，其中低浓度组与高浓度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gp的mRNA水平随FXT浓度升高而先升高后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高浓度FXT干预48 h后，P-gp蛋白的表达水平随FXT浓度的升高而显著性降低（<0.01）；P-gp的mRNA转录水平随FXT浓度升高先升高后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见图6。

Figure 6.Relative protein （A and B） and mRNA （C and D） expression levels of P-gp after FXT intervention for 0.5 h （A and C） or for 48 h （B and D）. Mean±SD. n=5. *P<0.05，**P<0.01 vs 0 μg/L FXT group.

讨论

妊娠期抑郁症轻者易引起妊娠剧吐、自发性流产、产后出血等并发症［5］，重者可能增加产妇的自杀风险［6］；另一方面，抑郁情绪亦可能对胎儿产生影响，导致胎儿早产、新生儿低出生体重［7-9］以及影响学前初期孩童大脑神经的发育［10］。因此，妊娠期抑郁症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妊娠期抑郁症常使用的治疗方法包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物理疗法等。对于轻度妊娠期抑郁患者而言可首选心理治疗。原发中重度妊娠期抑郁症患者或怀孕前已在使用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则首选药物治疗合并心理疗法作为治疗方案。药物治疗可以显著改善中重度妊娠期抑郁患者的症状，其有效率可达60%～70%［11］。氟西汀是目前妊娠期抗抑郁治疗中使用较多的药物之一［12-14］，但其妊娠安全性尚存在争议［15-18］。

P-gp是胎盘合胞体滋养层细胞上表达较多的外排转运蛋白之一，P-gp底物谱广，包括各种药物及环境毒物等，其可将底物外排至母体侧。在妊娠早期也就是发育敏感期，P-gp在合胞体滋养层的表达量远远高于妊娠晚期，因此，P-gp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胎盘的功能及子代安全性密切相关。针对合胞体滋养层细胞相关研究的细胞类型有原代培养滋养层细胞和BeWo、JAR及JEG-3等细胞系，细胞系来源于癌细胞且P-gp的表达量较低，几乎都不表达［19］。因此，本研究采用原代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开展研究。原代合胞体滋养层细胞提取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应用Percoll连续密度梯度分离法［20］提取分离合胞体滋养层细胞，并通过胎盘筛选等方法大大提高了细胞提取分离效率及细胞活性。首先，在选取胎盘时，将妊娠女性生理状况、饮食习惯和基础疾病等情况考虑在内，排除体重指数异常、患有基础疾病及未能正常膳食等妊娠女性的胎盘，以提高滋养层细胞的提取效率及活性；其次，实验发现胎盘分娩后0.5 h内且放置时间不超过1 h的新鲜胎盘，其细胞提取效率和活性比分娩后长时间放置的更高。实验结果发现当FXT低中高浓度与胎盘滋养层细胞共孵育0.5 h后，P-gp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有升高趋势，其原因可能为：短期的FXT暴露，细胞出于自我保护机制逐渐上调P-gp mRNA的表达来增加蛋白的外排作用，从而减少外源性物质的暴露［21］。但随时间增加，特别是在48 h高浓度组中P-gp的mRNA转录水平、蛋白表达均受到抑制。进一步对P-gp的功能进行验证，发现长时间暴露于FXT后胎盘滋养层细胞内罗丹明123的水平显著升高，表明其功能受到抑制，该结果与mRNA转录水平及蛋白表达水平一致。在发育敏感期的妊娠早期，胎盘高表达P-gp有助于减少胚胎外源性物质的暴露达到保护胚胎正常发育的目的。目前，在胎盘上进行FXT对P-gp转运功能影响的研究较少，仅有部分血脑屏障上的研究表明FXT可轻度抑制血脑屏障上P-gp的功能［22］。P-gp转录及蛋白表达水平受多种核受体及转录因子调控，包括孕烷X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PXR）和雌激素受体等。PXR是配体依赖性转录因子，其结构包括配体结合域和DNA结合域，当配体与PXR结合后，复合物可与视黄醛X受体结合，之后形成的异二聚体可调控靶基因的转录与表达［23］。近年来有研究发现，FXT可下调PXR的表达，并在转录水平抑制PXR［24］。由此推测FXT可能通过影响PXR的表达从而抑制P-gp的功能；此外，雌二醇可通过与雌二醇β受体结合影响P-gp的转录与表达［25］，而部分动物研究发现FXT可通过5-羟色胺-雌激素系统降低体内雌二醇水平，因此FXT亦可能通过5-羟色胺-雌二醇系统影响P-gp的转录、表达及功能［26］。

因此，根据本文实验结果可知妊娠期长时间暴露于FXT可能改变胎盘屏障上外排转运蛋白的功能，从而带来妊娠安全性风险。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7.

［2］ Huang YQ，Wang Y，Wang H，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 Lancet Psychiatry，2019，6（3）：211-224.

［3］ Evans J，Heron J，Francomb H，et al. Cohort study of depressed mood during pregnancy and after childbirth［J］. BMJ，2001，323（7307）：257-260.

［4］ Bloch M，Daly RC，Rubinow DR. Endocrine factors in the etiology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J］. Compr Psychiatry，2003，44（3）：234-246.

［5］ Oberlander TF，Warburton W，Misri S，et al. Neonatal outcomes after prenatal exposure to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antidepressants and maternal depression using population-based linked health data［J］. Arch Gen Psychiatry，2006，63（8）：898-906.

［6］ Shi P，Ren H，Li H，Dai Q.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suicide at immediateprenatal and early postpartum periods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J］. Psychiatry Res，2018，261：298-306.

［7］ Nordentoft M，Lou HC，Hansen D，et al.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and prematuredelivery：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smoking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J］. Am J Public Health，1996，86（3）：347-354.

［8］ Doyle LA，Yang W，Abruzzo LV，et al. A multidrug resistance transporter from human MCF-7 breast cancer cells［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1998，95（26）：15665-15670.

［9］ Thiebaut F，Tsuruo T，Hamada H，et al. 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multidrug-resistance gene product P-glycoprotein in normal human tissues［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1987，84（21）：7735-7738.

［10］ Maliepaard M，Scheffer GL，Faneyte IF，et al.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transporter in normal human tissues［J］. Cancer Res，2001，61（8）：3458-3464.

［11］ Staud F，Ceckova M，Micuda S，et al.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p-glycoprotein in normal tissues： effect on pharmacokinetics［J］. Methods Mol Biol，2010，596：199-222.

［12］ Vähäkangas K，Myllynen P. Drug transporters in the human blood-placental barrier［J］. Br J Pharmacol，2009，158（3）：665-678.

［13］ Weisskopf E，Fischer CJ，Bickle Graz M，et al. Risk-benefit balance assessment of SSRI antidepressant use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based on best available evidence［J］. Expert Opin Drug Saf，2015，14（3）：413-427.

［14］ Gentile S. Drug treatment for mood disorders in pregnancy［J］. Curr Opin Psychiatry，2011，24（1）：34-40.

［15］ Gao SY，Wu QJ，Sun C，et al.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use during early pregnancy and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hort studies of more than 9 million births［J］. BMC Med，2018，16（1）：205.

［16］ Gao SY，Wu QJ，Zhang TN，et al. Fluoxetine and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hort studies［J］. Br J Clin Pharmacol，2017，83（10）：2134-2147.

［17］ Millard SJ，Weston-Green K，Newell KA.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antidepressant use on offspring behaviour and brain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risk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J］. Neurosci Biobehav Rev，2017，80：743-765.

［18］ O'Brien FE，Clarke G，Dinan TG，et al. Human P-glycoprotein differentially affects antidepressant drug transport： relevance to blood-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J］. Int J Neuropsychopharmacol，2013，16（10）：2259-2272.

［19］ Iqbal M，Audette MC，Petropoulos S，et al. Placental drug transporters and their role in fetal protection［J］. Placenta，2012，33（3）：137-142.

［20］ Kliman HJ，Nestler JE，Sermasi E，et al. Purification，characterization，and in vitro differentiation of cytotrophoblasts from human term placentae［J］. Endocrinology，1986，118（4）：1567-1582.

［21］ Han LW，Gao C，Mao Q. An update on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P-gp/ABCB1 and BCRP/ABCG2 in the placenta and fetus［J］. Expert Opin Drug Metab Toxicol，2018，14（8）：817-829.

［22］ Weiss J，Dormann SM，Martin-Facklam M，et al. Inhibition of P-glycoprotein by newer antidepressants［J］. J Pharmacol Exp Ther，2003，305（1）：197-204.

［23］ Han LW，Gao C，Mao Q. An update on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P-gp/ABCB1 and BCRP/ABCG2 in the placenta and fetus［J］. Expert Opin Drug Metab Toxicol，2018，14（8）：817-829.

［24］ Shang W，Liu J，Chen R，et al. Fluoxetine reduces CES1，CES2，and CYP3A4 expression through decreasing PXR and increasing DEC1 in HepG2 cells［J］. Xenobiotica，2016，46（5）：393-405.

［25］ Paxton JW，Keelan JA. Independent regulation of apical and basolateral drug transporter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placental trophoblasts by cytokines，steroids，and growth factors［J］. Drug Metab Dispos，2007，35（4）：595-601

［26］ Hudon Thibeault AA，Sanderson JT，Vaillancourt C. Serotonin-estrogen interaction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regnancy？［J］. Biochimie，2019，161：88-108.

Establishment of human placental trophoblasts cell transport model and influence of fluoxetine on P-gp function in placenta

WANG Jing-jing1，MA Wen-ting1，WANG Xi1，WANG Dan2，MA Cui3，ZHANG Jun1△

（1，，650032，；2，，650032，；3，，650032，）

To establish a placental transport model with primary human placental trophoblas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rophoblast cells"）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fluoxetine （FXT） on the function of P-glycoprotein （P-gp）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transporter involved.The primary human placenta trophoblast cells were isolated and validated by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immunocytochemical staining. Rhodamine 123，the specific substrat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functions of P-gp and to find out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s of substrate and inhibitor. A serials concentration of FXT were incubated with trophoblast cells for 0.5 h，48 h and 72 h and then the function of P-gp and BCRPwere assessed with specific substrate uptake assay.The function of P-gp was conducted with specific substrate and inhibitor. For P-gp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was 1 μmol/L and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inhibitors was 10 μmol/L. The cellular accumulation of Rhodamine123 in trophoblast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incubation FXT for 0.5 h，48 h and 72 h（<0.05）. FX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trans-placental transport of P-gp and BCRP.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gp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the presence of FXT （<0.05）.The exposure of FXT may inhibit the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P-gp.

Human placental trophoblasts； Fluoxetine； P-glycoprotein； Depression

R329.21+1； R749.1

A

10.3969/j.issn.1000-4718.2022.02.016

1000-4718（2022）02-0318-07

2021-08-09

2021-12-24

［基金项目］云南省科技厅-昆明医科大学应用基础研究联合专项资金项目［No. 2018FE001（-167）； No. 2018FE001（-207）； No. 2019FE001（-208）］；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生技术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No. H-2017050）

Tel： 0871-65324888-2550； E-mail： zhangjunyang@126.com

（责任编辑：宋延君，余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