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动态综述

2022-03-13 12:58郭智强
高校社科动态 2022年4期
关键词:考古学青铜器考古

郭智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00)

学术界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二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专题性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以论文形式展开并可归结为四类:一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研究、二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研究、三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研究、四是对墓葬及出土遗物的研究。

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综合性研究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主体较为宽泛,体现出一种综合性视角与多元化思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现择重点分述如下。

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国内考古技术、发掘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主要是辨析上下层文化,将旧日的错误观点改正,对出土器物进行分类,结合《史记》等古文献对其族属、年代分期等问题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分析,但也为日后学界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主要成果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和工作队分别在六七十年代撰写的《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此外还有内蒙古塔拉、曹建恩等学者撰写的《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资料。

改革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学术成果的繁荣,国内著名学者在史前考古、青铜器考古、北方边疆考古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提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容,对其空间布局、年代分期、源流都做了一些阐述。如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5)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代》(6)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代》,科学出版社,2008年。,由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还没有完全被揭露,中心区也没有发掘与探索到,所以直接以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的专著十分稀缺。

刘观民、徐光冀的《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7)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一文率先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住址、石质生产工具、陶器、青铜器、骨骼等方面作比较,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清晰认识。

靳枫毅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8)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一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做了专题论证,论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圈中,结合学界研究(9)李逸友:《内蒙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主要依据三种类型曲刃青铜短剑的组合关系以及陶器特征等方面差异,将夏家店上层文化从北到南分为大井类型、南山根类型、十二台营子类型,对分期编年做了进一步讨论,但由于资料受限等原因,所提出的部分论点,引起了后期学者的讨论与研究。

乌恩岳斯图的《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0)乌恩岳斯图:《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文从欧亚大陆草原的视角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重要地位,在划定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域和分期的基础上,将其发达的青铜器、陶器等与斯基泰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乌尤克文化以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诸多文化遗存进行类型对比分析,再一次否定了“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自身文化传统,并且为探索早期游牧人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乌恩先生在研究北方边疆考古方面著作等身,充分利用国外资料,丰富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成果。

随着学科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李健菁的《族群、生态、资源的对话——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山戎”文化为例》(11)李健菁:《族群、生态、资源的对话——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山戎”文化为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文从环境考古学出发,讨论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族群之间文化的成形和消长。

此外,本世纪以来,以吉林大学王立新、赵宾福等为代表的学者多把夏家店上层文化置于辽西地区讨论,探讨其在大格局中经济、文化(12)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南的分布态势与区域文化的变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的变迁等问题,不仅丰富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也推进了人们对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王立新的《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13)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从更广阔的视野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进行讨论,将其与魏营子文化、凌河文化遗存作比较,同时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严谨地论证了几种文化和类型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系列的分析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形态是动态变化的,是一种不甚发达的农业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性文化,并兼营畜牧业。赵宾福的《从并立到互动:辽宁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14)赵宾福:《从并立到互动:辽宁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一文则从辽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出发,在地域格局中,对辽宁的十几种考古文化或遗存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所处框架、演进格局等,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其他文化遗存的类型对比做了系统性总结。

总之,以上专著或论文是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总论性研究成果,有的从欧亚草原视角切入,有的从辽西地区整体看待或者是结合历史学方法,但都将研究聚集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主题上,为进一步研究该文化提供了广阔视角。

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专题性研究

如前所述,由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处在青铜时代、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辽西地区、发掘受限等各方面影响,有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专题研究,主要是以论文成果呈现,一部分发表在学术刊物,另一部分是论文集,这些可归结为四类进行介绍:一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研究、二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研究、三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研究、四是对各类器物的研究。

(一)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研究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研究在各种论著和论文中都有所涉及,乌恩等先生都有相关讨论。随着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不断出土新成果,分期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赵宾福对学界以往关于分期问题的成果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考证,并在文章中进行辨析。在源流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高台山文化的一部分,并吸收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晚商文化而成,或者是在晚商基础上吸收魏营子文化等多种文化。

赵宾福在《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15)赵宾福:《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文中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进行限定。在讨论其分期问题时,作者列举了几篇代表性研究成果,科学客观地分析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初步研究》(16)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17)齐晓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内蒙古东部考古学文化研究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18)王立新、齐晓光:《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三篇文章的分期依据,认为《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一文在结合前人研究和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期结论。作者以《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的分期为母本,结合新材料,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和陶器的型式关系做了调整。通过陶器比较分析,认为年代上限早不到商代晚期,下限年代可以晚到春秋晚期。文章经过严谨分析和论证,得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中处于第四阶段的结论。

辽西地区适合人类生存,现今出土了多种文化遗存,但进一步溯源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没有联系,是两种考古学文化。但随着中美联合考古调查(19)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是有关联的,对分期编年及源流结论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吕富华、黄文博的《昭苏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调查简报》(20)吕富华、黄文博:《昭苏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对当地活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低山丘顶部和高山上的两种遗址类型的关系,与中美联合考古调查及苏秉琦先生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的结论相互印证,有助于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渊源的探究。朱延平的《老哈河中、上游夏家店上层文化之源》(21)朱延平:《老哈河中、上游夏家店上层文化之源》,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文进一步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之源进行探究,在新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老哈河中、上游分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极有可能是从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而来,推动了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党郁、孙金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性遗存初探》(22)党郁、孙金松:《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性遗存初探》,《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从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性遗存着手,表明祭祀活动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灰坑人祭现象是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顾继慧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渊源考》(23)顾继慧:《夏家店上层文化渊源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结合朱泓教授之前的研究,从人种学入手,经过对比组的分析,探讨其间的亲疏关系,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来源于高台山文化。周亚威的《内蒙古孤家子遗址高台山文化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24)周亚威:《内蒙古孤家子遗址高台山文化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对高台山文化的梳理,也认为西拉木伦河上游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高台山文化发展而来。

井中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25)井中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则与上述文章有所差别,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分期问题研究的综合性研究。对三个典型考古遗存的陶器、青铜器的类型排列分析,结合发掘简报和学人研究,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可以分为四期,在第四期中首次把敖汉旗周家地墓地排除在外。认为在分期结果和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可知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晚商遗存的基础上吸收周边多种文化因素而产生,其直接继承者是周家地墓地,井沟子类型、水泉文化等都受到其影响,甚至冀北、内蒙古中部、甘宁、蒙古国东部地区也受到波及影响。

(二)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研究

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问题,在考古遗存最初被发现时,日本人就对其进行了分辨,之后国内学者对此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其族属东胡,另一种则认为是山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讨论较多,林沄先生、朱泓教授等都发表专题文章予以讨论,观点精彩,论述有力。后期一些综合性文章或其他类文章也有论述,篇幅较短,论点集中,推动了其族属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笔者在此不多加赘述。

靳枫毅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26)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是东胡。在空间、时间两个维度中,通过运用考古学和文献学方法,对蓄犬习俗、训犬习俗、髡头习俗、覆面葬俗、体质人类学鉴定以及与出土人物形象资料比较这六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得出比较明确的推断结论: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应是历史上的东胡文化。

郑绍宗的《山戎民族及其文化考——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社会性质的研究》(27)郑绍宗:《山戎民族及其文化考——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社会性质的研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则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应是山戎。文章以东胡与山戎间的关系为线索提出问题,以《史记·匈奴列传》《逸周书·王会篇》等历史文献为依据,确定山戎的历史地理位置,并对周边邻近地区的考古遗物与墓葬进行综合调查分析,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应属山戎。随后通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住遗址,出土的石、骨、蚌等生产工具,以及牲畜遗骨、青铜器、墓葬风格等进行综合考量,认为山戎的社会性质是处于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买卖屠杀奴隶为特征的晚期奴隶占有制社会。

朱泓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28)朱泓:《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运用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进行辨析论述,也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可能不属于东胡。至于是否属于山戎,作者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文章从人种学角度切入,通过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的分析结果,结合古文献与宿白先生关于鲜卑的研究成果(29)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址——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97年第5期。,得出的若干结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林沄先生的《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30)林沄:《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对东胡与山戎的考古遗存进行辨析。结合靳枫毅、朱泓等的研究,先生认为东胡的遗存还需要重新考量。在比较张忠培(31)张忠培、孔哲生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李伯谦(32)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等学人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基础上,他认为这些遗存并非延绵不绝,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间歇期,并以此为起点对东胡遗存的分布中心区域做了推测。至于山戎遗存,学界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山戎遗存,另一种认为燕然山周围地带的东周遗存是山戎遗存,作者从战国至汉初的古籍、宁城数百座墓葬出土文物和地理位置认为无论从时代还是地望看,前者优于后者。林沄先生还郑重提议,当一种文化遗存的族属尚有可讨论之余地时,不用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还要注意先秦文献中把族名混谈的问题,慎重辨别对待,以免干扰考古学实事求是的探索。笔者认为林沄先生的提议对于更加客观真实地看待各个文化遗存的族属有促进作用。

21世纪以来,仅仅讨论族属问题的文章较少,一些学者主要是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对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比对,逐渐脱离出非黑即白式的族属判定。张全超、陈国庆《内蒙古赤峰市上机房营子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人骨研究》(33)张全超、陈国庆:《内蒙古赤峰市上机房营子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人骨研究》,《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通过对出土的一具男性颅骨测定,认为在古代和现代对比组中,该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居民体质与龙头山组等最为接近。有利于学界进一步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族属和分期的探索。

(三)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研究

夏家店上层文化考古遗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种类丰富、特征明显,对研究北方青铜文化、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文化格局演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0-70年代受限于材料,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单个遗址的年代、文化内化、特征,缺乏综合性研究和专题研究。90年代以来多位学者从各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集中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34)刘冰:《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青铜艺术(35)乌恩:《夏家店上层文化艺术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方銎斧(36)齐晓光:《夏家店上层文化空首青铜斧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等。以上成果为提高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文明的认识做出了贡献,也为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国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37)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做了系统、清晰的类型排列和梳理,内容详实、论证严密。文章以历次发掘为起始点简要系统地概括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历史,肯定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研究意义,从考古遗存和墓葬的分布地域依次介绍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出土的主要地点和发现情况。因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特征明显,所以作者按照使用功能不同将其划分为兵器、工具、车马器、日用器具、装饰品等,有些器物造型奇特,用途不明,归入杂器。在将青铜器系统分类的基础上,文章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进行分期与年代考察,从地层依据、年代推断、主要器类的演变序列、器型组合关系等四个角度进行分析。结合分期和年代考察的结果,与周邻五种文化探讨其间关系,最后得出若干条结论,值得仔细研读。文章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文化中所处的独特位置。

杨建华、井中伟则进一步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北方草原青铜器中的地位和传承作用做了论述,不仅将其与北方草原青铜器比较,也对中原青铜器进行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38)杨建华:《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处于北方青铜器的两次发展高峰期之间,在北方青铜器发展中具有很大的传承作用。作者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与周边地区几个考古文化遗存出土的遗物,从造型、纹饰、材料等进行对比,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具有多元性。它以自身特色的銎柄剑和齿柄刀为主,并受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传统,而且吸收了草原青铜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钉齿马具:北方草原与中原青铜文化交往的新证之一》(39)井中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钉齿马具:北方草原与中原青铜文化交往的新证之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从重要的青铜马器具的单独分析,表明北方草原与中原青铜文化交往的局面。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

邵会秋、杨建华的《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40)邵会秋、杨建华:《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考古》2015年第10期。继承和发展了乌恩岳斯图先生的观点,将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草原之路做整体研究。把欧亚草原上几个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文化遗址中的青铜器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比较,重构了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金属之路。文章认为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7世纪的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更为密切,整个草原地区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而夏家店上层文化为揭示草原金属之路提供了重要证据。

党郁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本源铜器考》(41)党郁:《夏家店上层文化本源铜器考》,《草原文物》2012年第1期。则是从聚落考古出发,主要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自身内涵出发,从日常生活用品入手,对该文化各种质地的器物作对比探讨,并与周边同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探讨该文化的本源青铜器问题,进一步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心聚落的建立、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认为小黑石沟遗址在几处遗址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研究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中心区域探究有促进作用。

21世纪以来,科技考古蓬勃发展,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何堂坤、靳枫毅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青铜器的成分做了细致研究。《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合金成分初步研究》(42)何堂坤、靳枫毅:《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合金成分初步研究》,《考古》2002年第1期。通过多件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来探讨其合金技术的发展水平。董利军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的考察研究》(43)董利军:《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的考察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工业技术方面入手,对多处铜矿遗址做系统分析,表明当地社会复杂程度不高,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反映了辽西地区的社会结构。李延祥、杨菊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刀的科学分析》(44)李延祥、杨菊:《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刀的科学分析》,《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刀合金组织与技术进行科学分析,认为其青铜技术水平不高。现在一些学者还对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进行了研究,认为林西大井的金属矿对当地的社会生产有重要意义。

张景明的《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例》(45)张景明:《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例》,《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一文,结合考古学与美学,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做了造型艺术方面的分析。

(四)对墓葬及出土遗物的研究

学界除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上述重点研究外,部分学者对出土的其他遗物也进行了深入探究,基本完善了学界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全面认识。成果涉及各个领域如刻文骨板、石器、陶器等,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充分与周邻考古文化进行比较,表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的劳动智慧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生动局面。

林沄先生的《对南山根M102出土刻文骨板的一些看法》(46)林沄:《对南山根M102出土刻文骨板的一些看法》,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对刻文骨板上的车马纹饰(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进行了研究。初发现时一些学者认为其是装饰花纹,但先生将其与中亚地区、蒙古高原的岩画进行对比,证实其为车马并从构图方式、表现手法、组合图景、骨板上男性的特征等方面,得出骨板上的图像和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岩画艺术有密切关系、和中原地区的艺术传统有所不同的结论。证实过去作者所提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是以北方青铜器为主体的论断。(48)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韩金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石锤斧的初步研究》(49)韩金秋:《夏家店上层文化石锤斧的初步研究》,《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石锤斧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石锤斧最早来自魏营子文化,中晚期出现的形制应来自北方地带中西部。

郑绍宗《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50)郑绍宗:《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977年第1期。在河北省平泉县发掘的石棺墓群中选择了黄窝子山和北大面山,共发掘了11座墓葬并对其进行编号。赵少军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构墓葬初步研究》(51)赵少军:《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构墓葬初步研究》,《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对石构墓葬进行深度剖析,进一步揭示了该遗存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内涵和特征。万鸿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分类研究》(52)万鸿杨:《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分类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系统分析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的出土材料。以上对于墓葬的研究将进一步促进该方面研究的深化。

赵益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祖式玉人考证》(53)赵益健:《夏家店上层文化祖式玉人考证》,《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0期。对遗存出土的玉人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探索玉人缘起。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有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继续深入,可供学人研究的参考资料也逐渐增多,并且成果喜人,学术前景非常可观,但某些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第一,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已经被证实有关联,但相关著作、文章不多。学界应在苏秉琦先生于《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中所说的继续向“古国”之中心“古城”探索。目前中心区遗址没有找到,需要做重点工作。探索其间关系,除运用宗教学的相关知识,还需结合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推动研究的发展。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重视,推动了考古资料的不断更新,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的继续研究,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源流、族属、分期等问题的探索,提供重要依据和线索。

第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研究区域性研究成果和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多,而与同时期的全国其他考古遗存的对比性研究不多,且较为分散,不够系统和全面。应对其出土材料进行仔细整合、梳理、对比,与大规模的全国性考古资料研究进行互补。但可喜的是有关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方面的研究已经成熟,各领域研究成果完善。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大型考古文化工程支撑研究,由学术造诣高、统筹能力强的科研团队带领学者做更为深入的探索工作。

第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形态是农牧混合状态,农业形态远没有下层文化发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探索。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农业考古内容,仅在一些文章内出现,并未进行专题论证,应运用GIS等科技内容,结合一部分生产工具研究,跨学科进行宏观综合性研究。此方面的继续探索将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形态、社会发展程度、聚落组织等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动态清晰认识上层文化居民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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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解谜
后母戊鼎:沉淀在岁月里的青铜器
辽代圹墓的考古学初步观察
“考古”测一测
认识“晋式青铜器”
“比较方法”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学者的“利器”之七
我是怎样走上青铜器研究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