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脸谱

◎全秋生（北京）

源氏兄弟

站在石拱桥上一眼便能望见河对岸，除了有一片沙滩映入眼帘外，还有一条平坦的柏油路格外引人注目。就在柏油路与河堤之间这片狭长的平地上居住着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因为靠河近，田地也不多，所以村民们的生活除田地里微薄的收入外，基本上是“靠河吃河”！

“靠河吃河”其实就是到河里捉鱼捞虾卖给街上人家，以便弥补一年到头总是不足的口粮和日常各种开支。在这支捉鱼捞虾的队伍当中，源氏兄弟当属佼佼者，水性之好令人叫绝，说起捕鱼的各种趣谈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不知道他们哥俩的，甚至有人说，就是当年梁山好汉“浪里白条”张顺在世也不过如此。

严格地说，捕鱼捞虾只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修建公路的缘故，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些有门路的人不知从哪里竟弄来了许多威力无穷的炸药雷管开始炸起鱼来。于是，几千年来平静安宁的修河水面不再平静，时不时会响起“轰轰”的爆炸声，几层楼高的水柱夹杂着白花花的鱼肚白冲天而起，白茫茫直刺眼，等到水柱“哗哗”落下后河面上顿时白花花一大片，有时数千斤大小不一的鱼儿同时毙命，远近不一的村民都会迅速赶来，“扑通扑通”跳入水中捞个不停。这哥俩就是在这种水里捡鱼的扑腾声中慢慢长大的，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左手一条，右手一条，口里还能咬着一条，高超娴熟的水性让人羡慕不已。据说，几层楼深的水底哥俩扎个猛子就能把别人丢下的有标记的石头捡起来，至于这一百多米宽的河面就更不在话下，一口气能往返游上几趟不停不歇。每到夏天的时候，兄弟俩整天就只穿一条短裤，在河边树下的阴影里来回闲逛，悄悄等待着别人扔炸药包后的爆炸声，捡上几条鱼回去让父母高兴高兴。

捡鱼的人是快乐有趣的，除了能够锻炼游泳的技术外，还能白吃白喝到鲜美无比的鱼肉鱼汤，但炸鱼佬却免不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终身的遗憾。

刚开始的那几年，修河里多的就是成群结队的鱼儿来回游动，只要你能弄到炸药雷管，随便往河里一扔，鱼儿以为是岸上的人们来喂食，纷纷拥上来抢着吃，一下就炸得满河翻白，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可是几年下来，鱼儿越来越少，而且似乎也变得更聪明了，炸药包扔下还没响之前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炸鱼也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一扔炸药包了事！ 于是，为了能炸到更多的鱼，炸药包的引线就越来越短，有的炸药包一落到水面就响，当然也有的炸药包还没丢出手就响了。那个时候，县城里的医院技术水平有限，因为炸鱼这种野蛮的渔猎方式极容易造成伤害，有的炸断手腕甚至手臂。总之，村子里很快就出了好几位“独臂英雄”。但炸鱼这种野蛮的恶习丝毫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记得村子里有一外号叫“老三”的炸鱼佬，炸鱼时炸药包没有扔出手就爆炸了，为此住院时被截掉了手臂，出院后休息了几个月，因为少了一只手，不能再干地里的农活，只好又重操旧业。

每到夏天的中午，他嘴里总是叼上一支劣质香烟，在河边上走来走去，一旦发现了鱼群，他就会把炸药包放在地上，然后弯腰用烟头点燃导火索，用脚一踢，动作准确，迅速有力，炸药包在空中划一个漂亮的弧形稳稳当当地落入鱼群当中，冲天而起的水花和鱼肚白让他平日惨白的脸上顿时充满笑意。就因为这一脚百发百中，无论是在船头还是在陆地上，从来没有失败过，圈子里的人从此称呼他为“神腿三”！ 以至多年后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大讲抛物线时我脑海里却老是想起“神腿三”炸鱼时漂亮潇洒的身影来！

每到夏天的中午，天气格外热的时候，河边树荫下总是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嘀嘀咕咕，而不远处总是有一两个戴着草帽的人在来回走动，有时候站着纹丝不动，有时候干脆坐在草丛中，不用说，肯定又是炸鱼佬在准备炸鱼，用行家话说叫“蹲场”。

只是如今的炸鱼佬也慢慢学聪明了，自己炸鱼却没有旁人捡得多，这买卖实在太不合算了。有时候，蹲上一天他也不会扔炸药包的：要不是因为鱼儿实在太狡猾了，一碰头就立刻四散分开，不聚群；要不是因为在旁边准备趁火打劫捡鱼的人太多！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想躲在炸鱼佬的旁边空手白捡便宜的好事是越来越少了。炸鱼佬也越来越神出鬼没的，让人摸不着规律，有的时候，炸鱼佬会把导火索留得很长，炸药包一直沉到水底才爆炸，而水面上只有大人放屁那样轻轻一响，一股混浊的水浪夹杂着鱼肚白直往上翻滚，如果不看水面就是站在炸鱼佬身旁的人也听不到任何响声，等到别人有所觉察时，炸鱼佬早已吹着快乐的口哨满载而归。这样一来，一向靠水性取胜专捡炸鱼佬便宜的源氏兄弟也开始沉不住气了！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哥俩就开始自立门户了，为了不让旁人白白捡自家的便宜也为了炸鱼的方便，当然更多的是为了逃避相关部门的打击追捕，他们俩特意请人打造了一条丈把长的小划子。划子船体小，十分灵活，双桨一经划动真的有如离弦之箭，除了那些机动快艇外，其他的船根本不可能追得上，而机动快艇除了涨大水救人外是不可能随便开出来的。从追捕的角度来讲，这哥俩炸鱼的风险几乎为零。这样一来，兄弟俩炸鱼的劲头也就格外猛，别人炸鱼有次数，一个月几次，他们哥俩天天都要炸几次鱼，短短几年之内，竟然盖起了平顶房，大哥还娶了媳妇，过起了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

村里人有时候开玩笑说他的房子和老婆身上都充满了鱼腥味，是两手沾满鲜血（当然是鱼的）的刽子手，当心遭报应！ 好在他们并不介意，只是淡淡一笑，笑过之后依然拿起炸药包往河边走去。

就在村子里的后生们都羡慕他们炸鱼收入颇丰的日子里，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一个夏天最热的日子，一个当地俗称“六月六，晒得鸡蛋熟”的正午时分，哥俩像往常一样，拿好炸药包和捡鱼用的篓子叉子，驾起自己那轻巧灵便的小划子向河中心射去。很快他们来到了充满神秘传说的“抱子石”附近的一个深水潭，碧绿的潭水平静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岸上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正午的阳光直射水面仿佛要透进水底一样，成群的鱼儿时而跃出水面，自由自在地嬉戏……据事后住在“抱子石”附近的居民回忆说，当时正在屋里睡午觉歇昼，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把他们震醒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人在大喊救命，等到跑到河面一看，只见河水全是鲜红鲜红的一片，一个小伙子躺在小划子里面不省人事……

原来，“抱子石”就是修河中游地段一条山脊的余脉伸进水面形成一座酷似慈母抱子的悬崖绝壁，高数十丈，刀削斧劈一般地屹立在水岸边。绝壁下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水潭，相传有好事者曾用四两花线（钓鱼用的尼龙线）都没有探到潭底。在水潭的中央曾有一个巨大的漩涡，每逢涨大水时总会有许多漂浮在水面上的鸡鸭猪等动物被卷入水潭。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艘满载日本兵的炮舰也在此地被卷入漩涡而沉没，几百名凶恶的鬼子兵出人意料地遭到了老天无情的惩罚。

从此，这个地方就被当地人视为邪恶之地敬而远之。不要说炸鱼，就是白天路过也要结伴而行才敢轻声说话偶尔谈笑，晚上是万万不敢单独路过此地的。

传说有一年，从外村搬迁来一个外号叫“王大胆”的人，从不信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恐怖传说，老是走夜路。一天晚上，当他外出归来路过“抱子石”时，竟然看见一艘炮舰从对岸水面向自己快速开来，下面水浪翻滚，上面旗帜飘舞，人影幢幢，吓得他没命地狂奔回家，推开家门时就跌倒在地直吐白沫。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就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偶尔清醒的时候和常人没有两样，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在地上乱滚，口中念念有词，最后家人没有办法，只好从外地请来了一个得道的“大仙”前来作法驱魔，从“大仙”口中才得知“王大胆”原来是遇到了“阴兵”，中了邪。于是，“大仙”便叫人弄来一只大米筛，用纸扎了许多漂亮的花放在米筛里面，把米筛放在摆满香烛的神台上，神台下面的地上用灯芯点起了九十九盏菜油灯，像梅花桩一样摆了个八卦阵，“大仙”披头散发，仗剑作法，倒踏七星步，在油灯之间灵活地转来转去，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跳、一会儿唱：

扬州镇，镇州扬，

扬州镇上好风流。

二十四条花街巷，

任你玩耍任你留。

……

这种传统的驱魔方式有个名称叫“吵花筛”。意思就是把室内和病人身上的邪魔哄骗出来，然后送到扬州那个花花世界里去逍遥快活，就是邪魔以后想回来经过八卦阵也会被困在里面的。当然，前提是“大仙”必须法力高强，否则就会惹鬼上身，祸害自己！

说也奇怪，经过“大仙”这么一折腾，“王大胆”竟然慢慢好了起来，只是别人问起那晚的事情来，他怎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知道有一艘炮艇正向自己开过来，后面的事情全部都忘记了。不过，从此以后，“王大胆”再也不大胆了，就是打死他一个人也不愿意走夜路了，村子里的人们对“抱子石”这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就更是讳莫如深，敬而远之！

这哥俩本来也知道“抱子石”这个地方邪，只是他们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说法，说是六月六这一天的中午阳光最厉害，什么妖魔鬼怪也不敢出来作祟和捣乱的。所以，两兄弟也就大胆放心地驾船前来炸鱼，准备大捞一把去街上卖个好价钱。因担心抱子潭水里有邪气炸药不管用，兄弟俩特意将炸药包换成比平常大上一倍的，而且在炸药包上装了三个雷管，导火索也比平常长得多，威力比平常大了好几倍，这样一来就不怕它不响。谁知老大将炸药包点燃后往水里一扔，竟然没有响，看到这么多的炸药眼看就要沉入水底，老二心疼得不等老大说话就纵身一跃跳入水中，想要捞起那个没有响的炸药包。就在此时，炸药包“轰隆”一声爆炸了，只听老二惨叫一声“哎哟”就往水底沉去，老大只看见一股血水直冲上来，大脑顿时“嗡”的一声便昏死过去，倒在船舱里不省人事。刚好河对岸有人经过看得个一清二楚，于是便大呼“救命”……

从此以后，村子里的后生们再也没有人敢去河里炸鱼，源氏兄弟出事纯属意外，可村子里的大人们一口咬定这就是报应，年轻人也就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河边炸鱼。好在不久以后，便有了去深圳各地打工赚回大把钞票的好机会。几乎一夜之间，村子里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纷纷南下，不再有人在河边树下闲逛游荡。

然而，修河里的鱼们并没有因此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因为上游造纸厂和纤维板厂大量排放有毒的废水废渣，鱼们成片地翻起了雪白的肚皮，河水亦不再是当年那种清澈见底的碧绿湛蓝。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散发出恶臭难闻的白色泡沫一路漂浮一路放纵，令过往行人不禁掩鼻，心痛不已！

好在电站修起来后，造纸厂和纤维板厂都因经营不善而停产了，往日半死不活的鱼儿又开始嬉戏自如、往来穿梭于修河里！ 但愿它们在这片水域里能够不再担惊受怕，过上自由自在的好日子。

阿 松

用“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这句话来描述小时候生活居住的小山村是再恰当不过的！ 村子不大，可山头接着山头，连绵不断，层峦叠嶂，百草丰茂，巨木参天，一股股清泉从山间潺潺流出，随意点缀在山间田头人家之间。远远望去，浓淡总相宜，漫山遍野的翠绿就像是一幅刚刚挂好舒展开来的山水画，只是这幅山水画的大气和磅礴让凡人不敢随便就在卷上落款题签而已。

自太公那一代开始，我们的家族就开始生活在这幅山水画中。而事实上我们物质上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因而对身边的自然美景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用我们当地的话来说就是“柴方水便”罢了。除此之外，实在毫无优越之感！

尤其令村民尴尬而痛苦的是因为村里缺少良田的缘故，一年之中三分之二的粮食是靠田头地角的空地上种些番薯和南瓜来补充的，能够吃上一顿雪白的大米饭是每个村民年头年尾的最大梦想。所以，村子里头的姑娘长大以后都想嫁到那些良田充裕能够吃上白米饭的村里去，而那些吃白米饭长大的大姑娘尽管浑身黑不溜秋（平原地区日照时间长，姑娘们在户外劳动自然晒得不会白）的毫不显眼，却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山里长大的穷孩子，开口闭口“吃薯丝饭长大的”，相亲时一听说是白鹇坑的小伙满脸不屑之意，让小伙子们自惭形秽，退避三舍，从此不敢再随便前去赴约。

阿松就是这支相亲队伍中的一员，阿松长得一点也不难看，用现在的审美观来评价，甚至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只是因为性格内向不善于言谈而已，加之伯父早年跑到国外，家中没少被连累。父母因疾病缠身早早离世，兄弟姐妹几个全靠他这个顶梁柱支撑着，冷一顿热一顿的日子总算能勉强过得去，村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总想帮阿松找个婆娘过日子，至少回到家中有口热饭吃！

可是，任凭媒人如何的能说会道，姑娘们就是不吃那一套，不见面还好说，一到家里看到那黑漆漆的老屋和阿松脸上木讷的表情，说什么也坐不住了，转身便走，弄得媒人也灰头土脸的不好意思收场。

阿松心里也清楚，论样貌长相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只是家中太穷，要想改变这个状况比登天都难。

有先天的因素，比如伯父的去向按理说与自己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过伯父的面，再说伯父走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出生；有后天的因素，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残疾人，能吃能喝却不能干活，在这个壮男劳力一年只能赚到几千工分（一个工分只能合五分钱）的穷村子里，家中的生活能富裕起来吗？何况自己下面还有几个弟妹要照顾，每当想到这些实际困难时，阿松丝毫不怪那些姑娘们无情的选择，怪只怪自己的命不好！

阿松决定这辈子不娶亲，也不再听媒人的劝告去相亲。只要队上一有外出务工的活（当时每年村里都要派人到外地去兴修水利的，工分由村里计算，这种活是最苦又最孤独的，一般人根本不愿意去），阿松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只有年底时才回到家中，兄弟姊妹一起过一个缺油少盐的年，大年初三又要动身赶去工地支援建设。这种建设在当时是没完没了的，一个地方修完了又得赶往另一个地方，有时一去就是几年。就这样，阿松在异地他乡默默地度过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时光。

等阿松回到村里不再外出的时候，姐妹都已经嫁出去了，一个弟弟到外乡做别人的上门女婿，一个弟弟因为报名参加民办老师考试没过关被刷了下来。这致命的一击让小弟弟醒悟之后立即和一个公社干部家的宝贝女儿结了婚，不但没有花一分钱聘礼反而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照顾，结婚之后到村里当了民办老师。这个弟弟有点文化长得也英俊潇洒，到了学校后很快就吸引了几位年轻女教师的眼球，不再天天回到近在咫尺的家里而在学校里寄宿起来。

不再年轻的阿松从此便和弟弟一家过日子，既尴尬又无奈的滋味远比在他乡异地修水库时要痛苦得多，年纪轻轻的弟媳常常拿阿松来出自己心中那股莫名的恶气，开始是大呼小叫直至最后破口大骂，常常闹得人声鼎沸、鸡飞狗跳。因为阿松长年在外修水库，家中许多的农活反而生疏起来甚至不会干，每逢这时弟媳会大呼小叫：

“光知道吃，一餐吃几大碗，连这点小活都不会干，你去死吧……”

一个没读过几天书又失去宠爱的村妇发起火来的场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出来的，语言之粗俗、嗓门之强健、面相之狰狞让阿松心中犹如刀割一样，既痛苦又耻辱万分，阿松心中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是在替弟弟挨骂呢，再说自己和弟弟也得罪不起弟媳家里的势力！ 于是，一声不吭成了唯一的反抗方式，每天吃完早饭他就拿起刀和扁担进山砍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只要不是下雨下雪，一天两担柴就是阿松雷打不动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连饭也别想吃下去。

有一回，阿松砍柴不小心摔了跤，空着双手回家后立即遭到弟媳的一阵恶骂，中午吃饭时饭碗也被弟媳摔得粉碎，忍无可忍的阿松第一次提出要分家单独过。可是，当弟媳娘家人跑来给阿松脸上几个耳光之后，阿松又平息下来了，不敢再提分家之事。左邻右舍都纷纷摇头叹息：“阿松这孩子真苦，比旧社会地主家的长工还不如呢。”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主持公道，替阿松说句好话。

阿松砍柴有个习惯，不管早上出去多早，晚上回来多晚，一天只砍两担柴，绝对不会多砍的，时间多他在山上的动作就慢些，时间少他的动作就会快些，反正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在外面偷懒。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让看不惯他的弟媳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阿松这是在无声地反抗，凭着他多年在外兴修水利天天挑土上水库大坝练就的本领，一天砍五六担柴也没有问题。也许弟媳的尖酸苛刻让他已经心灰意冷不想那样自找苦吃，也许生活的无奈已经让他身心疲惫真的不再强悍！ 可是，阿松砍柴时的山歌却是唱得有滋有味的：

正月长工去上工，土箕扁担不离身，去时一担牛屎粪，转身一担草皮茎，还说长工不忠心。

二月长工去犁田，扶犁赶牛猛挥鞭，上午犁了二亩半，下午又犁两亩三，还说长工偷了奸。

四月长工栽禾回，手指磨去几层皮，腰骨要断伸不起，汗水湿透全身衣，倒在铺边流眼泪。

五月长工耘禾忙，肩挑石灰手拿棒，先将石灰满田撒，禾梢田面白如霜，脚烂手破叫爷娘。

六月长工去锄薯，汗水湿了地里土，脚上烙起火子泡，背上晒掉两层皮，口干舌苦不敢回。

七月长工去砍柴，刺扯裤脚两边开，请向财主讨根线，“对面山上有葛藤”，想起长工真可怜。

八月长工去割禾，肩着谷桶打哆嗦，早上吃了两碗粥，中午饭菜又不多，闻到谷香肚子饿。

九月长工晒薯忙，半夜三更叫天亮，挑薯大担加小担，刨薯刨到黑夜深，手上刨得血淋淋。

十月长工冬种忙，种了麦豆种小粮，冬豆小麦刚下土，又要砍柴又挖塘，脚踩冰水手抓霜。

冬月寒天雪纷纷，长工砻谷把米舂，烧茶煮饭铡猪草，挑粪扫地又搓绳，天光到黑手不停。

腊月长工要散工，主东翻簿把账清，过时过节办了货，损坏东西要赔铜，年头到尾一场空。

歌声嘹亮动听，高亢之时穿云裂石，震得群山回音袅袅，久久不绝；低沉之时如泣如诉，哀怨缠绵，令人落泪，神情黯然；俏皮之时则诙谐可笑，让人忍俊不禁，差点笑破肚皮！

尽管阿松回到家中便忍辱负重不言不语，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可还是没有平息弟媳心中那股莫名的恶气，再加上她十月怀胎生下个女孩，让丈夫敬而远之，干脆报名到外地搞社教宣传去了，一走就是半年几个月。这样一来，娘家还得前来照顾产妇和婴儿，女婿的无情无义终于激怒了弟媳的娘家人，尤其是老丈人更是怒不可遏，想当初看在女儿分上给他一碗轻松饭吃，如今居然不识好歹起来，于是就和村里几个头头脑脑打了个招呼，很快，这个不识好歹的“负心郎”就灰溜溜地卷着铺盖回到老婆身边了。从此，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原本破旧不堪的黑屋子竟然常常引来邻居的围观议论，只是阿松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因为弟弟的民办老师头衔被老丈人一句话给摘掉了，心中自然也憋了一肚子的气，不敢往老婆身上撒，只好拿自己的大哥当出气筒，两夫妇竟然都把阿松不当家人看，仿佛是家里不花钱的长工一样，长期的压抑使阿松很快就开始老相起来，人也愈发瘦弱起来，好在这种非人的日子在一个金色的秋天终于结束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那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伯父终于从国外回来了，除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有几十万元的款项，这从天而降的财富让一家人顿时欣喜若狂。为了让大哥阿松的那一份也让自己保管起来，小弟弟居然做到了平常做不到的事情：让自己的老婆当面向阿松道歉，从此不再骂他，阿松以后砍柴的钱可以不再上交了。但始终没有人提起要给他娶一房媳妇，让他也尝尝男女之间的甜蜜恩爱，年近五旬的阿松从此注定要一辈子打单身了。好在阿松并没有表露出什么不满来，人也似乎变得精神多了，只是一天两担柴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事实上此时的弟弟已不再贫困，在村子里面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头号角色！

阿松的日子刚刚有了点小起色，小弟弟又开始不安分起来，竟然跑到城里买下一套商品房住了进去，说是要做生意，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只是这时的弟媳娘家再也不敢吭一声了，毕竟老丈人也早已下台威风不再，而且女婿手上的钞票珠宝是货真价实的。弟媳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在家拼命地劳动积攒着那一分一角来之不易的钢镚儿。阿松依然是早出晚归，一天两担柴三顿饭地打发光阴岁月。村子里的人们在同情阿松的同时，也开始觉得弟媳够不幸了。许多人都说她是傻瓜蛋，不应该再待在家里干那些又苦又累的农活，而应该跟老公去城里享享清福，可是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她这样一个又丑又没文化的乡村女人的无奈呢？不管怎么说，那个独自住在城里享清福的男人始终是她的老公呀，那些个骚女人除了能在床上抢夺她的老公外，下了床还不是外人一个，只有她才是老公的合法妻子。每当想到这些，丑媳妇的心里便格外满足起来！

如今，家乡被水淹了，阿松和弟媳也不得不搬到城里，阿松与弟弟一家又住在一起了，只是不知道没有媳妇聊天又没有木柴可砍的阿松将如何打发接下来的光阴！

全秋生，笔名江上月，作家、资深编辑、文艺评论家。江西修水人，现供职于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