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八年刑、工二部“增立四科”诸说考论

张 飞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自立为吴王，他承袭元制定官制、制班次［1］184。吴元年（1367年）七月，朱元璋于中书省下设司农、太常、大理、将作四司［2］，四司的职能与明开国后所设六部中户、礼、刑、工四部的职能相当，朱元璋亲自掌管人事任命权和兵权①（明开国后设吏部、兵部掌管这两项权限）。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政府健全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建制，明确了其职能。与唐代和宋代均在六部下设四司的定制不同，明洪武年间曾多次调整六部下属机构的建制。

一、刑、工二部“增立四科”等说法的由来

清人在论及明代六部沿革时，多认为洪武八年（1375年）十一月明政府为刑、工二部增设了四个所属衙门分理部务。据《明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三》记述，“洪武元年设刑部郎中、员外、主事，六年分属部四，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八年增设四科，十三年仍分四属部”。《明会要》卷三十二《职官四》则称，“洪武元年设工部郎中、员外、主事，六年分属部四，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八年增立四科，十三年以屯田部为屯部”［3］。万斯同在《明史》中称，“洪武初置工部及官属，六年增尚书、侍郎各一人，设总部、虞部、水部、屯部，总部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余各一人，总部主事八人，余各四人。八年增立四科，科设尚书侍郎及官属如刑部数，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照磨二人”［4］。此外，张廷玉、嵇璜、永瑢等人也在其著作中提及洪武八年刑、工二部“增立四科”、增设官员之事［5］1759，1762［6］483，489［7］［8］265，301。

当代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洪武八年，明政府为刑、工二部增设了四个所属机构。例如：王天有在《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一书中称，“明代刑部始设于洪武元年（1368年），六年（1373年）置总、比、都官、司门四属部，八年（1375年）以部事繁杂增设四科”［9］148。又称，工部“八年（1375年）增立四科”［9］155。张显清、陈茂同等人也认同洪武八年“增立四科”之事［10-11］。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明政府于洪武八年将刑部、工部的四个子部（即属部）改为四科，后又将其裁革［12-15］。至于子部如何改为科，又于何时被裁革，他们却未提及。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洪武八年明政府调整刑、工二部下属机构之事认识不一，笔者以下拟分别讨论刑、工二部“增立四科”以及将刑部、工部的四个子部改为四科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

二、刑、工二部“增立四科”考实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太祖朱元璋“命增设六部官员。中书省议奏：‘户、刑、工三部庶事浩繁，今定户部为五科，每科设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内会总科主事六人，外牵照科主事二人，司计四人，照磨二人，管勾一人。刑部为四科，每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工部为四科，每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照磨二人。吏、礼、兵三部官仍旧。’从之”［1］1723。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中书省的奏议中所谓“定……为……”是对既有制度的重申与确认，后世研究者所说的“增立”则是改制与创新。“今定户部为五科”指的是户部设一科、二科、三科、四科和总科，“（定）刑部为四科”指的是刑部设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定）工部为四科”指的是工部设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由此看来，明代史籍中并未记述洪武八年户、刑、工三部增设所属机构之事。

那么，洪武八年是否新任命了官员②，增加了户、刑、工三部的员额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六月辛未（六月初一日），定六部及诸司的设官数额。每部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户部设一科、二科、三科、四科及总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每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总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刑部设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四部，总部、比部、司门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都官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比部每部设主事六人，都官部、司门部每部设主事四人；工部设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四部，总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八人，虞部、水部、屯田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1］1481。

洪武八年，仍沿用洪武六年所定之官制。洪武八年十一月，朱元璋“命增设六部官员”。中书省遂提出户、刑、工三部“改制”的构想，朱元璋批准了中书省的奏议。然而，依中书省的奏议增加员额并非易事，仅补足正三品尚书（尚书后为正二品）、侍郎的员额就需要新任命二十八人，遑论补足户、刑、工三部子部所有职位的员额。

洪武八年十一月戊寅（十一月二十二日），明政府任命李泰和周肃为户部尚书。《明太祖实录》称：“戊寅……以前福建按察司佥事李泰、河南府知府周肃为户部尚书，及户部员外郎程昱、松江府通判王庸、工部主事程昭为户部侍郎。”［1］1724由于前任户部尚书宋冕、赵好德分别于洪武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和六月十九日调任陕西参政［16］，尚书之位已空悬两月，此次李泰和周肃担任尚书属于补缺继任。

考之史籍，明政府于洪武八年十一月新任命的户部尚书唯有何士弘一人，为了与李泰、周肃这样的补缺继任者相区别，《明太祖实录》将何士弘称为“一科尚书”。《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为：“壬午（二十六日——笔者）以登州卫知事周斌为户部侍郎，户部侍郎何士弘为一科尚书，户部员外郎汤槃为四科侍郎，工部主事余文升为三科郎中，刑部员外郎顾礼为本部侍郎。 ”［1］1724

洪武八年，中书省的奏议称，“定户部为五科，每科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实际上，当时明政府只新任命了一名户部尚书。

那么，明政府是否依照中书省的奏议新任命了户部侍郎呢？笔者检阅史籍后发现，洪武八年任 命 的 侍 郎 唯 有 程 昱［1］1724［17］1020［18］568、王 庸［1］1724［17］1020、程 昭［1］1724［17］1020［18］568、周 斌［1］1724［17］1020、汤 槃［1］1724［17］1020、陈显［17］1020等六人。其中，新任命的侍郎一共有四名，分别是程昱、程昭、周斌、汤槃。这说明，当时新任命的户部侍郎的数量也与中书省的奏议不符。

《明太祖实录》中并没有关于洪武八年刑、工二部新任命官员的记载，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刑、工二部未增加官员。洪武八年十一月，刑部尚书为冯冕［1］1520［17］945［18］123、徐 本③，侍 郎 为 臧 哲［17］1080［18］190、顾礼④［1］1724。 工 部 尚 书 为 薛 祥［17］960［18］245，侍 郎 为 薛坚［17］1101［18］306、梁 铣［17］1101［18］306。 就 官 员 的 数 量 来 看，刑、工二部均沿用旧制。洪武九年（1376年），刑、工二部仍是尚书二人、侍郎二人。

由此可知，洪武八年“改制”时，只有户部新任命了官员，即便如此，户部新任命官员的数量也未达到中书省拟定的标准，而刑、工二部既未增设下属机构，亦未新任命尚书、侍郎。笔者据此提出，洪武八年中书省关于户、刑、工三部增设官员的奏议后来并未完全落实，明太祖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的《诸司职掌》以及集明代典章之大成的《明会典》均未记载洪武八年“改制”之事，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三、对改“四部”为“四科”说法的探源

当代的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洪武八年“改制”之事产生误读，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清代学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不熟悉明代的历史和文化。笔者以下拟从分析古今文化差异入手，探究改“四部”为“四科”这一说法的由来。

在前文所引《明太祖实录》中，户部所属机构被称为 “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总科”），刑部所属机构被称为“部”（“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工部所属机构也被称为“部”（“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洪武八年，户部设有四个子部，其子部称“科”，刑部、工部也设有四个子部，其子部称“部”，一些研究者便误以为彼时的“改制”是将刑部、工部的四个子部更名为“科”。

受到今天行政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部”“司”“科”在古代分别指不同的官署，“部”是最高一级中央行政机构，“部”下设 “司”，“司”下设“科”。

这种观念从黄阿明的《明初中书省四部考论》一文中可窥一斑。黄阿明在文中提出，明初“所谓的‘中书省四部’其实是太常、司农、大理、将作四司，因此准确的说法是‘中书省四司’”［19］，他随后指出，“明清史籍记载在洪武元年八月中书省奏定六部官制之前，朱元璋政权中书省曾设四部”的说法是错误的。黄阿明直言明清史籍的记述存在错误，依据便是明代初年中书省设置的是“司”，而非“部”。

笔者认为，对于“科”“部”“司”的解释应当以史籍为据。以工部为例，自设立以来其所属官署的名称一直在变化，表1详细列举了从唐代到清代工部司属称谓变化情况。

表1 从唐代到清代工部司属称谓变化情况

由表1可以看到，在封建时代，工部司属的称谓或为“部”，或为“司”，这就说明当时“部”与“司”的地位并无高下之分。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八月庚戌，朱元璋命将六部子部改称“清吏司”。《明太祖实录》记述如下：“上以六部之属皆称部混而无别，故欲易其名因寓饬励之意。凡诸属部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选部曰文选司，封部曰验封司，勋部曰稽勋。礼部仪部曰仪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司马部曰武选，驾部曰车驾，库部曰武库。工部营部曰营缮，屯部曰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户、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礼部主客，兵部职方名皆仍旧，俱改部为清吏司。 ”［1］3579

虽然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对六部子部的名称进行了规范，但在其后的各类官私记述中，使用子部旧名者仍十分常见。

崇祯五年（1632年），户部官员上疏请求依旧制，由工部虞衡司（旧称虞部）出办蓟镇军队所用火器、盔甲钱。其文曰：“臣等看得典衣典冠各有司存，如造火器、制盔甲皆虞部事也，料价之云自有额设……倘制造不敷，该抚（顺天巡抚）应另行设处，或请虞部本项钱粮自足以办。”［20］

在呈给明孝宗的奏疏中，甚至还出现了“子部”这个在洪武二十九年已被“废止”的词。南京兵部尚书倪岳上疏称：“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近年虽设正、佐二员，偶遇事故，或有正、佐官两缺之时，堂上印信不免暂委子部郎中等官署掌……体统不正。事难办理。”［21］

倪岳在奏疏中使用了“子部”这样的旧名，说明当时这些旧名是适用于官方文书的。

无独有偶，明人沈德符在论及通政在“大九卿”中地位最低、通政司无所属衙门时，也称六部所属机构为“子部”。其文曰：“六部有子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有左右寺，唯通政无属。”［22］

在古籍中，多有沿用前朝古官称以为别名者［23］，上述将“部”与“司”混用以及沿用“子部”这一旧称等做法就属于此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明代的中央官制与近代以来的中央官制是不同的，在明代，官署被称为“部”或“司”，并不意味着其地位有什么不同。

不妨把讨论的范围扩大。明代，“部”“司”“监”“寺”“局”等都不是某一层级官署的固定称谓。例如：胡丹在《明代宦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洪武时，内官衙门经常在监与司之间变化”［24］。这就意味着，无论机构的名称是“监”还是“司”，其职能都是相同的。

在明代，“部”和“司”时而用来指称一级中央行政机关（如明初的中书省四司），时而用来指称一级中央行政机关的所属机构（如明初的六部子部以及后来的六部诸司）；而“监”“司”也可以通用［1］2911（如明朝的“二十四衙门”有的称“监”，有的称“局”，有的称“司”）；时而“局”下设“司”（如女官六局之一的尚宫局领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时而“司”下设“局”（如工部虞衡司下设皮作局、鞍辔局、宝源局、颜料局、军器局）。这说明，明代的“部”“司”“监”“寺”“局”等皆为“官署”之意。

由此观之，“今定户部为五科”“刑部为四科”“工部为四科”中的“科”皆不是官署名称，而是“部门”的意思，因此，当代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刑、工二部的四个子部在洪武八年改为“四科”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四、结语

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洪武八年，明政府为刑、工二部增设了四个下属机构，称“四科”；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刑、工二部的四个子部在洪武八年改为“四科”。但结合史籍来看，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这些研究者之所以持上述观点，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清代学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不了解“部”“司”“科”在明代皆为“官署”之意，其地位并无高下之分。

注释：

①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为当时战事紧迫，未能及时健全中央政府的职能。详见方志远所著《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37页）。

②本文所讨论的“新任命官员”，指的是洪武八年朝廷依照中书省奏议专门安插的人员，当时正常升迁（如补缺继任等）的官员不在此列。

③徐学聚所著《国朝典汇》称，韩士源于洪武八年十一月担任刑部尚书（参见《国朝典汇》卷一七九，第716页），误。韩士源于洪武九年正月接替徐本担任刑部尚书（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甲子”条：“以刑部尚书徐本为陕西行省参政，赵孠坚为广东行省参政，中书左司郎中韩士原为刑部尚书……”此外，谈迁所著《国榷》卷首之四亦有此说）。

④雷礼所著《国朝列卿纪》称，顾礼于洪武九年任左侍郎（参见《国朝列卿纪》卷五十八，190页）。