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及战略路径

【摘要】“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2021年是我国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启了“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讨论我国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系统分析我国当前和今后必须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研究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对策，抓住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历史发展机遇，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新发展思路，能够为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1.002

2021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2021年是我国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启了“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四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等视角，总结了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科学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经济建设进入了历史发展新阶段所面对的机遇、挑战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世纪疫情时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于此，本文着重讨论我国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系统分析我国当前和今后所必须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研究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对策，抓住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历史发展机遇，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新发展思路，为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及内在逻辑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以城乡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释放巨大人口和劳动力发展红利。在农业、农村、城市、国有企业等领域破除保守思想禁锢，循序渐进全面实行农村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国有企业经理负责制和奖金制度，激发广大工农群众的劳动热情。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全面提升城乡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用14年时间，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城乡物质匮乏的重大民生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极大提升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加上私营及个体经济同步发展，激发多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创造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充分吸纳农村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以后所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为社会经济大幅度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构建了一个可以全面对外开放的产业体系，营造了一个政府计划引导下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由竞争生态环境。

第二阶段，1992～2001年，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深化改革，接续前一时期经济高速发展趋势。资本和市场全面开放，利用开放提升国内企业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为国内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技术进步驱动力。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步伐加快，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大量吸引外资，促进出口，充分发挥人口和劳动力大国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吸纳农村和农业释放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体系，促使我国经济从以内生低效率低水平增长为主的发展范式，向充满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大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这一时期，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

Yao和Wei（2007）利用我国1979～2003年跨省面板数据，证明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5年里，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高达9.41%。其中，1992～2003年间人均GDP实际增速为10.6%，比1979～1992年間8.4%的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实证研究证明，吸引外资、促进出口，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Yao和Wei（2007）还认为，以吸引外资为主动力的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国内企业在“看中学、做中学”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竞争意识，降低生产非效率（reducing production inefficiency）。此外，大量外资流入，直接或间接带来了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提高了全国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技术水平。对外开放使我国生产技术前沿不断向前推进，使原来同样的物质和劳动投入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财富，这种技术前沿推进效应（shifting effect of production frontier），使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希斯自然技术进步率（Hicks Neut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外国直接投资却只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

第三阶段，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我国从局部地区和有限产业的对外开放，走向了全域性和所有产业的对外开放，这是我国融入全球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在GDP总量上连续赶超西方七大工业强国（G7）的历史阶段。我国GDP总量在2001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10年分别超过G7成员国中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到2020年，中国GDP是日本的3倍、英国的5倍。1995年，中国GDP是美国的9.5%，2020年是美国的70.1%。到2021年，我国加入WTO正好20周年，这20年来，WTO成员国数量从143个发展到了164个。继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后，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不仅对全球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国内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和空间。20年来，我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全球货物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名义增长九倍。中国GDP从2001年占全球份额的4%，增长到2020年的17.1%，2021年有望上升至18%以上。

这一时期，我国如果没有加入WTO，实现全面对外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和发展。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高达15.2%，比2003年的6%提高了9.2個百分点;进口总额从2003年的5.4%上升到2020年的11.8%，增加了6.4个百分点。2021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逆势超常规大幅度增长，按人民币计算，对外贸易总额达35.4万亿元，同比增长22%，实现贸易顺差3.76万亿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分别为我国第一至第四大对外贸易伙伴，分别占我国2021年前11个月外贸比重的14.4%、13.7%、12.5%和6.2%。中国加入WTO的2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3.9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2.2万亿元，名义增长8.3倍。同一时期。我国出口总额从2万亿元增长到了17.9万亿元，名义增长近9倍;进口总额从1.9万亿元增长到14.3万亿元，名义增长7.5倍（如图1）。我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全球市场，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已经离不开我国的技术和产品，全球化进入了中国独领风骚的新阶段。

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开放型经济体的两个重要衡量指标，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关系密切，互相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跨境投资的结果，也是促进跨境投资的重要推动力。Yao（2006）利用1978～2003年26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增长、出口、外商直接投资构成的联立方程组，进行系统回归。实证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跨境投资—对外贸易”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增长的三角形闭环，任何一个因素增长都会同时带动其他变量的显著增长。跨境投资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促进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和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有效提升投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这是国内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加入WTO以后，我国吸引外资力度不断增强，在1992～2000年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我国每年吸引外资总量从2001年的407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444亿美元（如图2），名义增长3.5倍，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对我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中国智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后，许多国家吸引外资大幅度下降，我国吸引外资规模却保持平稳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智造”全产业链、供应链的巨大韧劲和发展潜能。2021年前11个月，我国吸引外资力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效率，外商直接投资高达1572亿美元，同比增长21.4%，不仅超越上一年的外资流入总额，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特斯拉在上海投资超级工厂是在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的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展示了美国超大型跨国企业不顾其政府对华的敌视态度，依然看好中国市场，也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真诚、胸怀和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外汇储备不断提高，我国从加入WTO以后开始就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到202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达2.58万亿美元。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跨境投资和对外贸易经受严重冲击，特别是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萎缩至不到1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202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来源国，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投资总额从2007年的265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537亿美元（如图2）。2021年前10个月，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1163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出来源国之一。

Yao等人（2016年）收集我国2003～2009年期间对外投资情况发现，截至2009年底，我国企业已经向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其中，美国、欧盟、英国、东南亚、日本、韩国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是我国（大陆）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我国外商和我国港澳台直接投资（FDI）的主要流入经济体。他们用多种回归方法进行验证，得出以下OFDI（我国对外投资）和I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关系：一是我国企业倾向于在比较熟悉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资本存量可以表示本国企业对该国的了解程度，因为这个资本存量对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除了市场寻求动机以外，技术寻求动机对我国的OFDI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证明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对国家和企业的决策者如何通过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两个开放维度去更好地抓住全球化发展机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很好的理论支撑及决策参考价值。

这是因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也是我国加入WTO以后20年来信守承诺、严格遵守国际贸易共同规则的结果，更是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合作共赢共享理念的重要体现。加入WTO20年来，我国关税总水平从15.3%降低至7.4%，低于9.8%的入世承诺。实际开放市场接近120个细分部门，清理国家法律法规2300多件、地方法律法规19万件，大幅度降低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门槛，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我国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试点，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建设，定期举办消博会、服务贸易会、广交会和进口博览会等，展开了开放、包容、共享的有力翅膀，积极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及投资协议，包括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中欧投资协议（Sino-EU Investment Agreement）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145个国际地区、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合作，为沿线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主动肩负起开放型大国的责任担当，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可。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机遇及挑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不间断高速增长，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信息技术、产业、人力資本、外汇、市场和管理体制机制基础。我国有效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各自的优势，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自由经济市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能和韧劲，充分掌握了一整套理论清晰、实践有序的对外开放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之后的前30年，国民经济发展路径可以用“非均衡增长”的发展模式来描述，党的十八大之后，可以用“协调发展”的模式来刻画。从“非均衡增长”转变为“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充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特征，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论、实践论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头，面对新矛盾、新形势、新格局的睿智和重要历史选择。

新阶段，我国人均GDP在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之后，2021年将突破1.2万美元，首次超过全球人均GDP水平，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同时，按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我国人均GDP有望在2022～2023年间跨越世界银行界定的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最低门槛。依据2021年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GDP为1.27万美元，比2020年高160美元。我国经济强力发展，已经撼动了世界地缘政治。尽管2012年以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但是，我国经济基数已经大幅度提高，从2001年的11.1万亿元上升到现在的100万亿元以上，现在每年如果能够实现6%以上的增长速度，一年的增量几乎就等于排在全球第15位的经济体一年的GDP总量，三年累加的增量就等于排在全球第五位的英国一年的GDP总量（如图3）。

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韧劲在于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汶川地震、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2017～2021年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打压、2020～2021年的世纪疫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衰退情况。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压力，我国经济总能逆风前行，屡创奇迹，持续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就算在“封城锁国”的2020年，我国GDP仍然实现了2.2%的增长，对外贸易增长1.9%，跨境投资再创历史新水平。2019年，我国GDP与美国GDP的比重为66.7%，2020年上升至70.1%，2021年前三季度上升至75%。过去一年，我国向全球其他国家出口口罩3600亿只，为全球的抗疫斗争贡献了巨大力量。

相比之下，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每次全球性危机中表现不佳，每次危机都会出现社会混乱，经济大幅度萎缩。G7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在过去的13年里已经深深陷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缺乏相对于中美两国所具有的规模及范围经济效应，过往的垄断优势不再，长期呆板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极端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经养成了一种自以为是、不求进取的懒惰散漫的民族意识，造成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日渐疏远，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坠入了一个很难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厄运的特殊陷阱（姚树洁，2016）。世纪疫情是“高收入陷阱”最好的写照。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表面强大的经济和医疗体系，解决不了政府领导不力、民族意识散漫的社会深层次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复苏—高涨—危机—萧条”周而复始周期规律的判断，在这些国家中不断出现，特别是应对世纪疫情的慌乱、无助、绝望，充分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体现了政府—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脆弱性，同时折射出我国在应对各种危机冲击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坚韧力量。

但是，正因为我国社会经济长时间不间断地高速发展，所以也积累了国内外各种压力。在国内，在从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及发达国家行列迈进过程中，我国不仅没有成功的人口大国发展经验可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还不断制造各种麻烦。一是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巨大压力，迫使我国必须以“质量优先”替代“速度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包容协调”发展替代“资源无限利用”的发展战略，努力解决社会经济、社会服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新矛盾。二是部分西方国家在经历多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美贸易危机、技术封锁压力、世纪疫情之后，对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和压力持续提高。三是我国政府向世界承诺要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对我国能源利用和污染防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今后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都将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将面对更大更复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续近两年还没有看到尽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人员交往和跨国服务产生了40多年来最大的影响。一是国际地缘政治更加复杂多变，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阻止中国持续发展的所有措施没有成功，因此转向了“精准”打压的战略对策，尤其是定向列举我国多家企业清单，对与高科技和国防有关的企业进行全面封锁，对与美国垄断企业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进行多维度排斥。二是多边组织势力此消彼长，国际经济政治的话语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世纪主宰全球的G7逐渐演变成为20国集团（G20）与前者的对冲，金砖国家的出现也有效抗拒了美国和G7的垄断性。但是，G7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六个成员国在历次危机的洗礼以后，已经很难与美国或中国平起平坐;金砖国家五个经济体中，我国的经济体量是其他四个经济体总和的2.55倍，这就使全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G2博弈局面，这一局面在美国“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病态心理作用下，必将对中国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三是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以“民主自由”的幌子，经常给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海外投资企业制造麻烦。例如，国产大型飞机C919的关键部件、华为手机芯片、5G技术、微信、抖音、企业、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等，屡屡遭受这些国家的打压和毁约，甚至连北京2022年2月的冬奥会也已经遭到少数西方国家的无理抵制。西方力图与中国“脱钩”的努力和手段千姿百态，对我国中长期的对外开放，特别是疫情以后的对外开放，必将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为了应对上述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5月14日会议中，首次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基本思路就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国民消费能力，以消费促生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消费需求，创造新的消费生态，做优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实施一年多来，成效明显，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挑战。特别是疫情在国外持续蔓延，不仅增加了我国防疫负担和压力，还对我国服务行业和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负面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对外部风险和压力的持续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利用抗疫成效时间差，得益于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四通八达的对外贸易通道，特别是近1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联通全球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贸易网络，加上5G、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视频通信等新的服务技术和生态，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实现超常规的贸易和投资增长。

从2021年国际贸易、跨境投资、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看，面对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和世纪疫情影响，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依然具有许多特有的发展机遇。抓住这些机遇，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还可以大幅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加速缩小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地缘的话语权，更好带动“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对策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结合新发展格局要求，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一是优化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区域分布，化解过度依赖少数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特别需要摆脱对美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构建新的全球性空间贸易结构，提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的回旋余地，增强抗击人为或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波动冲击，弱化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对我国经济内循环的打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千秋大计，必然撼动由美国及其为首的G7集团垄断世界经济发展超过半个世纪的既有格局，挑战美国自冷战结束以后独霸世界的垄断地位和野心。因此，美国在2018年以后所发起的大规模贸易戰、科技封锁战，以及在我国民族及主权问题上的种种挑衅行为充分证明，我国不能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科技和资源。尽管作为单个国家，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最大的贸易顺差产生地，但是，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后，美国先后被欧盟和东盟超越，已经变成了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如表1）。东盟先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外贸易分化还逐渐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额占据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从2016年的25.7%上升至2021年前10个月的29.4%。

二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信心，努力抵消西方国家企图与中国“脱钩”的一切风险。WTO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 GATT）。GATT主要针对货物贸易及关税协定，而WTO不仅覆盖货物贸易，还覆盖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贸易摩擦协调，包含的国家数量也比GATT（125个国家和地区）更多。WTO经过26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多边组织。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全球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冲击和削弱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WTO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需要主要成员国达成共识，进行改革，使之达到更好引导全球自由贸易、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

面对外部脱钩压力，中国不断寻求其他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特别是RCEP和中欧投资协议。尽管中欧投资协定遇到一些阻力，中国申请加入由日本、韩国等国家倡导的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呼应，最少表明了中国参与多边组织、共同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决心和态度。在目前几个国际多边组织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还是WTO。因此，我国首先需要坚持维护WTO贸易规则，促进WTO深化改革，提高其统筹协调全球自由贸易的能力及范围;其次要积极推进RCEP、中欧投资协定，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俄罗斯、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合作。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农业资源丰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很强的战略意义。2021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有望从2010年的555亿美元、2020年的1080亿美元，上升至1400亿美元。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农副产品等领域，对我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有很好的保障作用。另外，中国与非洲关系密切，在铁路建设、产业投资、人员交往等方面不断增强，有力促进了中非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双边贸易额从2010年的1296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2087亿美元，尽管中非贸易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降了10.5%，但在2021年前三季度已经实现了报复性增长，贸易量达到185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38.2%，比我国同期对外贸易总额增长速度22%高出16.2个百分点。面对世纪疫情，中国对非洲的医药物资出口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非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稳定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非洲人口数量超过13亿，基础薄弱，但是资源丰富，经济、外贸、投资发展潜力巨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技术互补性强。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累计达430亿美元，中国在2013～2018年之间的对外援助中有45%流向了非洲，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努力，得到了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肯定，对我国的跨境贸易和投资多元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因为非洲的发展起点低，总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印度和中国，隐藏着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努力摆脱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封锁，推动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增强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贸易投资数量和质量，努力争取世界贸易规则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技术创新不仅是构建强大内循环体系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对外开放、摆脱技术封锁、避免被动挨打的重要手段。基于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在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效率，增强应对一切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和韧劲，把握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的主动权和发展方向。通过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优化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互为回旋的产业结构，满足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新需求。例如，近两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内的产业调整就是很好的例证，优先发展与抗疫防疫有关的产业和产品，开发新产品，构建新业态，使我国对外贸易能够因势利导，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促进国内产业调整，助力国民经济行稳发展。再如，加速网络技术创新，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网络视频等新技术新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打造新业态，构建新的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强化现有产业链，补齐供应链短板。这些都是应对外部风险、利用世纪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而推进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使我国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一枝独秀，持续提高占有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比重，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四是优化进口结构，合理缩小贸易不平衡和贸易顺差。一方面满足国内高质量多样化需求，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来自我国的发展动力，提升我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额长期超过进口额，贸易顺差甚至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仍不断提高，这对稳定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却制约了我国吸收进口商品的能力，增加了主要顺差来源国的抵触情绪，限制了我国居民多样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可能会增加国际贸易摩擦，这反过来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高质量发展，不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

五是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我国已经开设了20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遍布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全域性、全功能性的开放新格局。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各有特色，他们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有竞争又有经验共享的新型竞合态势。通过自贸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以更高水平的贸易促进产业集聚、人才集聚、技术积聚，破除制度藩篱，促进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物流、金融服务、外汇结算、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将可以通过“以点带面”逐级推进的方式，提升全国对外开放范围和质量，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竞争意识，助力物流、仓储、园区服务业全面发展，再以产业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形成新的“贸易—经济—投资”三角格局，以更高的姿态和能力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在互利共赢原则基础上，充分利用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结语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新起点，正在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朝著发达经济体的方向发展。在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我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发展、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伟大经济奇迹，撼动了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构建的既有经济政治地缘结构。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向前行的时候，遭遇了世纪疫情，遇到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主义的百般刁难，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如何在这个大变局中，抓住发展机遇，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是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体，以及许多新兴发展经济体，都恪守所谓的“自由经济”理念，因而很难摆脱马克思论断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复苏—高涨—危机—萧条”的经济周期规律，我国坚守的“四个自信”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优势，成功规避了多次全球性经济和社会危机，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以民为本、多种所有制经济竞合协调发展、市场与政府“两手发力”、长期围绕改革开放主线，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思路，构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道路优势和理论优势;展示出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以中国共产党有力领导、人民勤俭节约、全民重视教育等因素，构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稳定发展的制度和文化优势。

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内循环，但是，外循环的作用不容忽视，更不是为了“闭关锁国”。我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从吸引外资，到促进出口，再到对外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技术人才走出去、引进来，对扩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增强国内经济增长韧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假如没有开放，没有吸收、引进外国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就不可能营造国内竞争环境，激发自我研发、自我创新的最大潜能，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如此长时间、不间断的高速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做大做强，外贸总量持续提高，但是其占GDP的比重自2006年达到顶峰64%以后就开始逐渐下降，目前的比重大约是30%左右。这是对外开放型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都在30%以下。因此，如何利用对外开放支撑高质量发展，长期来看不在于高的增长速度，而在于对外开放水平。一方面是寻求技术和资源，另一方面是扩展多元市场空间，为内循环发展提供可供选择的回旋空间。通过有目的、有方向的外资流入，填补内循环投资不足、技术不足、产业不足等短板，增强现有的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扩展新的产业链、供应链。

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在增强安全性和稳定性，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六稳”“六保”战略相呼应，与我国社会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战略选择相吻合。要确保外资外贸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的安全可靠，富有回旋余地，提高我国抗拒任何形式风险的能力。在具体战略上，分化投资外贸区域空间，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自主自强，摆脱技术封锁，消除技术瓶颈，掌握发展主动权和国际经济政治的话语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能力去应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和脱钩企图，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实践结果去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在新格局下，使更高水平、更加有效的对外开放，服务国内大循环发展需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劲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005）

参考文献

Yao， S. and Wei， K.， 2007，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esence of FDI From a Newly Industrialising Economi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5（1）， pp. 211-234.

Yao， S.， 2006， On Economic Growth， FDI and Exports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Applied Economics， 38（3）， pp. 339-352.

Yao， S.; Pan， W.; Zhang， J. and Ou， J.， 2016，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0， pp. 54-7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6日，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1/16/c_1128069706.htm。

习近平，2021，《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11月5日，第2版。

姚树洁，2016，《西方国家正陷入“高收入陷阱”》，《人民论坛》，第12期。

责 编/陈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