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早期党团关系探析

苏秀珍，吴玉才

（1.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安徽 淮南 232001；2.淮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共青团与共产党的关系是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学界十分具有研究潜力的学术领域。 迄今为止，研究早期①党团关系的论著较少，且鲜有系统研究地方早期党团组织关系的论著。截至目前， 几乎尚无专文讨论研究安徽早期党团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99 周年之际， 文章在前人关于早期党团组织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徽早期党团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一研究对推进新时代党团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安徽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

安徽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安徽革命运动史上的先河，安徽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安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在安徽革命史上，甚至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北伐战争输送了大批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安徽早期团组织的建立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 《资本论入门》《共产党》《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的传入，安徽进步青年也开始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创办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刊物。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共建党骨干、芜湖省立五中教师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和同盟会会员、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等人在省城安庆创办的《评议报》。《白话书信》向安徽青年介绍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到德国学者马克思才发明。他是主张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历史的变动、思想的变迁，都是受经济变化、物质变化的影响。 ”［1］(P34)《评议报》“以评议安徽时政、宣传革命思想、推动安徽反帝反封建运动为宗旨， 大力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P36)。 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广泛传播拓展了安徽青年的视野，提升了思想境界，激发了革命热情，为安徽团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思想条件。

此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陈独秀十分关心家乡党团组织的建设，从很大程度上说，安徽早期团组织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促成的。早在1920 年8 月，他率先在上海发起组建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他还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2］(P93)。 当月下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随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向全国各地学联分发了青年团章程，号召各地建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起到了全国发起组的作用。

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安徽进步青年蔡晓舟（安徽合肥人）积极响应号召，立即筹备本省建团工作。次年春， 蔡晓舟联手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刘著良，在安庆怀宁学宫义务小学（今安庆四中）召开建团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舒传贤、王步文、许继慎、王先强、胡养蒙、方乐舟、童汉章、宋伟年、余大化等20 余人”［3］(P19)。 会上，蔡晓舟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发给与会者，具体介绍了上海、北京等地的建团情况，同时提出在安庆建团的初步设想。期间，因军警的干扰，会议被迫中断，安徽建团未果。

同年4 月，在安庆菱湖公园，蔡晓舟、刘著良二人再次召集会议，进一步讨论建团问题。 参加会议的除原有成员外，“增加了杨溥泉、皮言智、詹善良、童长荣、韦素园、彭干臣、周新民等”［1］(P43)，人数比上次筹备会相比几乎翻倍。 因又受到军警干扰，会议被迫再次中断。会后，蔡晓舟潜往上海，刘著良也收敛活动，安徽青年团的筹建工作一时又陷于沉寂。

不过， 安徽的革命者并没有停止前进脚步。1921 年10 月，参加过菱湖会议的舒传贤、詹善良、周新民等人， 恢复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更名为“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计有团员9 人。旋即，他们向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②递交了 《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告书》。 《报告书》 中这样写道：“本团团员采取严格主义，现实团员甚少，仅组成学生运动会。 此后介绍入团者，再陆续报告。 ”［4］(P4)

次年秋，安徽省以官费派送留学为名，将学生运动中的中坚分子舒传贤、周新民、宋伟年等人送往日本，留在安庆的青年团员只有二三人。 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迫使安徽团组织的活动一度中止。

在安庆青年团组织的影响下，寿县、芜湖、宿县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团的组织（如表1 所示）。安徽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为安徽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表1 安徽早期各地团组织建立情况一览表

（二）安徽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在安徽党组织筹建过程中，歙县籍党员柯庆施功不可没。 1923 年春， 为推进安徽革命运动的开展，柯庆施受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委派，返乡从事党团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 同年6 月中旬，在恢复安徽青年团的基础上， 他从青年团员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着手建党工作。同年12 月份，在他的主持下，中共安庆支部于安庆北门外濮家老屋宣告成立。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毅、濮德治、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高永春（高一涵堂弟）、姚光鼐、王同荣等 10 人”［5］(P72)。 会上，柯庆施被推举为支部书记，他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说明了党与团的关系，强调了党员的义务。 这是安徽的第一个城市党支部。

此后，安徽的这个新生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26 年1 月改称中共安庆特别支部；5 月，又改称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安徽地委”），“中共安徽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下辖省立一师、省立一中等 5 个支部。 ”［1］(P55)

几乎与之同步，安徽省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小甸集特别支部，也在寿县的小甸集小学成立。1922 年冬，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蕴真、薛卓汉等人，回到家乡寿县进行革命活动，着手建团建党工作。 他们以在外地入团的学生为骨干成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甸集特别支部。次年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已有青年团的基础上，曹蕴真、薛卓汉等人成立了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组织委员鲁平阶、宣传委员徐梦周。 特支成员还有薛卓汉、曹练白、徐梦秋、方运炽、陈允常。 ”［6］(P23)小甸特支隶属党中央领导，特支设有专职“交通”人员，负责与中央联络。 这是在安徽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不久，由于革命斗争需要，特支成员陆续离开寿县到外地学习或从事新的革命任务，支部便停止了活动。 小甸集特支虽然只存在了半年多的时间， 却在安徽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

随后， 芜湖也建成了中国共产党芜湖特别支部。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芜湖地方团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据统计，截至1924 年4 月，“芜湖已拥有青年团员 46 人，主要成分是学生和教员。 ”［1］(P55)同年秋天，共产党员张秋人、曹国芸被党中央派到芜湖工作，他们从青年团员中发展了部分党员。 次年8 月，从德国回国的寿县籍党员高语罕也被派往芜湖，帮助发展党员。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超龄团员也被转为中共党员。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26 年4 月，中共芜湖特支在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内正式成立， 周范文任特支书记， 共有党员10 余人。1926 年秋，“芜湖特支已有3 个党小组……共有党员 27 人。 ”［1］(P55-56)

这一时期，旌德、宿县、六安、蚌埠、滁县、霍邱、桐城、涡阳、南陵、郎溪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如表 2 所示）。

表2 安徽早期各地党组织建立情况一览表

二、安徽早期党团关系的特点

（一）团先于党而建，为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安徽早期团组织建立较早，于1921 年10 月正式建团，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1922 年5 月5 日）前便已建立，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 处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见表3）之一。 安徽早期党组织则建立较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1923 年冬才正式建立， 比安徽团组织的出现晚了两年有余。由于各种客观因素， 安徽的团组织先于党组织而建，且党团组织大多直属中央领导，当时安徽全省没有设立统一的党组织。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的五大以前，长江沿岸的芜湖、安庆等市县的党组织，均直属中央管理。津浦路沿线的滁县、蚌埠、宿县等市县的党组织，则先后分属中央、江浙区兼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徐州特支领导。 ”［7］(P332)

表3 全国17 处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布表

中共安徽地方组织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在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团组织得到不断发展，培养了革命骨干，为建党做了组织准备。安徽建党时的党员大都是青年学生和少量教工。 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经历了历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锻炼，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后，又以崭新的姿态深入社会，做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在工厂和农村中建立党组织。 安徽党组织成立后，党组织的面还很小，党的各项工作又是通过安庆、 芜湖等地的青年团组织贯彻实施的，指导共产主义青年团③组织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领导安徽人民开展革命运动，使得安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党团协作，共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安徽党团组织建立后， 在工作上相互借力协作，共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3 年6 月，党的“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次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随后，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安徽籍党团员相继回到安徽，恢复党团组织，也协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安徽的党团组织遵照党中央指示，动员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还发动青年参加国民党。1924 年底，王步文从上海回到安庆，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安庆的绝大多数青年团员也参加了国民党。 芜湖团地委还决定，青年团员应全部加入国民党，把发展国民党党员、组织地方党部作为青年团的重要工作。在寿县、宿县、旌德等县党团组织也把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县党部作为重要任务。

在中共地方党团组织的帮助和参与下，安徽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展很快。 改组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顺利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安徽中共党团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壮大。

1925 年，安徽人民在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五卅”运动。 安庆团特支发起“五卅惨案安徽后援团”，“除罢工、罢课、罢市外，又组织募捐，全市共募一百多万元，后援会决定将募捐的钱寄一部分到上海，支援上海工人，留一部分办起了建华中学，专门收容退出教会学校的学生约三十余人。 ”［8］(P19)同时，安庆团特支还召开了市民大会，共产党员薛卓汉、徐梦秋在大会上做演说、散发传单、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在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组织带头作用。

此外，安徽党团组织党团员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各级农民协会。 按照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应开始从事与农民运动有关的宣传及调查” 的指示， 从1923 年底开始，芜湖、安庆、寿县、宿县等地的团组织，利用课余时间及寒暑假，组织学生团员下乡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启发农民觉悟，开展宣传活动。 “1924 年间，寿县党团组织负责人薛卓汉等经常带着留声机和笙、箫、管、笛等乐器到寿县小甸集一带农村进行宣传活动。 薛卓汉根据下乡调查的情况，撰写了《皖北寿县农民生活》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 ”［9］(P66-67)1925年暑假，安庆地方团组织负责人杨兆成和胡佳兵等人也在家乡怀宁县农村进行募捐、演戏、演讲等活动，并调查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 伴随北伐战争的推进，安徽农民运动也日益活跃，逐渐形成革命高潮。

（三）党领导团，团为党培养输送后备军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创时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 为党组织培养输送干部人才。1921 年7 月，“党的‘一大’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10］不过，当时党团关系并没有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 1923 年8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 用文本形式明确规定了党团关系:“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参加总的革命路线；同时在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可在本组织内讨论一切政治和策略问题，可持有不同的立场并参加共产党的各种活动。”［11］(P89)这种党领导团，团协助党并向党输送优秀团员的密切关系正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 “二大”之后才开始的。

在恢复各地团组织的过程中，党组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重建，也是党中央派人着手建立的。那时候，安徽党团组织关系比较密切， 党派优秀干部领导团，团将优秀团员输送给党。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直接参与团组织的工作， 早期党员大多是从团员中转化过来的，党组织的领导往往还兼任团组织的领导。 比如，中共安庆特别支部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特支干事（委员）和党员大部分采取‘党兼团’的形式，保留了既是党员又是团员的双重身份，继续在地方团组织内留任领导职务，不论是团地委还是各团支部，都同时执行中共安庆特别支部的决议。 ”［5］(P77-78)

三、安徽早期党团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党团工作不分，党团活动交叉

党团组织创建初期，党与团的工作是混合在一起的，工作性质相同，二者都致力于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党和团在工作内容上基本没有区别，工作对象、工作任务交叉，团组织几乎没有独立性。曾任团安庆地委执行委员的孙集志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当时党和团都是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也可以说，当时的共青团员就和现在的预备党员一样，建团的开始就是建党的开始。 至于分开过组织生活，这大概是1925 年以后的事。由于安庆是一个产业不发达的城市， 只有少数手工业工人，建团、建党的初期都是在知识分子中开始的，尤其是青年学生占绝对多数，这也是当时党和团必须合在一起的一个原因。 ”［12］(P114)

（二）党员兼团员，党团边界不明晰

为加快团组织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对团员年龄并没有明确规定。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安徽的团组织也存在团员超龄问题。 为解决团的青年化问题，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决定将一部分超龄团员介绍入党，中共安庆特别支部和共青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了超龄团员转党的决定，将超龄团员全部转为党员，大部分采取了跨党跨团的形式，这样又出现党员和团员的双重身份问题，“党兼团”的不在少数。 比如，1925～1926 年，安庆的党团组织就是这样，“领导机构的人员还是党团职务兼任的居多”［12］(P115)，李竹声、郭士杰、杨兆成等人都是双重身份。

虽然“1923 年 6 月党的‘三大’和 1923 年 8 月团的‘二大’用文本形式明确规定了党团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建立了党团关系的基本准则”［13］(P34)，但是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落实。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文本制度，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为解决党团之间存在的上述问题，建立健康良好的党团关系，虽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机构做出了很多决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党团关系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地方党团组织而言，从当时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及革命任务的艰巨性来看，难度较大。这“就意味着团拥有其人事、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13］(P3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四、结 语

安徽早期党团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党团工作不分、团组织难以独立开展工作等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党团关系尤为重要。新时代的各级党组织既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也要发挥好团的后备军的作用，按照“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要求，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通力合作，形成强大合力，这是正确处理党团关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归宿。

注 释：

①本文所指的“早期”系“建党之初及大革命时期”，此处特作说明。

②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局决定青年团“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③1925 年1 月26 日，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