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传播的技术构型状态
——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支点及技术特征

□刘卫东 王梅芳 宋 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基于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战略而制定的长远布局，是国家战略文化与传播的顶层设计。 早在2021 年5月31 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他就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2]。

战略文化是国家或民族在特定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以保障国家安全、民族持续发展进步为核心指向，并产生长期稳定影响的观念体系。 它包括国内与国际两大部分， 其本质与核心是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 战略文化传播则是特指在国家战略文化影响下，实施的对内、对外传播的观念体系及传播行为。 本文围绕国家战略文化构型状态管理，从媒介文本标识的社会技术、媒介文本的价值内涵调控、媒介文本传输中的模式与矩阵、 人工智能技术与效果审核评估等四个主要活动的完整运行过程， 分析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支点和技术特征。

一、战略文化传播构型状态的内涵

构型(configuration)是指事物的有机构成状态和各元素之间特有的空间配置与序列， 也叫分子的空间结构。 本文借鉴“构型管理”理论中技术构型原理，来分析国家战略文化传播的构型状态的现实意义。

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军工企业， 特别是精密程度要求特别高的航天航空领域， 由于产品复杂、环节众多、研发与制作周期比较长，必须保证该产品在每一个环节均不能出错。 同时，重要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过程需要多学科、 多领域专业人员之间互相密切沟通，紧密协调。 加之，由于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的不同时期，其内在与外部信息也在不断地演化之中，使得初级产品在传递、存储、转运、复制等多个环节发生信息畸变， 初始的技术状态有可能发生偏移原设计意图， 最终使产品与早期设计计划产生不一致，并处于相对不可控制状态。 这种现象在欧美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 为此，美国军方提出并归纳总结出“产品构型管理”雏形概念，在欧美列强国家广泛使用。[3]

简而言之，构型状态管理就是对产品“属性”和“质量”的管理。 构型管理主要包括构型的技术文本标识与特征、文本传递中的内涵控制、传递质量和传递方式，以及传递效果的审核评估等四个主要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的运行过程。

在国家战略文化与传播的技术构型管理中，也存在上述类似状况。 例如，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不同部门的协调、不同学科间的协作、不同媒体的矩阵发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即跨文化传播），其中包含了非常专业化的技术操作环节等。 特别是战略文化与传播的理念、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在不断演变，传播的技术手段在快速地迭代更新， 相同的媒介信息在不同的文明共同体中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化传播效果和传播技术实施方略。

就战略文化的技术构型管理来说， 战略文化的本质和目标诉求是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 主要包括：国家战略文化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布局， 其媒介文本形态的社会技术特征， 媒介文本传输中的内容控制技术，传播技术运行模式的质量、数量及度量方式，以及媒体最终传播效果的评估等。

从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技术构型状态看，在党中央（通常由中宣部传达）统一领导下，由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对外友协、各大主流媒体以及各级政府和公共外交组织， 通过网络多元化信息传播与宣介加以实施。 而从外交部内部优化的技术构型管理来看， 外交部组织机构中就有多达两位数的运行机关，如政策规划司、地区业务司、军控司、条约法律司、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新闻司、礼宾司、领事司（领事保护中心）、香港台湾澳门事务司、翻译司、外事管理司、涉外安全事务司等20 多个司局级部门。 在中国外交战略传播工作中， 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强化执行力的是，各个部门运行实施的整体步调和面对各种突发问题的应对策略。 本文立足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 从中国战略文化传播的全局视角，考察、研判中国战略文化传播的技术构型状态， 继而系统分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支点和技术特征等课题。

二、战略文化传播构型管理的主要元素

（一）媒介文本形态的社会技术特征

区别于自然科学， 社会技术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技术策略，它是分析、调节人的精神交往现象的操作范式和运行方式，在调节人和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及国家和国家之间各种矛盾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有关技术的传统文化语境中， 技术特指自然科学技术，并没有涉及有关人类顺应、改造社会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容。 在技术发展史上，人们并不承认社会技术的存在， 只承认来自自然界的经验及其对技能的概括。 只是到近现代作为科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社会技术才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社会技术通过自身认识论功能和方法论价值， 给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类似生物体解剖学的认知体验，是深入认识人与人的本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把握社会脉搏，增强社会稳定性的实践性治理手段。人类对社会技术的研究， 可以回望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技术认知。 在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中， 也可以看到他对社会技术给予特别关注的迹象。 而最早提倡“社会技术”研究的中国学者是钱学森教授。 社会的技术特征表现了对个体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体人的精神交往进行描述与调整， 其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社会实践操作过程。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紧密相联、 不可分割的超大系统。 从外在形式上看，自然科学体系和社会科学体系是泾渭分明的两大系统， 但从两大体系的运行规律考量，二者的关系是相互涵盖、互为表里的。 从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看，新闻与大众传媒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技术架构， 同时也更具备社会技术的所有特征和功能， 媒介技术跨越了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边界， 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治理的软性手段， 在信息传播、文明接续、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社情民意引导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大调控作用。

（二）媒介文本传输中的价值内涵调控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是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主线， 而从媒介文本传输中价值内涵的实施这一建构过程看，则体现出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与特征， 即运用跨文化叙事方式，在不同文化、文明“视域融合”背景下，通过文化理解与接纳这一信息传播链，达到“接触、理解、融通”的传播目的。[4]

跨文化是指两种或多种不同文明族群之间文化现象的多维呈现方式。 跨文化传播则是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呈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分享和沟通行为。[5]本文即通过分析文本译介过程中蕴含的丰富跨文化内涵与意蕴， 揭示文本译介中经常出现的各种意向的偏差规律， 深入分析战略传播体系构建中微观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技术与价值偏离现象等问题。

跨文化传播的缘起可追溯到西方人类学家对不同文化间差异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本质主义”的价值倾向性尤需被注意：长久以来，二元对立的思维认知始终根植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西方本位”的姿态去研究、评判其他文化，这一思想根源势必造成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和扭曲。 倾听与理解的长期“缺席”，二元对立思想的长期禁锢，使得跨文化传播从理论建构初期就陷入了“我”与“他”的传播张力中。 而在西方传播的现实优势下，非西方的文化沃土逐渐变成了西方传播理论的试验田。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 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特性与内涵， 透过不同国家之间语言的差异，我们看到了其背后的文化差异，而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则是思想的碰撞与融通。 纵观当今的跨文化交流，以英语为主的单一语言形式，折射出文化霸权的倒影，也间接地显示出“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强大影响力。 因此，如何打破单一僵局，唤醒多方语言的活力，重构语言间、文化间的平等地位，用世界语叙事结构讲述多元文化故事， 已经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取向和重要命题。

（三）媒介市场竞争中的战略模式与矩阵

在国际传媒激烈竞争和全球舆论场博弈中，“西强我弱”和“东升西降”的局面与趋势同时并存，中国战略文化传播的构型管理应当借鉴整合营销传播的双重模式，即在全球舆论场实施以我为主的“蓝海”创新发展战略；同时，在“西强我弱”的竞争环境下，实施勇于出击、善于斗争的“红海”竞争战略。

在国际政治舆论与传播中， 鲜有关于人类制度文明建设中中国贡献的舆论呈现。为此，在2021 年5月31 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提出了新要求。 他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6]。 如前所述，国际战略传播隶属于跨文化传播范畴。 从学科本质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五种能力”的言说视域，都是在跨文化叙事中实现的。 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中，应当注重在媒介文本传输过程中，开启创新型“蓝海传播战略”矩阵设计和模式研究，实行多维度、全方位的整体思维与跨界创新实践。 这主要包括媒体主动设置外交议题传播，精准定位与精确传播等。 其传播模式包括：引入国际传播的“蓝海战略”，以事实为依据，主动设置传播议题， 开辟全球舆论场中国话语权力博弈新领域。 主流媒体应密切配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工作，全力占领传媒话语高地，积极营造、主动引领国际舆论走势。

2018 年5 月15 日，新成立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该委员会主任主持了会议， 他就开展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创新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 完善和深化中国全方位外交实践， 从战略文化的全局视野深化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整体布局， 以新型大国外交思想引领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对如何做好新时代中国外交与传播工作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这一外交新理念已经成为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基本遵循。2020 年12 月23 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外宣工作会议，开启了“议题外交传播”新局面，在外交传播领域，开始主动设置国际传播议题，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基调的积极外交思想指导下，卓有成效地动员各种外交资源和手段，开辟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全新“外交传播”新格局。与此同时，应该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舆论战场上，在原有的舆论博弈中引入“红海”竞争战略，使国际舆论场形成“蓝海战略”+“红海战略”相互补充、互为依托的国际战略文化传媒矩阵。

（四）国际传播工作效果的动态审核与评估

战略文化传播构型状态的第四个环节就是媒体传播效果的审核与评估问题。 2018 年5 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如何开展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7]虽然我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就战略文化传播构型状态看，应该建立一整套针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常态评估体系， 可以通过科研院所和第三方机构， 定期发布有关国际战略传播效果的报告。 目前，中国传媒学术界有若干个国家级公共传播智库在该领域做出了很好的审核评估工作。2022 年4 月7 日，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携手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发布了《2022 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中国报告》。在此次调查报告中，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访问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8 个国家民众，在涵盖了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泰国、沙特、阿联酋、肯尼亚、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民众信任度调查中， 受访的各国网友高达36000 名。这份针对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四类社会机构做出的调研报告， 揭示了受访者对这些国家的真实态度。 该报告指出， 中国的整体信任度高达83，在全球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一，同时这也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涨幅最大的国家， 受访公众对中国的积极评价比去年增长了11 个百分点。

三、战略文化传播构型管理的顶层设计

（一）新型大国外交与传播工作的历史演进

21 世纪以来，原有的世界体系发生剧烈变动，全球地缘政治加剧重组， 一些双边或多边性议题日益凸显为全球性重大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在这个时代相互碰撞， 引发了全球之动荡，也激发着全球之变革。 在当代中国跨入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会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刻研判世界体系剧烈变动的大趋势，在人类文明即将发生激烈变迁的历史转折关口， 高屋建瓴推出了新时代大国外交新理念。 外交工作的本质就是十分具体的国际传播工作。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73 年外交传播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独立的大国外交发展的历史印记与未来指向。 自1949 年始，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工作，成功突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 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大门，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扫清了道路。 在此基础上， 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文化传播体系的构建工作。 1955 年开始确立新中国独立外交宣传策略；1978 年进入改革开放外交宣传新时期；1997年，随着中宣部将“宣传”的英文译文从“propaganda”更改为“publicity”，“对外传播”才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主流表达方式， 外交传播开始步入公共外交传播新阶段；2014 年，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2020 年12 月23 日召开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开启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基调的积极外交传播指导思想，“议题外交”新格局开始形成。 在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中，既有宏大叙事的顶层设计，即国家战略文化的整体布局，也有具体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际操作步骤和过程，是党中央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大趋势中，全面实施民族复兴伟业的传播壮举。

（二）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支点

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支点，主要着眼于解决好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 首先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从战略文化传播的总体布局考察，就是在习近平总体安全观的指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国之大者”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总思路清晰可见， 这主要包括：“人民江山思想”，即以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高人民福祉、复兴民族伟业为总体目标；运用反腐利器，赢得民心，稳定全局，在党内立威与立规，在治国理政中立法与立德；发扬从严治党，正风肃纪的光荣传统，确保党指挥枪原则的全面实施，确保民族复兴大业安全健康，行稳致远。其次是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治理。 对外实施精准传播的主要理念， 就是树立不同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型外交理念，其蕴含的价值观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正逐步成为外交战略文化传播中的“中国符号”。 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次阐释，极具超越性，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其核心内涵是，在外交关系与国际传播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总之，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支点具体体现在：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公平与正义的道德制高点； 彰显利益攸关的合作共赢 “利益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文明“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感召力；以文“化”人的国家形象亲和力；“硬实力”与“软实力”互为表里的话语劝服力；在实施“议题外交”议程设置中不断提高国际舆论引领力。

（三）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技术特征

1.紧盯全球科学理论前沿创新的前瞻性

科学与技术革命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 以及在带动产业革命中都表现出强大的创新驱动作用。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数字虚拟仿真、增强现实技术、纳米技术、材料科学、生物工程与生命科学等新技术，已经成为改变人类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力量之源。 对此，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趋势和抢占科技前沿的创新战略高度， 紧盯科技前沿动态，未雨绸缪，进行超前布局，具有敏锐的前瞻性。

2.保持对媒体生态变革和新媒介创新的敏锐性

对传播技术未来发展具有强大支撑作用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情有独钟。他在致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贺信中， 满怀激情地指出，“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我们愿加强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使机器人科技及其产品更好地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8]。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意识到新技术革命带给全球媒介生态的深刻变化。为此，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 针对媒介的变革趋势，他提出了“四全媒体”的新判断，对全媒体时代和媒介融合发展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深刻见解，同时，强烈地意识到“四全媒体”技术条件下，“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9]。这些数字传媒新理念对国际传播战略的制定，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3.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网络技术安全具有强烈的预见性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是保证与前提。2014 年2 月27 日， 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他用“两个事关”指出网络空间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他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 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 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10]2022 年6 月23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 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 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1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保证包括网络、大数据、意识形态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中的头等大事， 他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完善安全技术手段。

四、结语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内容， 即在经济互补方面，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政治互信方面，于外交领域求同存异；在文化互鉴上，搞好多种文化形态传播； 在媒体互通方面， 共享媒体公共信息；在民间互动方面，发展多元公民外交等。 在中国外交传播“响起来”的前提下，“议题外交传播”具有无比广阔的施展空间。 要从我国的实力地位和实际需要出发，积极而富有建设性地参与全球治理，关键在于提高我们的参与能力，即规划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 通过持续推进互利共赢，开启利益深度交融、责任与共、合作共赢的中国外交传播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