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杨辉智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贵阳 550081）

0 引言

近年来旅游开发成为盘活区域资源存量、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历史文化保护区因其先天地理与文化优势成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对象，通过提炼出其历史文化价值融入旅游产业及产品开发路径设计中，并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对于促进地方旅游产业发展、拉动居民增收、传承民族区域历史文化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研究基础

1.1 研究背景

建设部城乡规划司于1985 年提出设立“历史性传统街区”的建议，经国务院审批通过后确立“历史文化保护区”；1997 年，由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组成的三级保护体系正式确立，并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应用于上述街区的整治及维护工作中[1]。历史文化保护区主要由蕴含历史风貌、展示民族文化传统的街区、古建筑群、城镇、村落等地区组成，因其作为一定规模居民日常生活交互、基于共同文化认知心理形成的生活共同体，使其具有一定社区性质。而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促成旅游开发的重要前提，因此亟须研究一种科学的社区参与模式，更好地服务于旅游事业发展，并为社区参与主体带来长远利益。

1.2 社区参与模型建立

1.2.1 理论模型

设计以下3 项假设条件：①历史文化旅游区的旅游开发超模不得超过社区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开发收入位于地方经济增长门槛值以上。②旅游社区及居民规模均控制在允许范围内，社区居民数量、流动等情况趋于稳定，能够保证评估预测结果的客观、准确性。③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能够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且具备长期有效性。基于上述条件建立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模型，将多种发展模式与产业形态结合构成一种理想化模型（图1），致力于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

图1 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理论模型

1.2.2 模式优化

针对社区参与模式融入旅游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的居民旅游态度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可知（表1），政府提供资金扶持是提升旅游开发实效性的重要前提，社区及居民作为社区参与模式中的主体，其获得利益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旅游开发效益[3]。当旅游开发由初级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时，需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存在价值，否则可能导致历史文化保护区社会承载力下降，威胁旅游体验效果及产业发展前景；当旅游开发模式逐步完善、成熟后，社区、居民为争取到与政府、企业平等沟通对话、利益分配的机会，往往采用自发成立旅游协会等方式，实现旅游开发中的居民自治，服务于旅游产业及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上述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优化，其关键点在于提升社区参与效用，应激励居民及其他社区参与者强化资源开发投入，提高其分利能力，并完善相关利益保障机制，维护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效益及产业可持续发展。

表1 不同发展阶段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模式

2 社区参与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现实路径

2.1 激励社区参与增加投入，充分盘活人力资源

根据旅游发展规律可知，旅游资源价值、人力资源投入等因素均会影响到最终收益，以社区参与为主要运作模式的旅游开发路线应以社区居民作为关键着力点，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优先雇佣当地居民、建立社区内部信任关系，提高旅游发展效率，并且对于个体经营模式给予认可与激励措施，将旅游景区消费场所经营权委托给社区居民，形成稳定合作关系，借此充分盘活人力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源动力。其中社区投入资源可分为旅游资源、人力资源两种类型，旅游资源包含古民居、土地等资源，可采用古民居出租或折资入股、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手段实现社区参与，但为避免居民凭借收益“吃老本”，需基于长远视角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旅游投资环节，将原本的补偿费用转变为股份形式，借此有效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度；而人力资源则指在旅游开发中优先雇用本地社区居民作为劳动力，在此过程中健全居民学习知识、参与技能培训的长效保障机制，引导其将所学知识与技能运用于发展实践环节，促进当地社会物质与信息等资源的交换、交流，更好地降低旅游开发的成本、提高最终效益。

2.2 优化收益分配机制建设，落实价值评估认定

以贵州省安顺市为例，该市的云峰屯堡文化旅游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其中本寨村、云山屯等核心区先后被国务院认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知名景点如图2 到图4 所示。

图2 本寨村历史文化资源示例

图3 云寨村历史文化资源示例

图4 云山屯屯门

通过走访当地社区以两寨居民作为调研对象，发放200 份调查问卷针对旅游资源开发与社区居民收入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收回有效问卷数量182 份，问卷有效率为91%。观察调查结果可知（表2），部分受访者未感受到旅游资源开发对于个人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甚至有部分居民认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反而使自身收入下降，其原因多表现为旅游开发区域物价上涨、景区经营公司缺乏科学管理策略、居民原有用地被占等方面；而通过调查个人收入上涨的居民可知，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多与政府政策扶持、旅游业拉动当地就业机会增多、地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等有关。

表2 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对社区居民收入的影响动因调查结果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可知，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旅游开发路线不可避免会触及当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而赢得社区居民认可、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成为推动旅游资源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还需重点关注旅游开发中人力资源的价值，将社区居民工资、个体营收等要素纳入价值评估机制中，依托公允价值理念进行人力资源价值的重新计量，引入具备相关从业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历史文化保护区这一特殊类型旅游资源价值的科学评估与计量，并完善具体评估指标及权重的设计，参考评估结果进行旅游开发中居民收益分配机制的系统优化，更好地推动社区参与机制的长效发展。

2.3 引入市场竞争合作模式，形成良性运作机制

当前旅游开发需兼顾旅游市场的整体发展境况与经营格局，要求政府在旅游开发项目招标环节肩负“把关人”的身份与职能，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意识、遗产保护意识、经营管理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环保、可持续发展意识等要素进行企业资格的审核把关，并引入市场竞争模式建立量化考核机制，定期针对社区参与中企业职责履行情况、环境保护贡献值、文化遗产维护支出比例、居民及员工福利保障情况等进行全面考察，配合自上而下监督机制的建设，维护旅游开发战略的良性运转。

在此基础上，以社区为主体加强与当地龙头企业、知名旅游企业的合作机制建设，理清各主体的职责。例如在公司职能建设上，可围绕构建历史文化主题客栈、联合合作社建立乡村民宿（图5）等方面采取具体改造措施，并调配资金用于美化当地公共设施、实行庭院绿化改造、加强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少数民族美食摊位点等，配合线上社交媒体平台宣传、线下晚会及专列游客接待服务等形式的设计，更好地优化旅游管理及专业服务效能。在社区参与保障机制建设上，应注重建立“谁参与谁受益”的保障机制，选拔村民精英进行专项培训，依托村民精英带动村民自治模式的建构，引导其基于长远发展目光与地缘文化心理服务于旅游业规划建设，并从各项旅游收入中抽出部分比例应用于建立社区发展储备资金，减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对于地方政府及企业投资的依赖性，更好地推动社区参与、公司治理等多元模式的有机融合，有效继承、发扬、保护少数民族区域的历史文化遗产，最终实现社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图5 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乡村主题民宿

2.4 健全旅游发展保障机制，强化配套措施支持

结合贵州省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开发建设实际，为保证实现旅游资源的长效开发及高效运营，还需围绕以下5 个层面强化制度支持。

（1）建立前置谋划机制，采取编制保护规划、建立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制度等举措，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发展机制的建构提供完备的前置条件。

（2）完善权利保障机制，要求地方政府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重塑，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沟通与共享平台，保证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并依托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及配套服务措施稳定物价变动、设立专项福利基金，由村委会、居委会收集群众意见、代表广大居民发声，参与到民主决策进程中，实现在旅游开发全过程中的有效介入。

（3）理清产权制度，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与文旅产业开发路线，应引入“双轨制”模式推动当地旅游业产权制度变化（表3），依托自主经营制将社区居民引入旅游开发及产业经济发展进程中实现协同参与，借助企业与社会组织引入股份制拓宽融资渠道、强化资金支持，并结合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由国际、政府在股份分配过程中强化干预，更好地优化现有收益分配机制。

表3 “双轨制”模式下旅游业产权制度变化情况

（4）健全法律制度保障，依托贵州省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域特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的重新拟定，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社区居民法制教育，实现旅游开发与历史文化保护并重。

（5）筑牢内生动力保障，要求社区居民自觉树立历史文化传承、遗产保护、危机防范、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明确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间的内在关联，并积极参与各项从业技能培训及教育工作中，在此过程中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为旅游资源开发及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智力支持。

3 结论

通过研究社区参与在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中的基本模式与作用机制，从中发现社区参与效用将直接影响到主体积极性，其影响因素涉及社区意识、共同体归属感以及个体利益等方面。基于此，在开发现有资源存量、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的基础上，还应聚焦居民自治、权力下放、产权明晰、审核监管以及法治保障等层面完善配套制度及措施支持，更好地聚焦区域特色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开发与运作机制，服务于当地产业机构升级及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