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政策改革的合理性

王长峰　杨芳

文章编号：1673-9973（2022）01-0047-05

摘要：政府部门获得公共政策改革合理性的依据的来源，在聚焦网民行为结果的信息化数据表现之后，转向追溯网民参与行为背后的内源驱动力。行为是外显的，而思想是内在的，心理学科的动机研究体系为建立两者的联系提供了契机。群体的动机来源于需要和诱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虚拟社会中场景因素的差异成为个体行为动力差异的根源，由此建立起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从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重塑参与主体的诱因环境的角度发现政府公共政策改革的合理性。

关键词：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需要理论;动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G353.1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j.cnki.sxsx.2022.01.008

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 Public Policy Reform： A Study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of

Netizen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Opinion

WANG Chang-feng， YANG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China）

Abstract：The sourc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obtain the rationality of public policy reform， after focusing on the information-based data performance of netizens’ behavior results， turns to trac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behind netizen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ehavior is explicit， while thought is internal. The motivational research system of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motivation of the group comes from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 of needs and incentiv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ene factors in the virtual society become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behavioral dynamics. Therefore， a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mechanism is established to fi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government’s public policy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ain aspects of contradictions and reshaping the incentive environment of participation.

Key words：public polic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need theory; motivation theory

一、引言

一般來说，政府等公共机构会试图通过制定与当前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或行动来解决公共问题[1]。政府为分配社会福利、立法量刑、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维护交通环境等出台的相关法条、制度、规定等称为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对公共政策相关话题的态度和意见是对现实生活中该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过程的真实反馈。获得政府公共政策改革合理性的依据的来源，需要了解网民对公共政策话题参与行为的根本原因。动机理论是心理学界联系外在行为和内在思想的重要方法[2]，在教育学、管理学等应用较广泛，但是关于网络治理的相关研究较少。国内学者通常将舆情演化过程看作一个系统，将动力来源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齐佳音等[3]将舆情事件本身的破坏力归为内源动力，将网民、媒体的推动力以及政府的调控力归为外源动力。曾润喜等[4]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出发，认为内部动力维度包括网民认知、媒介平台、事件属性、政府治理;外部动力维度包括现实环境、虚拟环境两类。

在社交媒体中，微信用户转发的动机以社交动机、休闲娱乐和信息动机为主[5]。基于动机的内容分类，用户参与社交媒体的动机对参与强度影响的大小，从高到低为：娱乐性、信息性、社交性[6]。不同的是，与公共话题相关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参与传播动机的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公共利益、社交、宣泄、共鸣[7]。在国内自媒体环境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动机多与利益相关[8]，公众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动机两个方面[9]，与公共话题对应的个体知识共享的动机则更多的是双向利益即互惠或利他目的[10][11]。具体的政治参与舆情指标中，政府公信力与管控度对较低网络舆情风险有重要影响，而政府回应速度、信息公开度及网民满意度对政府公信力有增强作用[12]，舆情事件的敏感度和危害度影响公共政治参与[13]。

综上，关于网络舆情中网民参与行为的动机研究，对普通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动机研究较丰富，涉及公共政策话题的参与行为动机的研究较少。基于心理学的动机理论，本文将聚焦于公共网络舆情，针对公共政策以及反映公共政策合理性的热点话题，网民群体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对政府公共政策改革的合理性以及公共网络舆情治理民主化提出建议。2022年2月第36卷第1期王长峰，杨芳：政府公共政策改革的合理性——基于网民公共舆情参与行为的动机研究Feb.， 2022Vol.36 ， No.1

公共行政2022年2月第36卷第1期王长峰，杨芳：政府公共政策改革的合理性——基于网民公共舆情参与行为的动机研究Feb.， 2022Vol.36 ， No.1

公共行政

二、心理学的行为动机理论研究

心理学界用动机来表示一切引起、支配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因素，用来联系外显的行为与内在的思维之间的关系。纵观心理学科百余年的发展史，动机理论中关于动机来源的研究比较系统的观点是：行为动机产生的条件是内在需要和外在诱因的共同作用。

（一）需要是动机激发的内在条件

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需要层次理论，定义需要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个体对自身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状态。人类生理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平衡、不满足是需要产生的来源，部分需要只有达到一定强度才能产生力量，转化为人的动机，从而使得行为发生。经典的需求层次结构包含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通常被描绘成金字塔状的等级。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分别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

需要是人积极性的基础和根源，而动机是推动人们活动的直接原因。在马斯洛的动机研究中，需要被描述为动机产生的内在因素，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引起行为产生的原因完全不受意识之外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只是需要在唤起个体行为的时刻表现为内源性的、天生的且下意识的，需要并不依靠心理疏导来获得满足。满足高级需要必须具备良好的外部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等。一般意义上，人的外部条件的等级和人的需要的等级是匹配的，因此在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需要层次越低，力量越大，潜力越大。尤其应避免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阶级群体间的需要断层，产生巨大裂隙从而激发彻底改革的社会力量。二是从社会整体来看，着重于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主要需求。三是个体对需要的追求有所不同，单个个体的价值排序决定个体的需要等级。

（二）诱因是动机产生的外在条件

心理学中，关于诱因唤起行为反应的研究成果有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生理学家巴普洛夫的经典刺激反应实验：刺激（S）——反应（R）。实验结果说明，中性刺激（指实验初始不会产生反应的刺激）仍然可以通过重复的训练获得特定反应。同时期，联结主义心理学家桑代克的饿猫实验得出结论：刺激和反应是可以通过试错学习建立联结的。这两个结论基本建立了从刺激到产生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肯定本能的基础上，重视了重复训练的效果。第二阶段是新行为主义理论家斯纳金、赫西等的实验：反应（R）——刺激（S）。斯纳金在实验中增加了“强化”的作用：感受刺激-作出反应或行为-强化刺激-反应或行为的可能性增强。强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行为的肯定或否定，结果是使行为朝同一方向趋于重复发生。引导被实验者做出某种行为或反应，可以通过强化物使其行为或反应的可能性增加。积极强化获得强化物使得初始反应加强，比如学生因为老师夸赞而认真学习，消极强化排除可厌刺激物使得初始反应加强，比如学生因为教室不再吵闹而认真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消极强化作用不同于惩罚，消极强化是去掉原本存在的刺激，目的是强化行为而不是企图消除行为。

不论是巴普洛夫的刺激反应实验还是斯纳金的强化理论，诱因的给予或消失是特定时刻的单次作用，其所建立的刺激与反应的联系却可以维持且行为强化的后果也可以多次重复发生，成为研究者想要目标对象获得持续的特定行为反应的理论指导。

（三）动机理论应用于网络舆情行为研究的意义

20世纪末，认知主義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一个新的学派异军突起，有部分认知主义学家甚至反对动机理论关于刺激与反应联结的观点。认知主义关注人的知觉、记忆、想象等处理信息的过程，更加强调学习的过程。首先，必须要承认个体在大脑中处理信息的方式一定会影响人的肢体表达和行为反应。但动机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机械的、表象的联结行为与思维的概念，在考虑到环境与文化对有机体及其动机满足的影响的同时，很多实验（包括巴普洛夫、桑代克的实验）也包含有机体有其天生的生理特征、内在结构，并且能主动创造心理环境等事实，绝不是纯粹的情境理论。其次，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实验：施加刺激—感受到的刺激—处理刺激—行为表现的过程中，相比于认知主义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网民从处理信息刺激到转化为参与行为的过程倾向于表现为冲动型，网民将信息刺激转化为“文本行为”的时刻通常表现为一种临时的未经训练的反应。尤其在网络社会中，文本行为与现实中面对面的肢体行为相比，个体面对文本情绪，主动选择刺激的意识相对减弱，被动接受刺激的概率增加。因此在考虑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心理学动机理论中行为反应的研究成果更适用于研究虚拟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

三、公共网络舆情中网民参与行为动机模型的建立

（一）基于动机心理学的SMA模型

行为形成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组合，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中的经典命题：“尽管任何行为几乎都是有动机的，而行为同时也差不多总是由生物的、文化的和情境的因素所决定。”

基于心理学的动机理论，提出舆情行为发生的SMA模型，如图1所示。由场景（Scenes）、动力（Motivation）、能力（Ability）三个核心构念组成。场景指个体对自身以及所处行为环境的认知，包括行为主体的自身属性和事件的客观情景两部分组成。个体的自身属性即激发个体行为动机的内在条件的部分，是环境要素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的抽象延伸。舆情事件的客观情景即唤起个体动机的外在条件的部分，是个体所存在的客观环境及个体对环境的主观认识的融合。

图1SMA模型的作用路径与普通行为动力模型[14]不同的是，网络进入的低门槛使得机会（Opportunity）这一约束行为结果的因素不再成为舆情行为发生的考量。SMA模型解释了网络中舆情主体行为的形成模式及约束结构。网络社会中的个体信息化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是个体处理舆情信息的两个前提——“动机”和“能力”——的函数[15]，缺一不可。场景则对这一过程产生调节作用，强化或者弱化动机的激励效果和能力的作用效果，从而影响行为的激烈程度，是一种隐性作用的过程。

（二）网民群体的SMA模型内容

网民群体通过在网络空间中对公共政策展开批评、质疑和讨论，以生成网络舆论的方式，来干预政府的政策行为[16]，网民群体的SMA模型的内容构成如表1所示：根据文献研究归纳，将网民参与公共舆情话题的动力分为三个大的类别：利益诉求、情感共鸣和娱乐休闲。

利益诉求在内容方面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权利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也称物质利益，与生产关系及生产结果有关，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归于对“面包”的需求即经济利益诉求。在法学中，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即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因此网民对现实权利的需求也归结为利益诉求;政治、安全利益需求分别指公共政策中与参与治理行为和网民生命健康有关的诉求。网民的利益诉求是个体迫切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表现，处于金字塔需要理论的最底层，行为潜力最大。

心理学上将情感共鸣定义为心理共鸣，指两个人或群体之间在日常行为和生活上产生了一种灵魂和精神上的无限延展和沟通，这种默契只涉及精神、意识，与个体的物质利益诉求无关。而出于娱乐目的的网民参与通常表现为短暂性、无循环的信息内容处理，这一类型的共享动机在所有人群的参与动机中数量比例最高[17]，但其行为后果对社会的影响最小。

态度倾向强烈程度政府公共政策改革合理性的依据是SMA模型中场景要素的差异对于不同輿情话题参与行为的影响。能力和动力是关于场景变量的函数，可以由不同场景中主关键因素的能力、动力的等级来判定群体需要的强度差异。比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讨论中，个体能力的等级划分由信息发布者的职业、身份权威性、专业度确定，这个时候“某某主治医生”的发声可能比国家官方机构的影响力更大;动机等级的划分由主体所处地区的疫情危险程度来确定。在疫情初发时期，相比于其他城市，武汉地区的网民群体参与疫情防控政策讨论的愿望更加强烈，一线城市的网民也要比三四线城市的网民更关注政府的应对策略。而关于“性侵”话题的讨论，个体能力等级的划分则由信息发布者的社会地位确定，主体的性别成为群体动机等级划分的主要考量因素，不同性别中未成年与成年的年龄分布差异作为辅助考量因素。社交媒体平台中这些场景因素可以通过用户注册时填写的年龄、职业、地区等信息获得，或者通过账号实时运营的实际粉丝数、关注度等分析得到。

（三）基于SMA模型的公共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构建

基于SMA模型的公共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如图2所示，关键是依照SMA模型的测量方法对每一种情绪的网民群体进行能力、动力主关键因素的提取和再聚类，根据公共政策的内容以及不同研究者的目的，主关键因素的选择可以满足不同目标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研究需要。基于动力的不同等级来了解公民的参与强度差异，情感强烈的部分群体可能比其他数量占优的群体价值更值得被关注，这就是关注人类主要的、突出的需要的意义所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创造的统一。

在审视公共政策、调查舆情事实真相的同时，政府必须把握主动权，控制话题流量，防止不良情绪的蔓延、扩大，及时关闭一些有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体的消极发言渠道。否则，容易形成“社会强化”，在舆论不良风向的诱导下，公民易在网络上发表对公共政策甚至对政府机关不实的、消极的言论，认为可以增强其社会地位获得他人的认可与接纳[18]。但同时公共网络舆情治理中，单纯的暴力压制绝不可取，掌握好权力使用的度，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区别对待，拓宽网络谏言渠道和源头制止煽动性发声两手抓，严守舆情风险预警线，灵活应对社会批判。图2基于SMA模型的公共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在一项公共政策的舆论研讨完成之后，政府部门应安排专门的负责人员按照公共政策的类型分类存档归纳在政府电子数据案例库中，形成历史知识案例库，在海量的案例库中总结一般规律，为以后的舆情风险提供经验。公共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全过程单靠政府是无法完成的，相关部门应邀请由专业领域的舆情专家、法律专家、资深媒介和相关技术人员，重大公共政策的决定应邀请群众代表，组成经验丰富、领域全面的公共网络舆情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19]，以专家指导为主力，以群众反馈为辅助，以群众差异化需求为目标，针对不同特征的社会群体的需要量体裁衣，提出对症下药的应对策略。

四、总结与展望

舆情研究是了解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也是破浪前行的船头的“瞭望哨”。公共政策舆情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平息一场网络舆论，更是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掌握公民行为惯性的规律，从动机产生的两个条件的角度对政府的公共舆情治理提出建议：

（1）政府应抓住社会整体的主要矛盾，提出使得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合理的应对策略而绝不是最优的应对策略。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考虑目标群体，也考虑与目标群体相关的社会群体。个体不同等级的动机、群体之间不同类别的动机都一定存在着联系，公共政策对社会的作用是以目标群体为中心向外波浪扩散的，一个社会群体需要的实现可能伴随着另一个群体需要的满足或消失，利益的此消彼长反而会使得群体间矛盾加深。其次，欲望是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类从不会感到满足。一个需要满足又会有另一个需要站在突出的位置上来，因此人民的需要将会长久存在于社会之中，低层需要相对永远存在，政府对低级需要诉求不满的群众应始终保持脱贫但不脱政策的理念，群体的需要以该群体的基础水平获得满足而不以社会相对水平来衡量。公共政策的目标不会是社会中每个个体需求的简单总和，而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为指导，以创造社会总价值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的公共利益为主的政治性策略。

（2）政府应重视网民群体作为舆论中重要主体的治理地位，官与民统一立场，而不是站在网民的对立面。政府通过官方权威机构正面的、激励的话语可以激发网民的理性与正义感，从而促使网民自主地发挥网络舆论治理能力。当赋予网络公众理性的定位之后，负向情绪的传播会随着部分网民的理性以一种中心网络的形式感染周围的人而归于平静[20]。现实社会中，官民矛盾造成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身份地位的对立，而心理暗示是一种最简单的条件反射。个体在心理上会竭力使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网民认为自己是被信任的，因此在主观上达到统一立场的效果。网民能够感受到积极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建立在网民的理性与政府的应答形成的良好的正向循环圈的基础上，一旦政府未发声或未及时发声的“不作为”将成为舆论中一种隐形的负强化因素，增强网民的参与行为，尤其是负向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这种行为结果是环境刺激造成的，而不能归咎为网民的不理性。

（3）基于公共政策公共性与服务性的内在本质[21]，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改革应该接地气，应该为人民服务，以避免沦为权力者个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表达。社交平台上总是会有关于公共政策的有用的意见，例如在2021年8月“北京市延迟退休法定年龄征集意见”微博话题下的一条评论：“多少岁退休不要紧，就是想问下是否可以选择缴或不缴养老金？”以及2021年7月“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校本课程”的话题下，一位网民评论：“好好落实下去，录用专业人士讲，别再搞成只是班主任班会讲课的内容……几张鸡汤PPT给学生使劲灌……”另一位网民评论：“整天下这个要求那个通知，具体怎么实施又没人负责了，直接下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将心理健康教师纳入教师编招聘，要求心理相关专业的学生报考……既专业化又省得什么事都抛给教体局……”类似还有很多这样的评论不应该被淹没，毕竟每一位公民才是公共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权力者应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每一位普通百姓都是生活问题的专家。公共政策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人民，应该成为未来公共网络舆情研究的趋势。

与政府统一的意见征集相比，通过网络环境了解公民对公共政策意见的方法，优点在于网民在这一环境中言论相对更加自由。缺点就在于，首先，这种言论的自由度较难把控，网民的评论中有有用的信息也有纯粹情感宣泄的信息垃圾，如何進行相关关键字段的人工选择、智能抽取，以及能够对含义复杂且语义模糊的中文进行较精确的区分，机器学习的能力还需改进。其次，保护隐私和防止网络暴力的同时，国家对社交软件实名认证的信息完整度和准确性还需规范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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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收稿日期：2021-12-26

作者简介：王长峰（1965-），男，河北清河人，国际项目管理研究所所长，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研究;杨芳（1996-），女，河南三门峡人，工学硕士，研究方向：项目管理、网络舆情预警与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